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们普遍认为规划理论与规划实践者的相关度不高。本文试图通过展现过去50年里规划理论对规划这个职业的影响,来反驳这种观点。文章提出了理论可以有助于规划工作领域的三种途径(这里的规划领域主要指北美的规划实践和教育)。第一个途径是对规划工作深入的人文主义哲学思考,并且探寻它对规划实践的含义。第二个途径是对规划实践进行调整,使其适应现实世界在尺度、复杂性和时间上的限制。第三个途径是将其他领域的知识和思想通过规划理论转译到规划领域。本文的结论是:规划理论应当被看作是全球学者跨学科的一种努力,他们对规划专业的贡献非常重要。
前言
50年代初在芝加哥大学学习规划时,我有幸成为爱德华·班菲尔德(Edward C. Banfield)的学生,他主持了世界上第一个规划理论研讨会。在指定的教材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卡尔·曼海姆(Karl Manheim)的《重建时代的人类和社会》,那时英译本刚刚出现,还有赫伯特·西蒙(Herbert A.Simon)的《管理行为》。曼海姆是匈牙利社会学家,在战前逃亡到英国,他因对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而著名。西蒙当时是公共管理专业的一名美国学生,多年后因为在人工智能方面的工作获得了诺贝尔奖。当曼海姆在寻找一种民主政体来替代极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这两个妖魔时,西蒙探讨了在美国的官僚体制下进行理性决策的可能性。班菲尔德对西蒙的研究特别感兴趣,并将芝加哥住房政策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得出了“芝加哥公共住房规划全部是政治决策,规划者所谓的理性主义仅仅只是意识形态的烟雾屏障”的结论。这最终导致了他去研究城市政治,并且成为哈佛大学的教授。但是,我却被“规划理论”(它的定义无论在当时或者现在都难以准确界定,因为覆盖了如此广阔的内涵)这只“虫子”蛰到了,并至今一直思考“规划”这个问题。
我提到我个人的故事,是因为从这些早期的探索性开端迄今,规划理论已经成为备受推崇的学科,甚至有杂志专门讨论有关规划历史及理论的研究,而且大多数美国规划校系也将规划理论作为导论课程。事实上,把规划理论列为必修课是美国规划专业评估委员会的要求。尽管有这么明显的“成功”,但质疑它对实践的作用的声音仍然没有消除。根据一次对规划从业人员的调查,桑亚尔发现:当从事实践工作的规划师面对利益冲突的挑战时,事实上没有一个规划师觉得规划理论、或者任何理论能起引导作用;他们是从实践中学习,而不是从理论中学习。但是我试图通过本文表达不同的观点,强调若干我看到的“运用”规划理论的方面。我相当肯定,如果现在再要求从业规划师回答桑亚尔提出的同样的问题,大多数人会继续验证他的结论。但是我相信:任何一种知识都会对规划学科的观点(discourse),或者更广泛而论,对任何学科的观点发挥该知识特定的作用。这些观点深深影响了成千上万的规划专业的学生,他们一直都被“什么是规划”这样一个问题所困扰。多年以来,我们对这个存在已久的问题的回答有了改变。在规划学生进入实践领域后,规划理论帮助他们形成了自己的想法。不知不觉中,他们也帮助我们共同转变了对规划实践的理解。我们放弃了战后主流模式认为的“规划实践是理性决策的一种形式”的理念,转向当代对规划的理解,即规划无可避免地根植于政治,或更确切的说规划反映和适应了不同时代的时代精神。
我在这篇文章中引用的著作很明显地反映了我个人的偏见。不必故作谦虚,50余年来,我确实致力于转播这个观点,它们也影响了一些已经发生的转变。其他规划师可能不认同我所说的规划理论的三个中心“任务”,或者不认同那些具有这个观点的作者如何理解他们的工作。但是我重视讨论,所以欢迎大家对我所观察到的当前情况作出自己的回应。
导言
规划理论正日益成为全球性议题。在90年代,米兰大学的路易吉·莫萨(Luigi Mazza)创办了期刊《规划理论》。巴里技术大学的迪诺·博瑞(Dino Borri)任总编,将英美规划理论家的一些著作译成意大利文并由狄德罗出版社出版,其中包括弗里斯特(Forester)、弗里德曼、希利(Healey)以及桑德库克(Sandercock)。在英国,帕齐·希利在皇家城市规划学会的大力支持下,创办了《规划理论及实践》期刊,2008年庆祝了它创刊10周年。在德国,亚琛大学的克洛斯·塞勒(Klaus Selle)一直是规划理论的主要贡献者。还有来自以色列、巴西、挪威、丹麦、比利时以及希腊的一些学者对规划理论做出了个人的贡献。此外,最近几期《中国城市规划》杂志(英文版)表明现在甚至有小部分的中国规划师也已经参与到这个讨论中。
相对而言,“规划理论为了什么?”或是“为什么我们选择参与到理论的讨论中来?”则是我们还没能清楚回答的问题。有时,质疑者指出:理论家主要是在他们自我认同的小团体内讨论,那样的理论只是一种深奥的游戏,很少或根本没有实际意义。相反的观点则认为规划理论在更新规划实践中起到了核心作用,比如克劳斯·塞勒。基于克劳斯·塞勒的观点,我在本文提出了规划理论有助于我们专业领域的三种途径,并特别强调这适用于北美地区。对规划理论的贡献也来自本文未提及的其他途径,但是我认为即将讨论的三种途径是我们努力的重点。我将它们称为“任务”,就是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了它们是参与这个讨论的人们的主要关注点。
