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一五”(1953年-1957年)时期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建设,是在苏联专家真诚帮助下,取得决定性进展的,并为新中国现代工业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关于“一五”时期城市规划建设和工业遗产保护的相关文章已经很多,这篇短文从中苏两国同盟关系、苏联国内政策变化、专家工作生活等侧面,给大家介绍一些苏联援华的“背景”知识,供感兴趣的读者参考。
一、1949-1953年:双方逐步建立互信,苏联援华力度不断增强
1、中苏同盟关系,在双方心存疑虑中拉开帷幕
1950年2月,在毛泽东和斯大林的见证下,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标志着正式确立了结盟关系。
在中方强烈的坚持下,中方基本收回了苏联在我国东北的权益(如归还中长铁路管理权,归还旅顺海军基地等。只不过由于朝鲜战争爆发,出于国防安全考虑,应中方请求,苏军继续留驻了旅顺),苏联将在两年后失去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从而使苏联不得不放弃通过“二战”实现的远东利益。
为了弥补这些损失,苏联在后期谈判中,不仅要求允许苏方在战争状态下无偿使用中长铁路运兵,而且要求第三国势力不得进入我国东北和新疆地区,还在苏联援华专家的待遇、汇率及其它经济贸易谈判中斤斤计较。
应该说,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对双方来说都是很艰难的。斯大林在中苏民族利益的交锋中被迫作出让步,从而对毛泽东及中国作为盟友的可靠性产生怀疑;毛泽东在非常艰难的境地下做出出兵朝鲜的决定,避免了同盟条约的名存实亡,增强了中苏互信,也激发了苏联真诚地帮助中国的情怀。
图1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
2、中国迫切需要苏联专家帮助提高国防能力,恢复经济生产,进行社会管理
新中国成立伊始,原本就很薄弱的经济基本处在瘫痪状态。如1950年初,遭破坏的电力工业达到50%,遭破坏的钢铁工业达到90%,工业集中的东北地区遭破环的比例达到50-70%。全国失业的知识分子和工人达到150万人。
新中国从国民政府接收下来的工程师和专家总共只有2万人,新中国与他们在政治上非常缺乏互信,迫切需要苏联专家帮助恢复生产。
另外,干部文化水平低下也是新中国在国家管理方面的难题。如华北150万党员中,130万是文盲或者半文盲。区委以上的领导中,近50%以上没有文化或者文化不高。因此,新中国从安全、军事、经济、情报,到教育、文化、体育、卫生,都需要苏联专家帮助开展工作。
大量苏联专家和技术人员来华,对中国恢复经济和社会管理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急需的。特别是在中国出兵朝鲜以后,中国面临的空防和海防压力空前,引入苏联的军事顾问和专家人数剧增。
3、苏联专家是中国人民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亲密无间
这一时期,苏联专家的贡献主要在三个方面:
一是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经验。
苏联的技术水平虽与欧美有差距,但对新中国来说,已经是“天上人间”了。
在钢铁行业,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仅一年时间各地钢铁厂就恢复生产,产品合格率和生产效率大为提高。
如重庆某钢厂轧制钢轨的设备已废弃10多年,经苏联专家帮助,不仅重新启用,而且在国内首次轧制重型钢轨成功,使四川人民热盼的成渝铁路得以动工修建。在煤炭行业,苏联专家根据中国实际提出了更为先进的采矿法,使厚煤层的回采率提高了20-30%,矿井服务年限延长了20-40年。在石油工业、水利建设、铁路运输、造纸、农业耕作、林业普查、畜牧业良种引进等方面,苏联专家都是功不可没。
图2 苏联专家在长春一汽指导工人工作
二是帮助中国建立了现代企业管理制度。
当时中国的工业生产普遍还停留在手工业阶段,数量很少的近现代工业企业的管理水平也十分低下,主要靠老师傅的经验和言传身带,没有统一的、科学的操作方法。
