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充满限制的时代里,唯有想象是无限的…
曾经有人要我展望中国未来三十年的规划和城市发展。规划师并非预言家,但是有些事情却是可以确实为我们所知,比如说总体的趋势和环境,我们注定将在它们之下工作,同时我们的实践也必须与它们相适应。我的目标在于勾勒出某些趋势和形势,连同我们将不得不面对的挑战,以及在某些方面已经出现的挑战。通过这样做,我希望告诉大家,即使我们无法预测未来,但通过勤勉地研究、改革、实验、评估以及传播我们已经学到的那些东西,我们可以学着去塑造它。请允许我用几句话来总结我的所思所想。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三十年里,提出的口号是:“越多越好”。经济增长和用于出口的产品无疑是重中之重。中国在追求这个双重目标方面取得了非比寻常的成功,尽管也付出了巨大的社会和环境代价。然而,当我们展望下一个三十年的时候,我们需要采用一个不同的口号,类似于:“追求更好”,这意味着我们将不得不在质量上给予大量的关注:包括我们建造的城市的质量,以及在它们之中的生活的质量。
但是,我们如何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更好”?而又是怎样的新形势,让新的城市模式不得不以某种方式做出回应?我将从三方面对此做出回答。首先,我将试图说服大家,我们生活在一个受限的时代里,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球范围内,我们所建设的城市都需要尊重这些限制条件,城市生态足迹必须变得更小。其次,我想请你们与我一起探索一些结构性变化,这些结构性变化是我们所说的发展所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同时这些正在发生着的变化只有在长期视角下才会成为焦点。我将在经济、社会和空间变化的大标题下简要讨论这些问题。最后,我将提出一个战略规划研究的新体制框架,藉此探求一些新的解决方案,以应对建设和改造中国城市的挑战性任务。
约翰·弗里德曼在南京(大概1985年)
照片由中科院南京地理研究所 陈雯 提供
增长的极限
有关经济增长具有极限的观点由来已久。我第一次听到这种观点是在70年代初,当时恰逢一本名为《增长的极限》的书出版【Donella H. Meadows, The Limits to Growth. New York[M]. Universe Books, 1972.】。这一主张被复杂的非线型数学模型所论证,同时也被一个自称为罗马俱乐部的独立的企业经理俱乐部广泛传播到世界各地。大多数阅读到这本书的人都反对它的基本主张,不承认那些模型,并继续推动经济增长,仿佛根本不存在什么极限。6年前,这本书以同名再版,而如今环境运动已经成熟,作为术语的可持续发展已经进入日常语言,新的关注热点诸如全球变暖和“石油顶峰”等,正在日益为人所知,而全世界也为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发表了不同意见。
我今天并不想涉足这场争论。作为替代,我希望从增长的4个环境极限的角度引起你们的注意,因为在中国的城市发展中,我们必须考虑它们的影响——这些极限分别是农业用地、水资源和能源的短缺,以及对健康的威胁,而对健康的威胁又源于日益严重的大气、水和海岸线污染。
在当今的环境下,城市增长如同一个贪婪的消费者,大肆挥霍着自然资源,特别是土地、水和能源;同时它还是污染物质的巨大生产者。我们都知道这一点,但是却经常表现得似乎这些极限并不存在。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中国将会产生4亿新的城市居民,且他们中的大多数想居住在人口已经非常稠密且污染严重的中国沿海地区,这样做只会导致更严重的资源退化。围绕城市核心的城郊土地,被逐渐要求转为大量且多样的城市用途——水源供给、垃圾处理、新住房、食物生产、发电、造林、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工程(如机场、工业园区)和休闲区——所有这些都需要认真且具有创造性的物质规划,同时城市向外扩张的推力将会受到严格的限制。至于水和空气的污染,如同正在弥漫着的地下水供给质量和数量的双重威胁一样,尤其是在中国东南地区,亟需引起关注。
