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社会变迁中的秩序
《日本新中产阶级》选摘

图为晨间剧《雏鸟》剧照,来自网络
1958年,刚获得哈佛大学社会关系系博士学位的傅高义携妻苏珊娜来到日本,租住在精神分析学家土居健郎教授家隔壁。学习日语之后,他们选择了千叶县市川市真间町进行研究。这是一个中产阶级社区,傅高义夫妇通过一所小学,选定了六个工薪族家庭进行为期一年、每周一次的访谈。时值日本战后经济基本复原,经济社会发展正在努力向西方看齐,很多家庭刚开始买第一台电视机。这个社区的居民家庭,丈夫多在东京通勤上下班,妻子则是全职太太。傅高义发现这些在大企业或政府机构工作的人(即工薪族),其家庭与传统的小农场主或商人家庭之间差异很大。作者由此提出了“日本新中产阶级”一说,“新中产阶级”带动了变革,过上了光鲜的生活。
书摘节选《日本新中产阶级》第四部《M町大观》第十三章《快速社会变迁中的秩序》中的段落,谈新社会秩序的本质及普及。标题为编辑自拟。为便于阅读,文字有微小调整。
《日本新中产阶级》内封
新秩序的本质
群体内部的社会秩序主要依靠雇主与雇员、担保人与被担保人以及施援者与受援者之间的家长式关系维持。随着快速的社会变革和大型组织的内部集权,小型社会单位不能一如既往地掌控奖酬和提供保障了。尽管这种家长式的关系模式在当地社会仍继续维系着一些社会秩序,但在城市地区,其重要性已然减弱,取而代之的是以大型组织为中心的新模式。
大型科层组织使新秩序成为可能,这种新秩序在日本新中产阶级之中尤显瞩目。鉴于规模,大型组织须得形成关于招聘、工资、晋升和员工福利分配的标准化方法。经历了合理化的过程,这种新秩序与家长式的旧秩序截然不同。旧中产阶级在其小圈子里对下属独断专行,而大型组织的部门主管则无此权力。
然而,日本大企业的合理化进程未必导致与美国等国相同的社会组织模式。将一个人纳入经济秩序的基本方式,不是通过他的职业专长,而是通过他的公司。较之献身于专业,委身于公司是更为基本的做法,持续的时间也更久。个人的安全和认同感源于其在特定公司或政府机构的成员身份。若被问及做何工作,人们的回答可能不是职业,而是所在公司的名称。在公司内部,出于利益最大化考虑,公司会给予员工必要的培训或再培训。员工履行职责不可干扰公司运作,公司可以调派员工至新岗位,培训他们掌握新的技术和组织程序要求。正如在美国有人时常留在同一组织,在日本也有人经常从事相同的专业工作,但不同的是,日本人比美国人更献身于所在的公司或政府机构。
日本公司的合理性,并非源于特定程序和社会角色,而来自全体成员对群体目标的服从。为了实现群体目标,公司成员非常积极地采取一切措施。公司通常不能因成员无能就将其开除,决策有时须基于人情甚于技术考量,公司还须花费大量精力让员工感到幸福并舒缓他们的紧张情绪。然而,招聘考试确保了员工至少具备最低限度的能力,不管有能力的员工身处什么职位,公司内部的非正式制度给予他们一种影响政策及其执行的伸缩性,从而公司不会为大量的人事异动而困扰。人员在公司间的低流动性,使得从外部引入变革的过程更加困难一些,却给予公司内部出现更高层级复合性变革的可能。此外,降低退休年龄意味着使新鲜血液迅速进入公司,控制权更迅疾地传递给较少受传统影响的年轻人。公司间的低流动状况以及委身公司甚于献身职业专长的倾向将会持续多久,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在劳动力短缺或者需要高度专业技能的领域,这些做法虽然受到质疑,但于大多工薪族而言,它们仍是稳固的制度化存在。
同早期的日本家庭相比,那些丈夫在新科层机构任职的现代日本家庭,生活已经有很大的变化,但即使如此,还是与美国以及欧洲许多国家的常见模式大相径庭。本书正文中讨论的日本工薪家庭的独有特征(如家庭与公司的隔绝、丈夫对家务缺乏参与、妻子社会参与的范围狭窄,以及妻子与孩子的关系非常亲密),并无根本性改变的迹象。
工薪族尚未克服所有困难。他们脱离群体意愿、独立自由活动的余地远远低于大多西方国家的工薪族,他们为了群体团结牺牲得更多,维系此种牺牲所需的、强大的群体凝聚力远非大多西方组织可比。许多不能在公司一展抱负的或者不为公司掌权派所接受的工薪族也许会心灰意冷,也许会向朋友苦苦抱怨或者同情电影、小说和短篇故事里那些自我牺牲的不幸英雄。但是,尽管有所失意,工薪族仍然对自己的生活方式基本满意。工薪族的妻子可能觉得她们奉献了一切,比丈夫生活得更艰难,但是,考虑到她们狭小天地以外的世界如此严峻,以内的世界却如此放松并受其掌控,以至于她们更愿意留在家里做好妻子并照顾好子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