苏联专家通过推行预算、会计报表、定额管理、先进作业等一整套苏联管理生产企业的规章制度,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企业管理的现代化水平。
三是培养了大量的本地人才。
苏联专家通过授课、现场指导、讲解文献资料等多种方式,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的技术工人和管理干部。
人们常说东北是共和国的“长子”,为中国内地输送了大批设备和技术人员。殊不知这个“长子”自身的成长过程,倾注了苏联专家的大量心血。如1952年东北拥有计划统计干部3万多人,其中领导和骨干主要是苏联专家培养的。
再如近期因生产国产航母引发关注的大连造船厂,自1952年移交中方后,苏联专家毫无保留地传授知识和经验。中长铁路的1000多名苏联专家为新中国培养了29600名管理干部和16300名技术工人。
图3 苏联专家在大连造船厂指导技术人员
正如1952年中财办的总结报告中指出,“两年经验证明,由中国技术人员来设计的小工厂或小规模恢复改建工厂在设计技术上的缺点弊病已经很多,浪费很大。而巨大复杂工厂的设计,一个也没有成功,都是半路回头再请苏联设计的。所以若干年内在中国高级技术人员未养成时,聘请苏联设计组是一种迅速省钱又十分稳当的办法”。
二、1953-1964年:苏联进入“解冻”岁月,开启了改革先河
1、赫鲁晓夫执政以来,推动苏联在政治上不断松绑
1953年斯大林的去世,使长期受到禁锢窒息的苏联政治和思想界出现了难得的宽松环境。
以苏联犹太文学家伊利亚·爱伦堡1954年发展中篇小说《解冻》为标志,有着光辉灿烂历史的俄国文学出现了复苏现象。
在1956年召开的苏共20大会议上,赫鲁晓夫代表苏共中央做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开启了对斯大林极权统治模式的反思。另外,他还推动了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使千百万人恢复名誉,上百万人大赦出狱。
1950-1960年代赫鲁晓夫执政这段时期,是苏联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的先河,被称为解冻时期。前苏联总统弋尔巴乔夫在其著作中曾指出,“由于苏共20大对‘个人迷信’进行批判……变革开始了,整个社会气氛改变了。这是摆脱极权体制的第一步”。“赫鲁晓夫是改革的先驱者。他第一个推动了改革进程”。
2、群众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住房改善尤其显著
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提出与西方世界“三和”(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政策,改善了与西方世界的关系。他也更加重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改善人民生活,并且也取得了一定成效。
在其执政的10年(1953-1964年),工人的名义工资增长了50%(由67.9卢布增长到98.7卢布)。从千人拥有的生活耐用品来看,从1960到1965年,电视机由22台增长到67台,电冰箱由10台增长到29台,洗衣机由13台增长到59台。特别是在住宅建设方面,虽然这一时期的住房质量不高,被后人戏称为“赫鲁晓夫的贫民窟”,但对缺少住房的人来说,这总比没有地方住要好。1954-1964年,超过1亿人口的居住条件得到改善。
3、普通苏联民众的生活水平,与美国相比仍差距显著
虽然经过赫鲁晓夫执政10年的发展,但与美国相比,普通苏联民众无论在实际收入,还是人均消费上,仍然差距较大。以1965年的数据为例,苏联在反映民众生活水平的主要指标(单位为美元。苏联的数据也折算为美元)方面,只有美国的1/3-1/2:
表1 1965年美苏人均消费物质财富情况 (单位:美元)
苏联
美国
苏联是美国的百分比
用于消费的物质财富总和
564
1542
36.6%
其中:食品(包括酒精饮料)
325
505
64.3%
食品(不包括酒精饮料)
258
439
58.8%
非粮食类商品
168
905
18.5%
表2 苏联和美国工业工人的实际收入(单位:美元)
工业中工人的平均工资
121.7
423.2
28.6%
退休金、补贴、免费教育、医疗和其它支付和优惠
80.2
57.5
143%
算上退休金、补贴、免费教育、医疗和其它支付后的月平均工资
201.9
480.7
41.7%
纳税
10.0
43.2
23.3%
扣除包括附加支出的税收后的平均月工资