第一个任务是在规划中融入经过深思熟虑的人文哲学,并探寻它对规划实践的影响。这是规划理论的哲学任务。第二个任务是帮助规划实践适应现实世界中尺度、复杂性及时间的约束。这里我想到的是:随着城市的复杂性及规模的不断增长,差异的重要性上升,不断变化的世界给我们带来了种种约束(以及机遇)。我称其为规划理论的适应任务。第三个任务是将在其他领域产生的理念和知识转化到我们自己的领域,使它们易于获得、并有益于规划及其实践。我称其为规划理论的转译任务。在本文的余下部分,我将借用文献中的一些具体案例,详细说明每一个任务。
在规划及其实践中融入人文哲学
不久以前,规划还被看作是由专业人员或科学标准引导的一种与价值无关的活动。同时,规划师被认为是公众利益的守护者,如今却很难坚持这种立场,是否真是如此呢?例如在日本,规划基本上被认为是由东京的官僚操作的一种唯技术的活动,整个东亚地区也广泛地接受了相似的观点。虽然北美的规划师不再相信技术统治一切,但建筑师以及一些城市设计师基本上还是这样看问题。新古典学派经济学家则认为自己向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基于科学的事实、建议,而决策者可以依照自己的价值观行事。他们相信对权利讲述真理的格言。根据他们的理解,事实和价值不会混淆,它们来源于不同的逻辑。
然而作为规划师,我们缺乏一处经过深思熟虑的哲学地位来超越已经成为陈词滥调的“参与”。当今的一些规划师认为他们主要的作用就是促进公众讨论或调解争端。虽然他们可能赞成不同的结果,但为达成一个可操作的共识,他们的专业技能主要是协助利益攸关方“取得一致”,而不论共识会带来什么。这种促成共识的方式,与规划根植于政治的理解有很大的差距。
因此我们面对的问题就是:规划师能否发展出一种以价值为基础的哲学体系,作为他们在全球实践工作的基石。我个人认为这或许就是这个世界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挑战,因为尽管有相反的抗议,这个世界有越来越多的物质主义者、个人主义者依然漠视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由于缺乏以人为本的哲学或其他预防措施,我们只能随波逐流,建立起的城市既不宜居,也不是生态可持续的。
规划不是和价值观无关的活动,这种观点已经在相当时间内被广泛接受了,至少在北美地区,它不再是一个重要问题。例如,加拿大规划协会提出了一个包括八点的“价值声明”,作为对职业规划师进行激励和指导的纲领。此外,自从保罗·达维多夫为规划师提供了倡导式规划模式,以及在1975年切斯特·哈特曼出版了《规划师网通讯》(Planners Network Newsletter)——目前已经发展成为《进步的规划》(Progressive Planning)季刊,几十年来美国及加拿大的一些进步的规划师已将社会公平作为他们关注的重点。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苏珊·费恩斯坦对城市社会公平的不懈倡导。最近,一些规划学校(特别是在加拿大),例如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的“社区及区域规划学院”,宣布要致力于可持续发展和民主化的规划,从而确定了对他们的使命至关重要的价值取向。在过去几年里,规划学院以及许多规划从业者都已经接受了各种价值主张,如支持穷人及其它处于边缘化的人们、公民参与、包容性以及住房权。
这些职责承诺不是简单地从天而降,而是我们社会的政治斗争、辩论及急剧变化的时代思潮的产物,也反映了对当今世界新的研究、对话以及共识的理解。我把相关的著作称为规划理论的核心任务的一部分,它们写给规划师看的同时,也面向了更广泛的读者群。假如当今的规划实践如我认为的那样科学化和政治化,假如我们不得不生活在一个日益相互关联的世界里,那么我们必须更加深刻地思考引导我们实践的价值观念,包括如何从价值转向行动。下面我将列出摆在我们面前的大量工作。
首先是我认为的追求人类繁荣的天赋权利。在一篇有关“美好城市”的文章中,我提出“在更广泛的社会背景下,每个人都应该有充分发展其先天智力、身体及精神的权利。”我称这是使追求繁荣的权利,并主张将其作为基本人权【个人或团体对有组织的社会和其机构提出要求的权利,即使不是所有的这类要求都被普遍承认。由人类繁荣的权利衍生而来的“人类需求”可以作为规划工作的指导方针,例如马克思·尼夫(Max-Neef)提出的“人类需求矩阵”,基于存在的四种类型,包括存在、行为、拥有和互动】。
哲学人类学告诉我们:人类个体不能被描述为一个抽象的概念,例如新古典主义思想中那种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所谓“经济人”,如果这样的理念真的被运用到政策讨论中,将会带来恶性后果。相反,从胎儿直到死亡,人只能被理解为具有多层面的社会关联,在人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在生物学上、心理学上、以及在社会关系中渐渐成熟,构成了我们的集体存在。最近以来,我们又进一步认识到人类不仅和社会相互依赖,而且还与自然环境相互依赖,两者都是我们可持续的生存和繁荣的关键。这种人类生态学的模式本质上是一种限制,即人类被自身生理和心理生活的要求所限制,被文化界定的社会责任所限制,被我们赖以生存的物质的使用价值的大量生产所限制——有人认为这是一种“道德经济”(the moral economy),也被自然界的容量所限制,以便维持地球上人类在一种可接受的社会水平上生活。
