何艳玲:深圳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城市与市民的关系应该说一直很密切。我记得六七年前就来参加过深圳2040远景规划会议,会议邀请了居民、大中小学生、企业代表、各领域专家以及政府人员等等,用公众参与的方式集合各方力量对深圳未来的城市发展献计献策,“全民畅想,共同规划”。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将过去的社会层面、行动层面、零散性的探索变成政府层面、制度层面的整合性设计。从深圳故事走向深圳样本,从深圳样本走向深圳模式,我们还有很长的路。
共同城市:在2016-2030深圳总规设计中,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及市民应该呈现什么样的关系?如何共建更好的深圳?
何艳玲:首先,必须识别合作的原因,即我们共同面对的问题及其分歧,这是讨论所有话题的起点和基础。没有分歧,就没有合作,也不需要合作。所以,识别分歧,特别是重大分歧,是我们在城市治理中建构良好关系的起点。其次,政府、企业、社会及市民肯定是取长补短的关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和定位,应该各司其职,发挥各自优势去解决共同面对的问题,这里需要互动、对话和妥协。比如,深圳地铁站的设立不是政府或者专业人士说了算,而是大家共同协商,经过多轮讨论,各方都充分发表意见。而后基于此,在技术、专业、资源、需求中找到平衡点。城市任何一个决策,比如地铁站设在哪里,垃圾站设在哪里,总会有人受益,有人会受损,但这并不是关键;关键在于城市发展不能总是让部分人受益,而另外一部分人受损。好的城市治理无法实现“点的均等(even) ”,但应该促成“面的均衡(balance)”。
共同城市:从您主编的《城市政府能力蓝皮书》来看,深圳从2013年到2016年有较大提升,您如何评价这三年来深圳政府能力的变化?
何艳玲:我们做《城市政府能力蓝皮书》时,其实不断在修正对城市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评估标准,并逐渐趋向于通过人对城市的感知、通过各种间接测量(比如城市活力、城市磁聚力)来评估城市政府能力。深圳一直以来都非常注重市民参与,这与我们评估的趋势是吻合的。另外,深圳雄厚的经济实力本身就是强劲的推动力。强大的市场和社会形成了对政府的“倒逼”机制,推动政府能力提升。正是本地企业日益提升的需求,“倒逼”深圳市政府建构营商环境和良性沟通机制;而经济发展也会为城市吸纳更优秀的人才。这不是简单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是良性的“倒逼”机制所促成的发展。
共同城市:您认为信息科技的发展为城市治理带来了哪些改变?
何艳玲:首先,信息科技的发展给城市治理提供了新的工具,也随之带来了更多可能性。这些工具让城市管理变得更有针对性、更合理。比如,大数据就让政策的制定变得更精准。第二,信息科技作为一种武器,加强了原来处于弱势的公众力量,为他们提供了更多表达的技术、渠道和空间。这会“倒逼”自上而下垂直的政府管理模式,促发更为扁平化的管理模式的改变。过去政府是信息的垄断者并据此来决策,政府和公众的关系是不对等的,而信息计划带来的扁平化使得双方具有了对等的可能性。
就此而言,信息技术成为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一种新的“弱者的武器”,它大大增强了公众的力量,为多元主体的协作提供了更大可能。未来,这种变化一定会重构我们已有熟悉的城市管理方式。这种重构,我们已经不需要等待未来,因为它早已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