191.9
437.5
43.5%
三、1953--1957年:中苏合作进行“蜜月期”,掀起援华高潮
中苏关系的蜜月期,出现在赫鲁晓夫执政的1953-1957年,这也是苏联派遣顾问和专家来华的高潮时期。从赫鲁晓夫的立场看,他希望通过对中国大规模的经济援助,来换取中国对他执政地位和苏联国际共运领袖地位的支持;从中国立场来看,中国也确实需要苏联的援助和支持,来尽快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
1、赫鲁晓夫加大对华政策的调整
为推动中苏友好和巩固同盟,赫鲁晓夫顶着苏联党内的巨大压力,并经过他多
方努力,在参加新中国成立5周年庆典的时候,给中国准备了厚礼。
由他促成的对华援助包括:扩大原协定规定的141项企业设备的供应范围,并新建15个工业企业,这就是著名的156个项目;向中国提供5.2亿卢布军事贷款;将中苏合营的新疆石油公司、新疆有色及稀有金属公司、大连造船公司和民航公司中的苏联股份完全转让给中国;帮助中国修建兰州-乌鲁木齐-阿拉木图铁路及组织中蒙、中苏铁路联运;苏军提前从旅顺海军基地撤退并无偿将基地归还给中国。可以说,苏联大规模对华经济援助就此开始。
从来华专家的数量来看,这一时期苏联专家数量是斯大林执政时期的近3倍,达以了1.8万人,中苏关系有了跳跃式的发展。当然,赫鲁晓夫对经济不是太在行,也不大考虑苏联的经济实力,对中国援助的许诺甚至超出了苏联所能承受的范围。
图4 中国友谊农场苏联专家在检查苏联援助的良种
2、帮助中国制定“一五”计划
我国的“一五”计划,基本上是苏联专家在中方人员的协助下制定的。那时,中国既无人才,又无经验,对经济发展如何规划、企业如何布局、技术指标如何确定等,可以说是一无所知。
因此,在“一五”计划制定中,苏联专家发挥了巨大作用。为落实“一五”计划的建设项目,1954年4月苏联对外贸易部长郭维尔率专家组到包头、西安、兰州、武汉、太原等中国新工业区进行考察并提出建设性建议。
如针对新工业区建筑工程规模浩大、任务繁重、技术复杂等现实情况,他们提出应在上述地区各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建筑企业(工程公司),以承担该地区全部工厂和城市的建设任务。
正是由于苏联专家的直接帮助,中国的设计队伍逐步壮大起来。在“一五”时期,中国的设计单位从78个增加到198个,每个单位的设计人员达到200-1000人(过去最多的只有500人),中国自行设计或部分自行设计的大中型工业项目达到413个。
图5 莫斯科设计院工程师伏尔科娃在沈阳设计院帮助工作
图6 65岁的吉林化肥厂专家库什金在传授经验
3、帮助进行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和建设
北京总规虽然存在“梁陈”方案与苏联专家的争议,但无法否定苏联专家对北京总规的贡献。
1955年4月,以城市规划专家谢·阿·勃得列夫为首的苏联专家组一行9人来到北京。北京市成立了都市规划委员会,按照城市规划的专业划分为经济、总图、绿地、道路、交通、热电、煤气和给排水8个组,由7位专家负责对口指导。这9位专家都曾长期参与莫斯科的规划与建设工作,有丰富经验,而且工作严肃认真、不辞辛苦。
截止1957年底专家回国,9位专家共讲课216次,整理编印出讲稿17册(150多万字),谈话简报600多期。直到今天,北京市规委和北京市规划院也认为,这个专家组是专业齐全、工作较长、发挥作用较好的专家组之一。
4、专家的实际待遇和工作条件
中国为聘请苏联专家需要支付三部分费用:专家本人的工资,在华工作期间生活补贴,弥补专家原单位损失而付给苏联政府的补偿金。
第一部分为工资。
虽然按照两国协议,苏联专家工资比照中国同等水平专家发放,但从实际发放情况看,普遍高于中方水平。虽然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但按照1955年国务院编制的专家工资预算看,每位专家(限指顾问和教师)每月平均为350元。
另据苏联专家M·A·克洛奇科的回忆,当时大多数专家的月工资在520-540元,他本人实际花销为110元买食品,60-70元买衣服,30元用于洗衣、订阅报纸、购买书刊和其他花销,每月剩余300元。
第二部分为生活补贴。
这些支出包括房间清洁费、卧具费、医疗费、中国国内休假往返交通费、差旅费、招待费、警卫和翻译费用等。这笔费用的月度支出,相当于专家平均月工资的两倍。应该说,这些超出中苏协定给予专家的优厚待遇并非是苏联方面的要求,而是中国的待客之道和表达感激心情。
第三部分是给予苏联政府的补偿金。