认同这个“限制模型”(model of limits)的理念,可以观察到两个重要的问题。首先,这个模型与世界各地政策规划的主导理念相冲突,即物质消费以及由此获得的人类幸福,可能无限地积累增长。其次,任何限制模式必然暗示会出现发展和限制的矛盾,这些矛盾要么通过政治过程来和平解决,否则就要通过国家政权力量来干预。一个例子是,充分运用国家权力的干预,使最弱势的人群、最弱势的国家(主要在非洲和中东)能够摆脱由于物质的无限增长对他们所带来的不断增加的经济和环境代价。换言之,不断扩大的国内及国际间的不平等,要对当今世界的混乱负部分的责任,包括从毒品、人口走私、饥饿、肆意侵害百姓的暴力,到沙漠化、全球变暖以及“长期处在紧急状态”的石油危机。由于武力解决是最有可能出现、但也是最不期望的方法,那么一系列的政治解决方案就成为我们实践的目标。
在理论层面上,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制定能够克服公共政策中内在矛盾的政治制度和程序。这种观点直接把我们引向了民主理论。在最近数十年里,绝大多数民主理论把国家层面作为其关注的焦点。规划师对那些民主理论没有做出什么贡献,因为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地方层面【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普遍现象里有两个例外:埃伯斯以及哈耶尔和瓦格纳。两者都既涉及了规划,也涉猎了政治学】。
20年前,在试图编写规划思潮的历史时,我提出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实验性实用主义、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关于民主规划的“第三条道路”、卡尔·波普(Karl Popper)倡导的“开放社会”,以及罗伯特·戴尔(Robert Dahl)和查理斯·林德堡(Charles Lindblom)提出的政治经济观点都为规划师提供了通向政治理论的桥梁【从杜威理论衍生了查理·霍克重要的实用沟通行动理论,以及哈伯和斯坦的新实用规划理论】。但是以直接讨论当代政治理论而言,在过去半个世纪里最有影响力的著作或许是谢尔登·沃林的《政治和远见》(Politics and Vision)一书。此外,表达了更激进的想法并与规划师特别密切相关的是艾莉斯·马利雍·杨关于社会公平和城市的著作,以及昌坦·墨菲的《激进民主面面观:多元主义、公民、社区》(Dimensions of Radical Democracy: Pluralism, Citizenship, Community)一书,它编辑收集了当代一些最雄辩的政治哲学家们的著作【本特·弗莱尔吉格编辑的《使政治学变得重要》(Schram and Caterino)引起了我的注意,其中关于实践智慧以及实践判断的理论被一些政治学家采用——这是规划学科已经影响了政治理论的很少见但很重要的一个例子】。
在过去的10年,倡导协商民主成为了一种潮流(主要在北美地区);并且对用政治理论来诠释这种协商转变的意义进行了各种尝试。两个主要的倡导方法将这种协商的民主定义为“一种形式的政府,其中自由平等的公民(以及他们的代表)通过提供双方都能接受、便于理解的理由的过程来调整决定,从而在公众中达成共识,但也容许未来的质疑和挑战【关于协商民主讨论的发起者的其他诠释,参见科恩;关于评论文章,或许最好从埃尔斯特(Elster)的著作开始】)”。尽管实际上都是围绕这个概念在讨论,但争论的焦点是国家政体,政治学家使用的公众“协商”概念并没有在规划师中引起许多共鸣。
阿尔休·冯(Archon Fung)最近的工作是个例外。利用芝加哥的六个案例研究,冯给我们详细呈现了工作中的协商民主。他称其为“授权的参与”(Empowered Participation),并把它看作是行政改革的一种战略。在政治理论家中,他的著作是个特例,但是他关注当地社区的做法与规划师相似,特别是与那些从事协调和谈判的规划师相似,例如朱迪斯·尼斯以及戴维·波尔。
J.弗里斯特通过将“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理念运用到社区规划的语言和实践中,最大程度展现了这个理念的道德展望。他早期的著作关注倾听的技巧,但是在《协商的实践者》中,他背离了政治学家以及哲学家提出的理性主义者模式,就象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在公众协商中要面对人们极度的不满和热情的承诺。他认为假如冲突的各方寻求达成一致意见,那么他们的痛苦、热情以及抱怨首先都应该被公开的承认。对规划理论而言,他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强调“转变性学习”(transformative learning),即人们在相互交流时应该坦诚面对自己的、以及对方的情感。