这里我所谈及的物质规划,其目标在于满足数以亿计的城市新居民的需要,且避免造成更进一步的退化,同时还能恢复城郊地区的空间秩序,以确保未来生活在广大的中国经济核心地区的子孙后代们的生活质量;此外,我认为还要包括规划的手段——区域管制和控制的形式——如此这些目标才能够被实现。今日的城市在日趋杂乱,尽管各种各样的规划文件已经被制定出来,但是它们只会被用于犯错的事后调整(当新的开发已经成型并不可逆转时),而不是一开始就用来引导它们的发展。这有很多原因,我无法在这里探讨。但是,如果不能解决执行和控制手段的问题,规划充其量是一纸空文。
结构变化
我想转而谈谈现在中国面临的城市发展的结构变化,以及它们对城市建设行业的意义。我先从预期的经济变化谈起。如果我们假设一个未经计入环境成本和通货膨胀的长期生产总值增长率——大约是7%,我们就可以期待在三十年后GDP增长8倍;并且随着人口增长的减速,这个数字将会在15亿的预测峰值上保持稳定,家庭可自由支配收入的增长也不会相差太远。在世界范围内,如此规模的推断将意味着一个从低收入经济到中等收入经济的显著的结构变化,也必然意味着家庭消费模式的转变。当然,中国的家庭收入远非公平分配,不平等系数(所谓的基尼系数)已经高达0.462,而且几乎肯定会进一步上升,无论是在全国范围内还是在城市综合体内部。我的讨论在稍后还会回到这个分配问题上。现在它已经足以提醒我们,即使中等收入群体会有显著增长,中国的低收入群体也会同时增长,纵使不是相对数字,也会是绝对数字。
如果说预期城市人口增长中的大部分来自农村迁移,那么第二个结构转变将发生在农业的组织和实践方面,即在未来几十年中,目前仍占支配地位的家庭农业体系将转变为大尺度的商业化农业,甚至是工业尺度的农业。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持续迁移,其中很大一部分——也许三分之二——会涌入环渤海、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这些已经人口过剩的龙头地区,这些地区将如何容纳这数以亿计的新居民?与此同时,城市劳动力市场对受过教育和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日益增加,所以无法有效吸收这个来自农村的缺乏技能和教育的人口洪流,这导致大量未就业和失业的劳动力难以获得良好的住房和服务,甚至是那些最基本的服务,比如教育、医疗和本地交通。从全国范围来看,目前城市结构性失业率保持在4.5%。这个数字势必在未来上升到一个危险水平,预期失业率完全可以达到7%~9%,并长期维持于此。他们是经济中过剩的人。
农业的商品化,很可能在全国各地的范围内对小城镇的性质和功能构成影响,其中的一些将会从附近的农业地区汲取人口并迅速现代化。与此同时,尤其是在较偏远的山区,一些小镇将无法维持甚至是最基本的公共服务,人口数量开始下降,而残余的老龄化人口则难以在消耗殆尽的低质土壤上生存。
在社会领域,结构变化与这些预期中的经济变化密切相关,我将只提及其中的三个。首先是不可避免的全国人口的迅速老龄化,特别是在年轻一代转移去城市的农村地区——但这也是持续执行独生子女政策,以及迅速城市化和日益富裕的人口导致的正常出生率下降的结果。如果60岁及以上人口占当今总人口的12%(或大约1.6亿),从现在起三十年以后,我们可以预期也许五分之一(或大约3亿)的中国人口将无法成为正规劳动力中的一员,依靠其微薄的退休金和他们的成年子女生活。这些人中的一部分本来还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从事生产生活,但是在放弃自己的土地并迁移到城市后,会发现60岁甚至更年轻的他们没有工作,他们中许多人将面临隔绝、贫穷和孤寂的凄凉未来。
第二个结构性的社会变革涉及到社会阶层的形成。社会阶层在过去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特征,但很显然,一个类似具有自我强化能力的社会分层过程正在中国进行着。这个过程或将持续提供跨越收入差距和生活方式的快速向上流动的机会,或将扯开了一道深刻的裂痕,将具有特权的少数人与被边缘化的多数人剥离开来,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关于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一样,其结果为良性的可能并不大。社会分层在今日的中国已经是一个令人哀叹的事实,它反映在隔离的住房模式上,部分贫困群体有限的健康和教育权利上,以及土地利用的方式上。鉴于这种情况,通过规划以改善或减少社会阶级差别并尽可能确保所有公民具有更大、全面、平等的生活机会,将会是一个重大挑战。