1950年协议规定每人每月1500-3000卢布,1957年的新协议降低了补偿金的标准。1500-3000卢布当时大约折合多少的购买力呢?这笔资金可购买7500-13000斤小米,对中国来说,是个不小的负担。
当时中国的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工资相当于3400斤小米,部长相当于2800斤小米。但与苏联专家对新中国的巨大帮助相比,这些代价是物所超值的。
总体来看,苏联专家不仅以其丰富的经验和先进的技术令中国人佩服不已,而且他们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和无私奉献、谦虚谨慎的为人品格也感染和教育了中国的干部和工人。
图7 弗柳日科夫在武钢一号高炉冒着高温指导中国工人砌筑风口耐火砖
四、从亲密无间到反目成仇,中苏同盟破裂和解体
应该说,中苏从1950年建立同盟到1960年代初期分道扬镳,仅仅十余年时间,而其中的蜜月期只有短短的6、7年时间,但苏联对中国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直到今天,从我国党政机构建制及名称,到经济体制的结构和运转,以及许多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厂房设备,人们怀旧的歌曲小说等,都还可以看到苏联的痕迹。苏联的思想和制度在短短数年就完成了在中国的移植,苏联专家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中苏两国从最初良好的愿望出发,走到了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结局,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在关系构建存在着先天不足和缺陷。其核心问题在于三点:
一是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含混不清,主权观念不明确。
从政党角度看,更多强调的是国际主义思想,超越地域、民族和宗教,“无产阶段无祖国”是共产党人长期信奉的理念,很少或根本不考虑不同地区和国度的利益差别。但掌握国家政权后,从民族国家的立场,他们需要维护各自的政治和经济权益。作为一个国家的代表,共产党人感到自己陷入了倡导国际主义准则与维护国家利益之间的两难境地。执政时间越长,这种理念上的矛盾冲突就会越剧烈。
二是强调统一领导的同盟关系,排斥各国应享有的平等权利。
各国共产党把他们执政前的政治形态关系、处理问题准则带到了执政后的国家关系中,使国家关系成为党际关系的延续和外在形式,就会产生许多矛盾。共产党的党内以及党际关系,从组织原则上讲应该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现代国家关系中,通行的原则应该是无论国家大小,相互应该承认对方的平等地位,并通过协商来解决利益冲突。
三是两国在发展理念和国际关系认知上,无法形成共识。
苏共作为执政超过40年的政党,和平发展、缓和与西方世界矛盾是政策主流。中国作为新生政权,对世界形势和国内发展的判断显得更加偏激。当然,两国主要领导人的个性和做事风格,也是导致联盟破裂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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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沈志华著: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2、沈志华、李滨主编:脆弱的同盟-冷战与中苏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3、左凤荣:如何解析赫鲁晓夫提出的“三和路线”?载陆南泉等主编: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北京:新华出版社,2012年。
4、杨存堂:如何解析赫鲁晓夫的“解冻”?载陆南泉等主编: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北京:新华出版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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