弗里斯特工作的关键就是对话原则,犹太哲学家马汀·布伯将其称为“共同人性“(das Zwischenmenschliche),就是在一个更大的相互依存的圈子里把人们聚拢一起,一起积极地关注地球上包括人类的所有生物。在《美好社会》一书中,我曾经探索了这个原则的多种形式以及不确定性,并认为人类的团结可以转变成一种社会运动(或者是临时的联谊团体)。通过个人参与以及政治斗争,这种社会运动可以象生殖细胞一样在人类社会的道德转变中发挥作用。今天,弗里斯特继续了这个探索,关注城市小尺度空间里更稳定、固化于所在地的社区,包括邻里空间以及其他被忽视或无形的空间。有意思的是,尽管现代的巨型城市蔓延了几千平方公里,这些亲密的城市生活空间依然存在,并形成了社会关系网络,这对那些涉及这种空间的人们有重要的意义。弗里斯特及其他人为规划建立一个道德基础的努力是必要的,因为规划有为强大而本质上却不道德的国家机器服务的黑暗面,他们的努力可以扬善避恶。
使规划实践适应于真实世界的限制:规模、复杂性以及时间
理论家始终观察着正在经历转变的世界。对于有些人来说,这是令人激动的经历,但规划师不是新闻记者,不能对发生的事件熟视无睹。他们不得不问自己,依据当前所发生的现实,规划的干预能力可以改变寻求社会公平的力量平衡,改变正在进行的城市及区域重建的过程吗?何种工具可以起到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60多年里发生的重要变化就是人口增长了三倍,同时城市人口的比例增加了将近5倍,到2008年达到了50%。这种规模的人口增长是史无前例的,规划师不得不以仅有的一点知识去指导增长。有人曾称其为“没有事实根据的规划”。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可以自诩明白实际发生了什么,或者是我们将走向何方——假如确有某个目的地的话。作为规划师,我们所宣称的确定性往往比我们真正可以保证的要高,所以有人甚至说我们是“在黑暗中吹口哨,为自己壮胆”。尽管如此,人们还是意识到人类正在接近紊乱历史的前沿。至少那是我先后对巴西、委内瑞拉、智利、韩国、莫桑比克、泰国、日本以及最近对中国进行研究后的体会。但是我相信即使回到北美老家,规划也从未像精准的外科手术割除已破裂的阑尾那样的方式来工作,而是更冒险地闯入未知的领域。
于是我回到“限制模式”的问题。尽管人类在一些领域已经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科学成就,但对世界的有限了解仍然带给我们很多困惑。我们可以虚构出比我们观察到的周围更好的景象,但它是易逝的。此外,由于我们行动的不完善,促成的往往是紊乱,而不是使我们更接近虚构的未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希望的最好情况就是采取务实的方法来应对面临的危机。全球气候变暖就是一个生动的案例。
这就是规划理论家曾试图将观察到的事件与我们的职业教学形成回馈循环的故事。并且正如我试图在本文里表达的那样,他们的努力至少已经取得了部分成功。
成为一名好的规划师,不仅要能敏锐辨别出哪些是可以合理地期待完成的工作,还要辨别出哪些是无法期待完成的工作,这是至理名言;但作为专业人员,我们必须明白我们的认知是有局限性的。规划的绝对极限取决于可靠的认知内容,这是一个涉及到规模、复杂性以及时间的公式。原则上说,城市的尺度是无限的,但作为一个实践对象,空间规划常常有区域的限定,从全球到无穷小的邻里或城市街区,无论是城市的空间尺度还是作用于空间范围的权力都是变化的。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存在单一的、不能改变的全球城市系统,因为在所有相关层面上,城市都有多重的尺度。
我们需要思考一下前面的段落。它假定了规划是与行动关联的知识,这是在规划师职业里被普遍接受的观点。但它没有承认那种强调远见的、大胆的、缺乏人性的空间规划,奥斯曼男爵(Baron Haussmann)作的巴黎规划以及罗伯特·莫斯(Robert Moses)作的纽约规划就是众所周知的例子。这些富有远见及政治权力的政府规划师将这些规划变成了现实,并把这些城市留给我们来评价,尽管不乏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但更多的是赞美。与这些促成城市改造的指挥者相比,刘易斯·芒福德尽管从来不是一个规划师,却把规划比作一种形式的园艺——在这里剪枝,在那里培土——契合上自然循环的节奏,以助于产生一个具有生态核心的城市区域。当其他的观察者对纽约目前象蜗牛爬行一样缓慢的规划进程失去耐心,并把目光重新投向莫斯以及他的决断、政治敏锐性和将理想付诸实现的能力时,今天的环境论者却重新发现了芒福德。因此,关于我们应该有何种的规划,以及做出好规划应该具备多少知识(甚至是何种知识)的评判依然还在继续。
另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上述提到的帮助规划决策的“可信赖”的知识,或者仅有远见就足够了?就象规划师经常作的那样预测未来,例如一条新运输线的最佳路线是什么,以及如何修建是经济可行的?不幸的是,这类问题从来没有认真回答过。可以援引工程标准,但最终我们知道预测未来的交通需求是不可靠的,时间越远就越不可靠。最终的决策留给了政治家、官员、商业说客、城市社会运动家、以及媒体去决定,也就是说,结果变成了一个政治过程。附带必须指出的是:由于地方政客的任期不够长久,无法检验他们决策的结果。同样,公众的记忆也很短暂,因此政治决策即使不算鲁莽,往往也是不负责的。