有一个特别的弱势群体,大家都知道,就是所谓的流动人口,他们来到城市工作以改善他们的生活。他们常常受到户籍居民的轻视,被当作临时工,在公众心目中,他们脏、臭、不说本地方言,并且不值得信任。然而,正是这些人在建设着这个城市,从下水道到高达50层的摩天大楼,做着本地居民不愿意从事的工作,因为那些工作是危险、肮脏和辛苦的。无论成功与否,他们中的一些人最终会返回家园,但更多的是希望留在城市中,结婚、定居、生儿育女。请看这些数字,假设在2040年甚至更早拥有了70%的城市化率,无论以何种方式,他们中的近3.5亿人将会留在城市。尽管他们大致融入了城市人群,却仍无法摆脱边缘阶层的处境,没有高品质教育和维持健康的权利,没有合适的住房,生活在本地居民的阴影之下,因为本地居民声称城市是属于他们的,这是户籍给他们的权利。对规划师而言,问题在于如何促进那些愿意留在城市的居民的生活,以及改善那些在乡村重组后,不再能够分享国家日益繁荣昌盛好处的人们的生活。
空间组织和城市化的变化过程会与经济和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同步进行,这从管治、可持续性、生活质量等方面为我们提出了空前的挑战,城市规划也要面对这个挑战,毕竟,城市规划就是我们所说的“管治”的一部分。一旦增长的空间模式被作为一个动态的城市化景观奠定下来,就变得很难甚至无法改变。增长会导致进一步的增长,中国的三个核心地区已经拥有了超过2亿的总人口,这些地区的城市密度已经达到了全世界的最高水平。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它们依然会继续吸引城市移民中的绝大部分,导致更高的人口密度,由此对自然环境造成更大的压力。经济生活的运转在这三个核心地区已经不再受到行政边界的影响。一条30km长的横跨杭州湾的跨海大桥一路向北,将浙江省的宁波市与它的姊妹城市连接到了一起,同时另一条连接香港特区和澳门特区的更长的桥梁已经开工建设。从经济上来讲,这些城市之间的行政边界将变得微不足道,就像珠海已经与澳门紧密结合,还有深圳与香港。使用高速铁路将这些核心区域与中国的其他地区相连接,时间距离正在迅速缩短。我们今天的速度已经令人目不暇接,但在未来,我们还将生活在更快的速度里,同时也更接近我们的邻居。
然而,尽管中国核心区域的尺度已经令人印象深刻,但它们尚未完全建成,也并非所有的土地都已经“覆盖”以高速公路和停车场。这些地方正是不断扩大的城市与乡村相接的区域,我用“城郊”这个术语来表述。在任何特定的核心地区里,也许这些城郊地带最好被视为一组相交的“走廊”,必须与邻近的大都市中心一起谨慎地进行合作规划,力求它们与城市逐渐融合,并在其中设置那些它们不得不为城市提供的多种服务用途。我之前已提及过这些用途,因此这里不再复述。尽管它们表面上仍然具有“乡村”的特征——在地图上它们通常会显示为绿色——城郊走廊必须被看作是城市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即使它们与那些为它们所环绕的中心城市里密集的高层建筑轮廓相比,表现出了不同的更加乡村化的景观。在中国的许多地区,对城市和农村的正式区分已不再有任何意义。
从“更多”到“更好”——怎么做?
你可能会说,很好,我接受你的观点,但我们如何从当今“更多”的数量增长转变到你所谓的“更好”呢?我已认识到了一些形势和可能的结构转变,它们将影响中国城市和区域的未来塑型,但是相较“更多”的硬性数字而言,“更好”无疑是一个难以捉摸且主观的词汇。在一些绿色和平等的城市区域之类的口号以外,你有什么实际的东西可以提供给我们吗?
在我冒昧地回答你的问题之前,请允许我简要总结我的观点。我已识别出了一些规划者将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如果它们目前尚未到来的话——例如在未来三十年后,城镇人口的比重会从50%上升至70%(在这一阶段结束时,你们中的大多数都会成为白发苍苍“老人”);利用资本农业取代人力劳动,传统的家庭农场转为企业化农业;人口迅速老龄化;日益增长的中产阶层(也许在本世纪中叶,将达到中国总人口的40%);家庭收入差距更加悬殊(基尼系数可能超过0.5),特别是将流动人口计算在内时,会使消费者的偏好转向中产阶层的价值观和嗜好(包括汽车出行);以及维护城郊地带和走廊的必要性(用以满足一个城市中心地区的多种用途,从供水到废物处理和娱乐)。这真是漫长和艰巨的清单!
