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现的世界:21世纪的城市与区域》由著名城市地理学家艾伦?斯科特(Allen J. Scott)教授所著。艾伦?斯科特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地理系与公共政策系的杰出教授,长期致力于经济地理、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对城市理论发展具有重要贡献,并在美国、欧洲与亚洲等地开展了大量的实证研究。该书英文版发布于2012年,并于2017年4月译成中文由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出版。本文由该书译者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王周杨博士与斯科特教授共同撰写,作为中文版的序言。
《浮现的世界:21世纪的城市与区域》一书主要关注21世纪全球资本主义不断拓展的复杂秩序,及其在城市与区域的形成与功能塑造方面的呈现。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经历了巨大的社会经济变迁与城市发展,所以这些主题与中国有着特别的关联。当前,中国与亚太地区的城市化进程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更为显著。我们很高兴推出此书的中译本,希望有助于围绕这些地区的发展现状与未来前景引发新的争论。
主要观点
此书的论述主要是建立在对城市概念的构建之上。城市可以被视为关键的经济与社会活动围绕其共同的功能重心集聚所产生的一种地理空间现象。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这意味着特定的资本单元倾向于在空间上集聚,一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二是利用区位邻近产生的效应提升生产效率。然而,这些关系只是现代城市起源与形态的一些最初始要素。劳动力是生产过程中与资本同样关键的要素,也是城市化进程的内在组成要素;同时,劳动作为工资的来源,是城市中家庭生活与居住活动的基础。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涌现效应包括居住区的形成、城市内部流通的结构、零售空间的组织、城市的建造形态等,都会反作用于资本与劳动力集聚所形成的城市特征。而且,我们还必须承认,城市化总是伴随着一种以治理制度与公共秩序为特征的集体性呈现。
书中描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三个主要历史时期及其城市化形态特征,分别是:
(1)18世纪晚期英国与欧美国家出现的经典式工厂与手工作坊体系,最初是基于水力,之后是基于蒸汽机磨坊。正如1845年恩格斯对曼彻斯特的经典描述,这一体系是传统工人阶级城镇的基础。
(2)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早期,批量生产体系成为资本主义的主导形式,其在城市方面的表现是北美与西欧制造业带中出现的大都市地区。
(3)从20世纪末开始,一种以数字技术与高技能知识型劳动力为基础的新资本主义开始逐步形成。此书的论述主要是聚焦于资本主义的“第三次浪潮”,及其在全球范围内发展所形成的新城市形态。
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批量生产体系的衰退,这种新的资本主义形式开始浮现,其主要特征包括以电子技术为基础、经济与社会生活的网络化结构、显著的经济与社会创新能力等。这一新趋势出现的最明显标志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由电气-机械技术主导的批量生产体系向计算机化生产活动的转变。如今,几乎所有经济部门都可以将大量标准化与计算工作进行自动化操作,许多新的部门开始成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核心。同时,它也淘汰了许多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蓝领制造业岗位,如今在许多中等收入国家也开始出现类似的转型。此外,新数字技术的应用还可以通过支持个体劳动者的智力(或认知)和情感(或文化)人力资本,增强智力劳动力的能力。因此,此书采用“认知-文化资本主义”一词来形容在当今世界上许多地方开始形成的新经济与社会活动。具体而言,主要涉及现代经济中基于高水平智力与情感劳动投入的一些核心部门,包括高技术设备、软件、金融与商务服务、高级个人服务如医药与人类发展,以及符号-体验类的产品如电影、音乐、电子游戏、旅游与时尚等。
这些部门及其核心的劳动者都高度倾向于(尽管也存在许多例外)聚集在世界上大型的全球城市-区域,包括从洛杉矶到上海,从柏林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等。在这些地方,它们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城市经济活动与社会生活的形态与实质,包括城市符号景观的重要转型。然而,并非所有的变化都必然是积极的。伴随着认知-文化经济在一些主要世界城市中的扩张,低收入服务劳动群体也在快速增长。其主要社会功能是为城市生活的社会再生产提供低成本的服务,具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满足上层劳动者的个人需求,二是维护城市的物质与组织结构,包括建筑物、基础设施、交通运行、安全与公共服务等。这些低收入服务劳动者中的大部分是来自于农村地区或贫穷国家的移民。这一情况的结果之一就是几乎世界所有大城市中的上层与下层劳动力之间的收入与生活机会鸿沟都在不断扩大。