我再回到规划知识的问题。纵观全世界,规划教育至少需要具有大学本科学历,在许多国家甚至还需要到达相当于美国的研究生的学历。因此人们会认为掌握高层次的正规知识是进入这个行业的一个门槛。北美一半左右的规划学校在建筑系下设规划专业,在这种情况下规划知识通常是指城市设计原理。另一些是在公共政策系下设规划专业,像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明尼苏达大学以及罗格斯大学,在这种情况下,更强调关于城市地理、人口、统计、公共财政及社会学等方面的一些综合知识而忽视规划设计方面。根据定量研究以及图纸分析的结论,政策规划师可以对规划问题发表意见,但只要他们违背了强大的私人或是政治利益时,他们的研究发现将常常面临挑战。在决策领域,规划专业知识优于其他人士的观点,并没有被普遍认同【原则上说,城市设计可能会遇到同样的质疑,但是大多数人们不熟悉设计语言,他们准备将设计留给明星建筑师或是建筑评审团在可替代的愿景作出裁决】。
有很好的理由来解释这一现象。规划师的专业知识基于对城市复杂性的非常有限的理解。迫于要为城市或地区作出“全面”的或“战略”的规划,他们面对的任务是用一定比例的两维空间来表示城市或地区,并让人一目了然。即使每张图都是一个模型,甚至每个模型都是对事实的一个基本简化——一种抽象,这也几乎是不可能的。规划师选择展示的对象是多变的,各自变化的方向和速度会有所不同,而所有这些都可能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化。规划师面对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要决定哪些变量需要纳入到制定规划的实践中,而哪些是可以被忽略的(即消隐一些可能是重要的方面)。最初的选择不可避免地偏向于规划教育让他们注意的变量,或者他们手边易于掌握的数据。缺乏这类数据,就必须作一些新的研究,但工作的资金往往有限,同时制定规划还必须受到时间的限制。在自然科学(及经济领域)里,功能强大的模型(或是理论)将会获得丰富的研究基金以及诺贝尔奖。然而许多规划工作者既没有耐心等待研究出一个规范的城市模型,也无法确定城市长期将如何发展,更难以在若干假定条件下(这些假设包括政治变革、人口变动、经济情况变化、及全球化趋势的突然变化等四种变量)去预测任何特定尺度的城市综合体。规划师对这四种变量仅能部分控制,或者完全缺乏控制。于是,未来的土地利用规划及交通规划大多成为基于需求驱动的愿景在两维图纸上的反映,这些对未来的想象反映了隐藏它们身后的的社会阶层的观点,以及职业训练的偏向【关于规划师能够知道什么是“可靠”的尖锐批评,见林德堡和科恩】。
鉴于种种情况限制了规划师的工作,当具体提案不可避免地受到政府内外对手的攻击时,政府规划师就不得不修订规划使之符合时代要求。总的来说,这种类型的规划对城市综合体的形成影响极小。或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北美的规划实践日益成为一种企业运作,即:更多关注项目以及安排伙伴合作关系,而不是综合性的规划,这也是为什么一些理论家,如弗里斯特以及弗莱尔吉格,强烈赞成这类政治上精明的规划。
在动荡的60年代,社会运动蓬勃发展之时,许多规划师就已经清楚这点了。当许多美国的规划学校成为社会运动的热点后,更多传统规划的关注点都黯然失色了,如土地利用规划。1959年,耶鲁的政治经济学家林德堡出版了他最畅销的著作——《泥泞前行的科学》(The Science of Muddling Through,再版超过40次),名字起得很有鼓动性。在这本书里,他反对“纲要式”的规划,抛弃了这种乌托邦式的努力,取而代之建议一种非连续的渐进主义。其中,存在大量相对自主、同时网状关联的行动者,他们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来调整自己的短期计划,这是市场竞争对政策和规划的重新定义。但是,很少有规划院校的规划师听从他的建议;大多数规划教授仍然钟情于理性主义的综合性理念。1968年,奇奥尼(Etzioni)试图通过将广阔的视野结合渐进的步骤来实现规划目标,他称其为“综合扫描模式”(mixed scanning),但是这同样缺乏说服力。规划理论家仍然醉心于如何作出更加理性的决策。
在《再寻美国:交往式规划理论》一书中,我试图在历经了10年社会动乱的美国重新界定规划的定义。由于意识到一个历史时代即将走到尽头,我提出了一种基于社会学习的新的“后工业”规划概念。我看到规划师参与到寻找积极的社会变革中,我建议将他们在专业教育中掌握的知识和受他们决定影响的普通市民的经验知识结合起来。我将这一系列面对面的沟通过程称为“互动学习”的一个过程。三年后,阿基里斯和思康公布了他们关于“组织性学习”(organizational learning)的大量研究成果。同时,这些影响从学术界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帮助规划实践创造了一种进行广泛学习的隐喻性概念,在美国(如果不在其他地区)这类规划实践越来越多的参与到各种规模的地方社区规划中,有时也涉及更大的区域。
从70年代末到20世纪末,高涨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规划提出了新的挑战。“公私合作伙伴”成为一种新类型的“利益攸关方”(stakeholders),其中的大多数成员来自相关的政府部门以及企业机构,而作为新的“第三方”的民间社会则落在它们后面。原来的“利益攸关方”只能自说自话而没有合法性,但现在当正在制定的决策影响到有关方面的利益时,他们就可以有合法的参与权【规划从没有对地方有组织的劳动问题感兴趣,这个议题进一步被反工会的立法以及正在进行的非工业化的进程边缘化了】。