因此,回到你的问题:我们要做什么?即便目前数百座城市的老化环境正在经历重构和重建,我们还是需要考虑如何为新增的4亿城市居民做规划。我们应如何规划城市,就像人们想要的那样,城市能够与自然环境保持和谐,并慎重使用那些我们赖以生存的宝贵资源呢?时间框架只有区区三十年,我要遗憾地说,答案是,事实上我们对这些问题没有任何现成的答案。无论是对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地区而言,都没有用于战略规划的万能公式。但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投入那些或许,只是可能,引导我们去实践求解的探索研究。在这里我倒有一个明确的建议。
有些我们尚未知晓的东西,却或许是我们必须要懂得的,它们不仅来自过去的定论,同样还来自国际的经验、地方的实践和理论的工作。我所关注的这些现象既是国家范围的也是国际范围的,这将需要各学科和专业的贡献。如果中国将迈向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列,那么在城市地区里发生的事情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发生的事情,以致在某种意义上说,城市将代表她国家领土之内的国家发展。新的城市模式的营造,必须是整体的和全球性的,因为作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中国不再是封闭于世界之外的孤岛,而是全球环境危机中的一个不可获缺的部分和贡献者。
我希望你能展开想象,届时,一组从北京到西安甚至更大范围的全国性城市机构网络,正在致力于为新增的4亿城市人口展开战略性的、长期的“规划”研究。在我的想象中,这些网状的机构将进行多项研究,使得中国可以在这个受限的时代创造性地回应那些城市发展问题。他们工作中的大部分内容将是评估资源保护和公平城市化的国际国内经验。这些机构还将在各自的地区开展实证研究,其中将特别重视城郊地带和走廊,并针对临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进行评议。他们将会召集官员、工商界、学术研究人员集思广益,藉此寻找在限制条件下的城市规划新方法,积极推动和评价那些解决某些城市发展问题的实践项目。
这些国家战略规划机构将是什么样子,将会展开怎样的研究?这很重要,我在这里将简要说明。
(1)战略规划机构将是基于区域的,多学科公共机构被授权研究各自区域内的城市化战略问题。
(2)为了鼓励公众讨论,这些机构研究的成果将会通过互联网和公共媒体进行最大范围的传播。
(3)4个可能的研究项目设想包括:
多样的建造形式,具有不同密度的结构,尤其注意创造邻里尺度的生活环境,并巩固和保护高密度城市居住区外围的绿色开放空间;
持续降低区域城市发展碳足迹的各种方式;
解决长期的区域家庭、工业和农业用水资源短缺问题;
努力在全社会为快速老龄化的区域人群提供适当的住房和服务,并特别关注那些缺乏家庭支持的贫困老年人的生活条件。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或许可以成为这个区域众多分散项目的研究中心,它能够提供物质支持,包括通过出版物、会议及互联网在全国范围内传播研究成果。在此之上,最终也许会促成一个基于维基模式的全国性对话,以一种交互式网页的模式,吸引全国范围内所有对此有兴趣的市民做出贡献。对于即将到来的城市建设的时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是一种探索,在中国成为一个全球性力量的崛起过程中寻求“更好”,在对国家事业的贡献上,没有观点是可以小到忽略不计的。中国所面临的挑战是空前的,通过探索研究、实际经验和社会学习,明日的战略规划师将学会如何最好地应对它们。
这项工作的特殊性是其成功的关键。在广袤的土地上,中国的城市有着各自独特的特征和历史传承,城市化中的那些可行的举措必须要将这些特质——物理的、生态的、历史的,纳入考量。成都平原与长江三角洲下游有所不同,西安的城市化也不会与武汉或是广州完全一样。新增的4亿城市人口将会以不同的比率出现在任何地方,因此分散化的研究与思考十分重要。不过,依然有必要存在一个协调机构,使每个研究中心能够与其他研究中心相互联系并彼此学习。所有这一切都将成为可能,因为没有分散系统的互联网是无法想象的。
我想强调两点作为结语,虽然我已经在前文中顺便提及了。第一点,中国的规划需要有更多的人的智慧,同时需要比目前更加无畏和更富创造力。规划要比土地利用的范畴广阔:它尤其是一门全尺度的场所塑造的艺术,而场所塑造需要考虑人类和物质环境的关系。第二点,认识生态的增长极限正在成为人类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无限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对限制的尊重已经成为必须。因此,新增4亿城市人口的挑战将需要一个重要的反思,即我们所说的规划究竟意味着什么,以及我们如何躬行我们的职业。只有如此,人们的生活才能全面繁荣。
作者:约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荣誉顾问
译者:杜澍,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研究室
本文刊于《》2011年第1期,p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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