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包括服务供给模式、供给结构等方面;城市交通供给侧改革,并非简单满足需求,而是在响应“受控需求”过程中,引导城市交通模式走向可持续发展。如何应对分时租赁的发展,成为城市交通服务供给侧改革的一个重要议题。
在“共享单车”波澜之后,分时租赁又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交通运输部更是出台了相关政策。如何认识和应对分时租赁给城市交通服务供给结构带来的新变化,不是简单强调“互联网+服务”、“消费者权益”和“公交优先”理念就可以回答,而是涉及到城市交通发展战略、供给侧改革和公共治理等深层次问题。
分时租赁政策需要面对的并非简单的“供需平衡”,而是“理性供给与受控需求平衡”问题。与一般的消费需求不同,城市交通消费关联到社会整体有限资源的合理分配。由于我国城市的高密度特征,交通用地占城市建设用地的比例不可能超过20-25%,导致城市道路交通容量受限。正因为如此,城市不可能满足不受节制的小汽车交通,城市交通问题的核心是“难以节制个体交通需求与居住环境之间的矛盾”。因此,分时租赁需要放到整个城市交通发展战略背景中加以思考。
由于在土地资源和环境制约下,城市无法满足不受节制的小汽车交通消费需求,决定了我国城市交通发展战略强调“公交优先”。但是,我一直认为我国城市交通单纯强调“公交优先”是不够的,缺少对其他交通方式发展的明确态度。面对日益多样化的城市交通需求,我们应该承认小汽车有其“合理部分”。这不意味小汽车可以无节制反战,而是需要一种既能保障合理需求,又能抑制“过度需求”的使用模式。因此,城市交通战略应该是“公交优先+X”,既突出公交优先的基石作用,也需要对合理私人交通有正确的响应。对于小汽车交通并非一概排斥,而是抑制不合理需求,保障合理需求,这就寻求某种新模式来引导和保障小汽车的合理使用。
从用户角度来看,分时租赁的本质是用小汽车的“使用权”替代小汽车的“拥有权”。理论上说,由于每次使用都需要支付计入隐性成本(主要指车辆折旧等费用,并没有包括污染治理等社会成本)的完整费用,使用者将真实地“感知”每次使用小汽车的成本,从而使得自己的行为变得理性。同时,由于不管是否拥有私人停车位都可以获得小汽车的使用权,缓解了政府面对居民停车资源使用保障公平性方面的压力,分时租赁是城市不可或缺的交通服务模式。此外,由于分时租赁车辆处于停泊状态的时间相比私家车要短,从停车资源的使用效率角度来看,具有优化资源使用效率的潜力。不过,由于我国所处机动化和城市化同步快速发展阶段,所获得的调查数据并没有显示出明显降低小汽车依赖性的特征。中国城市居民对于分时租赁产生的行为响应是需要尚需深入调查分析的问题。
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到,从城市公共时空资源使用角度来看,分时租赁仍然是私人交通性质。也就是说城市有限的空间资源和环境容量,不可能支撑分时租赁的大规模使用。从而,分时租赁的总体规模应该限于适度满足居民合理使用需求,而不是充分满足居民方便、随时使用。正是这种分时租赁在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中的定位,决定了分时租赁应该接受必要的市场规制。市场规制可能涉及的内容,包括投放的车辆总数、价格底线(不允许违背市场真实价格)、营业网点分布、服务模式(例如是否允许异地还车)等。
在政府、企业和市场均缺少经验的初期,市场规制可以较为严格。事实上最为重要的不是市场规制的严格与否,而是管理部门需要积极地进行调查分析并动态地调整市场规制。通过对分时租赁用户的追踪调查,及时发现管理认识差距;根据市场成熟情况,及时放松市场规制;根据活跃用户的态度变化,科学判断交通行为演化趋势。
分时租赁是一个研究者、管理者和服务提供商均缺少经验的领域,必要的“成长管理”过程有助于市场的良性发展;分时租赁是一个具有很大国别和社情差异的服务领域,国外经验并非能够简单套用;分时租赁是一个涉及公共资源使用、公共利益协调的领域,放任自流会导致社会危害的出现;分时租赁并非一个单纯的公共管理问题,而是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共同协作的公共治理问题;分时租赁是一个存在市场失效潜在可能的领域,恶性竞争和行业垄断是需要加以制止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