与中国的关联性
此书中的大部分论述具有相当高度的概括性,但是主要引用的经验都是来自美国及其他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将这些讨论转移到中国的案例研究基本上不是很难,但是还要在许多论述上进行一定的调整。尽管认知-文化资本主义已经开始深入中国的一些主要城市,然而并没有如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同等程度地取代城市生活中的其他元素。因此,我们有必要简要地指出一些可以与中国当前情形进行比较与对比的要点。
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分权、市场化与全球化三股力量的推动下,中国正在经历快速的经济转型与城市发展进程。从1978年到2015年,中国城市人口的比重从17.9%增长到56.1%,城市数量从193个增长到653个。在经济快速增长与外商直接投资的驱动下,中国出现了三个主要的全球城市-区域,包括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这三个城市-区域仅占全国土地面积的2.8%,但是人口与GDP分别占到全国的18%与36%。
近年来,中国经济结构正在逐步由制造业向服务业演变。尽管制造业仍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但其产出所占的比重在不断下降。同时,制造业本身也在快速地向更加注重技能的知识密集型生产方式转型。这些变化意味着中国经济正在转向以认知-文化为主的生产方式。而且,这种类型的生产方式最为密集的地区是大型的城市-区域,特别是在北京、上海与广州等世界城市。在这些地方,技术密集型产业、金融与商务服务,以及从电影生产到时尚的文化产业在过去的十年中获得了蓬勃发展。这一趋势在城市空间中的呈现是高技术产业区、专业化的金融集聚区、创意园区也在快速增长。2015年,北京与上海的服务业比重分别为79.7%和67.8%。此外,在中国其他城市也在发生相似的变化,各地政府都在寻求各种政策举措来加速向认知-文化生产方式转型。例如,作为阿里巴巴总部所在地的杭州,其高技术产业与电子商务产业在快速发展;传统的江南水乡乌镇如今以戏剧节与世界互联网大会而著称;莫干山的“洋家乐”则吸引了大量的国内外游客。
然而,在快速经济转型与城市化发生的同时,大城市的社会分化也在不断加剧,呈现出具有较高资质的上层劳动力与从事低薪服务劳动的下层劳动力。近年来,这两类群体之间的收入与生活机会的鸿沟正在不断扩大。在城市社会结构与居住空间方面也逐渐显现分异的特征,上层劳动力主要居住在高级的门禁社区或是宽敞的郊区别墅,而下层劳动力(主要由农村地区的移民构成)大部分生活在破败的居住区和棚户区中。
正如书中论及,虽然认知-文化资本主义城市中存在着大量的贫穷居住区,但是在城市的特定空间中也出现了不断强化的审美化过程。这一过程在中国的许多城市中也有所反映。随着制造业功能持续由中心城转移到外围地区,许多原来的工业用地与居住用地正在经历绅士化的过程,它们被重新开发为高层写字楼、高端公寓与创意园区。这种再开发活动的盛行迎合了城市吸引全球资本与高技术移民的战略。诸如北京2008年奥运会与上海2010年世博会等一系列巨型事件加速了城市更新,并且改善了这些城市的形象。此外,一些面向城市社会上层劳动力休闲需求与活动的消费空间也在蓬勃发展,包括购物中心、咖啡馆与酒吧、精品服装店、博物馆与画廊等。上海新天地的更新项目就是这类绅士化的典型案例;与此类似的还有北京798创意园区,集聚了大量的文化创意产业。
显而易见,认知-文化经济正在中国强有力地涌现,并对城市发展产生强烈的影响。但是,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相比,中国城市还存在许多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尽管管理与财政的权力不断趋于分散化,然而政府在城市与区域发展中仍然扮演主导的角色。在计划经济时期,资本与劳动力被政府严格控制,生产与居住空间主要呈现为由政府和国有企业组织的单位制模式。自1978年开始,伴随着市场化与全球化的进程,经济主体开始变得更加多元化,但是政府在塑造城市空间与制定发展战略方面仍然具有重要作用。特别是土地利用的变化与城市建设活动都高度依赖于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决策,并且受到自上而下的规划体系管制。这意味着中国城市发展是一种市场与政府力量交织作用的特定结果。
其次,城市-农村的分化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尤为重要。随着国家对人口迁移控制的不断弱化,出现了从农村到城市的大规模人口迁移潮,这对于大城市的快速增长具有重要贡献。然而,这些农村移民的职业、收入与权利明显受到户口的影响。特别是在大城市,本地居民与农村移民之间的鸿沟正在变得越来越大。农村移民缺少进入高收入就业与获得各种社会福利的机会,这也导致城市中的社会极化效应变得越来越严重。
当前,我们还需要开展更多的研究来审视认知-文化经济的逻辑与动力机制,并对中国的特殊性进行解读。同样,也需要更多的研究对当前中国与西方的城市发展形式进行比较与对比。我们希望此书中译本的出版能够有助于启发此类研究,通过更加全面地分析经济快速变化背景下的中国城市发展过程与经验特征,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城市理论。
本文由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发展研究中心王周杨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