70年代和80年代是历史转型期,其深远的影响波及全球。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所发生的一切都是资本主义危机积累的结果,而一些学者则用模棱两可的词语“晚期资本主义”来描述这个时代的特征。但他们没能抓住野心勃勃地从事全球重建体制里的再生力量——新自由主义就是这种力量提出的口号。
新自由主义的国家政府将一些责任下放给州政府和市政府,却没有给予经费支持,他们让下级政府自谋出路。地方政府因此必须与其他城市的政府相互竞争,每个城市都试图通过吸引投资来支撑日益脆弱的地方经济,从而确保财政活力。这使得邻里社区不得不依靠自己,而它们本来就已经在从“福特式标准化”生产方式转向以服务业为基础的经济转型中遭受了重创。
主要是地理学家、社会学家及经济学家对所发生的这些事情进行了分析。戴维·哈维从马克思主义者的角度研究了资本理论,随后又研究了后现代社会。但那10年里影响最大的还是布鲁斯通和哈瑞森(Bluestone & Harrison)的著作《美国产业的去工业化》以及《大逆转:企业重组和美国的两极化》。
在对规划理论的历史追溯中,我同样发现了美国生活的巨大变化:《公共领域规划》一书中最后第三部分我阐述了我称为激进型的规划形式;这种源于左派政治阵营的规划在过去两个世纪中向不同方向萌发出来。今天,激进规划根植于无数的民间社会组织:它摆脱了政府的控制,甚至可能处在政府的对立面,有时也和各方利益团体相结合。因此,由被动员起来的社区进行规划(用更通俗的话说,从“底层”开始规划)作为一种新的事实被认可了。在《城市和草根阶层》(The City and the Grassroots)这本精彩的著作中,曼纽尔·卡斯特总结了10年里他通过实地考察而对城市社会运动问题进行的研究,之后他转向探索新出现的网络社会特征。10年后,桑德库克将这种激进规划进一步延伸到为边缘人群争取“城市权利”的斗争中,包括土著原住民、妇女、同性恋者以及其他“来自边缘的呼声”。
20世纪90年代直到21世纪最初几年,聚集了几十年来社会变革和试验的成果。阿雷格里港(Porto Alegre,巴西城市)的新工党政府推出的参与预算法案将参与型规划推向了巅峰。同样在巴西、欧洲以及加拿大等地区,这种实验也激发了类似的努力,不过得到的关注度不能和初期实验时相比。由于非政府组织在全世界扩散,赋予社区权利被当作治理南半球边缘化社区的灵丹妙药(。“市民社会” (civil society)这个说法源于古老的政治哲学,在巴西及随后的拉丁美洲,天主教会的神学解放运动对其进行了改造。不同于拉美国家的使用方式,这个说法也被用来表示东欧摆脱长达数十年的统治枷锁,获得政治解放的源泉。在这些当代实验的背景下,在介绍阿雷格里港(巴西)、法兰克福(德国)、洛杉矶(美国)以及圣地亚哥(智利)以及环太平洋城市案例研究的书中,我为规划界引入了“市民社会”这个词汇。
与此同时,作为对文献做出的一个重大贡献,希利的《协作规划》试图证明在新自由主义时代,政府无法独自承担城市发展的挑战,而需要社会各个方面的参与,并采取对话及协商的规划形式在利益攸关人中达成可操作的共识。由于共识必须建立在利益相互冲突的人们中间,当然就需要协调者的干预。到20世纪末,调解不仅在规划中、而且在法律研究中都成为了一种重要的新的学科分枝。拉瑞·萨斯凯(Larry Susskind)以及约翰·弗里斯特对这种新的专业方向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首先是出版了一系列的出版物,以《建立共识手册:达成协议的综合指南》一书作为高潮;其次,是出版了《深思熟虑的实践者:鼓励参与规划过程》一书。然而,并非所有的规划理论家都认为建立共识是未来发展的潮流。在《理性与权利》一书中,费雷尔吉格赞同根据马基雅维利、尼采以及福柯(Machiavelli, Nietzsche, and Foucault)等人著作确定的一种规划模式,它承认社会里不可避免的存在着权利的差异,也存在着不同群体使用权利的能力的差异。这是一种对规划的深刻的剖析。“在福柯学派的解释”中,费雷尔吉格指出,“镇压冲突就是镇压自由,因为参与冲突的权利本身就是自由的一部分。”因此,他对通过“非政治化”的调解及建立共识的过程表示怀疑。
尽管有调解,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市民社会不仅只是发出呼吁,而且还积极的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政治以及围绕价值和优先权而产生的冲突成为了规划的中心。吉姆·霍思顿是一位城市人类学家,他在巴西从事了大量的实地工作,并提出了“反抗者的公民权利”(insurgent citizenship)这个概念。随后,桑德库克采用了这个概念,并将“反抗者实践”作为她对当代大都市“容纳差异”这项开创性工作的关键点,不过她很快就指出:围绕着差异的“冲突”不需要是暴力的。她认为,在一个城市化的世界里,对反抗者的解决办法可以来自“数千个小的授权”(a thousand tiny empowerments),而不是来自革命的冒险。她同林德堡持相同的观点,相信巨变往往来自众多微变的累积。虽然对话和调解在城市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在权力差异巨大、基本的世界观和坚持的原则冲突危如累卵时,对于一些基本权利如公众的住房权,调解并不总是给定的选项,政治斗争(Political struggles)也是需要的【一个杰出的关于共识及权利冲突之间未决的关系作为政治实践方向的分析,见墨菲】。
在文章这个章节的总结中,我想提醒一下:理论与实践对最终形成规划一样重要。目前,无论是被广为关注的项目或只是个别地方的社区重建项目,规划实践工作都日益片段化。针对这种现象,“远景规划”应运而生,也是我的新的兴趣点。在欧洲,远景实践通常是指“空间战略”。希利认为空间战略具有改革的潜力,并在北爱尔兰及阿姆斯特丹地区带头呼吁使用这种方法。它们的目的是加大对社区政策的考量,探索新的调解方式,但不要求正式的承诺来贯彻落实。在她最新的著作中她解释说:“制定战略,关联地理解问题,把知识资源和相关资源结合起来……可以产生动力。那些资源产生于政府机构中,也在管治过程中,战略性框定的对话就从这些机构中扩展延伸出去 ……众多机构都可以进行制定战略的努力,但为了产生重大的影响、调动的动力……必须朝有利于获取资源的领域前行(获取这些资源需要战略),从而获得影响力。
回顾过去的半个世纪,犹如我在本文中所作的,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当我们思考规划及其实践时,变化已经发生了。我试图跟踪一些有关的理论探讨,假如由我来总结,我会说发生了三大的转变。首先,规划更多的成为了一个全社会参与的过程而不仅是技术性的过程。其必然带来第二种转变,即规划日益纳入政治艺术中,规划师必须敏锐的关注权力、以及权力可能带来的的不同。从事实践的规划师现在已经具有一些筹码,可以在一定程度影响决策结果,因此需要更聪明的设计工作方法,将自己的价值观和观点融入到正在进行的(社会)决策过程中。第三种转变是规划师直接参与到工作过程中,把事情办成,所谓“即时完成”的规划。今天的规划师不再仅仅是政客的分析咨询师,他们已经(或是能够)成为发挥他们自己作用的政治参与者。弗里斯特呼应费雷尔吉格的观点,将政治考量置于调解及解决冲突的大环境中,他把“实践的判断”作为考量的优先。
在讨论规划理论的第三个主要任务之前,让我回忆一下在过去50年左右的时间里,北美的规划实践“适应”不断变化动荡的社会背景的主要过程:对话、社会学习、互相学习、社会参与、协作、调解、社会动员、社会及政治赋权,以及战略规划或是远景规划。将这些说法和关联的理论结合在一起,有助于改变我们职业的面貌。
规划理论作为一种转译的工作
同规划实践相似,规划理论是一个兼收并蓄的领域,或进一步,是学科间、甚至是跨学科的领域。作为规划师,我们拥有了越来越多的专业著作,当然我们的教授们也越来越多出于本专业,而不是来自于其他的相关学科。但事情并非早就如此。当我还是芝加哥大学的一名规划专业的学生时,我的老师来自各种知识发展的类型,有经济学家、地理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政治学学生、沟通专家,甚至有历史学家。哈佛设计研究生院的第一个规划博士梅尔布朗切(Mel Branch)教我们物质规划,但在全体教员都是社会学家的系里,他是唯一宣称城市是人工制品的教授。芝加哥大学没有提供建筑方面的课程,它很早就试图与教授建筑和城市设计的伊利诺理工学院建立联系,但是没有实现,因为传统的设计定位与我们宣称的重要的解析社会的科学定位之间存在着巨大分歧。尽管我们对“跨学科”感到自豪,但芝加哥大学“规划教育及研究”项目在建立的10年后,在一次较大的预算危机中被取消了,这种自豪感也最终消失了。校方的理由是大学支持的学科应该有大批本科生;而规模较小、相对较新,涉及跨学科问题的研究生教育就成为可有可无的了,例如我们的规划教育项目。
规划师的工作大部分与城市有关,有时也涉及区域问题。由于其动态变化的性质,只有跨学科才能有助于理解。大多数规划系的学生是按两年制的研究生计划招收进来的,我猜测他们更愿意在自己系里完成90%的学分,而不是去其他专业“购买”学分,更不用说是到其他的专业院校。因此,他们吸收的主要的规划知识来源于规划院系的教授们。当然在自己系里也存在许多分支,因为有不同的专门化,包括交通、公共健康、住房、城市设计、社区发展等,都依附在规划这棵大树下。但是,两年是一个很短的时间,尤其是对核心课的要求占去了学生们相当多的时间,大多数的学生毕业时成了一个通才,对自己大学所提供知识的整体颇为模糊。
然而,如果在探寻相关知识时没有跨出自己的领域,规划很容易变得越来越内向,即专业领域主要依靠自己的技术能力来界定。从长远来看,围绕着我们自己狭小的领域修建围墙,将不可避免的导致学科发展的停滞。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提出规划理论的第三个任务就是转译,即把我们的视野扩展到丰富的人类知识的各个领域,或是桑德库克所说的多元知识的领域。
我看到规划理论家积极参与到对知识领域的探索,去寻求对规划教育有益的概念和想法。他们对理论的贡献是从这些探索中回归到自己的本业,并将其他学科的发现转译成规划的语言,借此他们或被铭记,或被遗忘。
本文前面部分的讨论表明了规划理论家通常会在超越他们自己专业的领域之外探索。这里,我不再试图重述这些跨学科规划知识的产生;而将关注处在领头地位的规划理论家的工作,感谢他们扩大了我们对规划领域的理解,如苏珊·费恩斯坦。我或许会同样选择其他一些著名的学者,如费雷尔吉格、弗里斯特、桑德库克或是希利,他们的著作启发了几代学生。但篇幅有限,我无法列举更多的例子。
费恩斯坦(S. Fainstein)的工作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领域里,这个领域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马克思主义及新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她对规划理论的贡献有两个独到之处。首先,她一直避免抽象的理论,而支持根据具体城市的现实情况得出的实地理论(grounding theory),这些城市包括纽约、伦敦以及阿姆斯特丹等。她大部分的工作一直都在批评规划,并常常被认为更多的是与城市有关而不是和规划有关。然而,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她一直在研究规划“公平城市”的一种标准原则,这是她第二个独到之处。有别于关注过程的理论家,她坚持规划成果的重要性。这意味着研究规划,或更具体的说是研究规划理论,不能与研究特定城市以及它们的政治背景分开【桑德库克关于墨尔本土地交易的政治经济是费恩斯坦分析的早期雏形】。
在对“美好城市”的探寻中,费恩斯坦不仅批判地审视了城市远景的各种理念,例如新城市主义,而且还对那些不在规划读物书目中的作者进行了研究,因为他们提出了大量对城市生活质量看法。其中有约翰·罗尔斯,阿马蒂亚·森,玛莎·努斯鲍姆,尤尔根·哈贝马斯(John Rawls, Amartya Sen, Martha Nussbaum, Jurgen Habermas),以及最重要的艾丽斯·马利雍·杨(Iris Marion Young)。总结杨的观点,她提出了对基于性别、种族、性取向以及移民身份分组的政治的集体认同。这超越了贯穿19世纪和20世纪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左派按照社会阶层分类的思想。她还摒弃了传统上对“平等”的看法,认为不仅收入应该更公平,而且还应该改善在特定环境下生活的穷人和中等收入阶层人群的总体生活状态。她提出:“不承认集体的同一性及与其社会结构的相互联系,是对再分配这个基本社会问题的逃避——如何避免把无法承受的负担强加给生活较好者(the better-off)?为实现更高水准的社会公平,多大的社会冲突才是可以接受的代价?什么情况下,才可以允许对那些超过比例的人们减少政治和物质上的控制?”她的著作越来越多地强调社会应该为所有人提供更好的服务、设施以及其他公共财富。
费恩斯坦痛苦地意识到渐进式政治在美国面临困难,但是她认为保持乐观非常重要。“通过不断地探讨公平,我们使其成为了规划活动的关键点。命名(指“公平规划”——译者)本身就包含了权力。”
结论
我一直认为规划理论的研究有几项中心任务:指导规划师在工作中体现人文哲学思考的哲学任务;使规划实践适应人类事务不断变化过程的任务;将规划以外的领域获取的知识和概念转译成规划自己的语言的转译任务。我发现这些任务对规划文献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并最终会有助于我们的职业实践。
我还试图说明这些任务是如何通过专业教育,从第一次为学生介绍这个领域的学术主题开始,逐渐实现对规划实践的影响。规划作为一个综合性、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强调了现实生活的全面复杂性。对规划使命的理解不能离开一个基本原则,即人类繁荣和城市公平,当然这总是有争议的,并始终“正在构建中”。在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里,规划界也需要根据正在发生的事情不断调整方向,因为一系列补充了规划师看法和经验的其他学科解释了世界的这些变化。最后,前两个任务带来了第三个任务,即从其他人探寻的真知灼见里获取某些想法,跨出自己狭小的领域,又回到自己熟悉的研究工作。我认为,这三大任务应该作为规划理论关注的重点,也是保证我们领域活力的关键。
致谢:我深深感谢莱奥妮·桑德库克,本·费雷尔吉格,帕齐·希利,皮特·马尔库赛,苏珊·费恩斯坦,约翰·弗里斯特,克洛斯·塞勒,塞瑞娜·卡涛卡以及一些无名的评论者,他们对这篇文章的初稿提出了许多意见及建议。一贯如此,如果有任何余留的疏漏以及权限的错误,都是出于我个人的原因与他们无关。我还衷心感谢卡伦·查博,一年后,激励我对原先提交的版本进行大规模的修订。
作者:约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1926年出生于奥地利的维也纳,1955年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他是美国洛杉基加州大学城市规划系的创始人,并担任系主任达14年之久。1988年获得美国规划院校联合会授予的杰出规划教授奖。目前是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荣誉教授。
译者:李晓慧,武汉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主任工程师,美国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访问学者。lxh0608@163.com
校对:张庭伟,美国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城市规划教授,亚洲和中国研究中心主任。tzhang@uic.edu
本文刊于《》2009年第6期,pp6-14
订阅号排版:赵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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