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稚:这个涉及到居住地选择的问题,其实全世界人民都是用脚来投票。这些年我们在新型城镇化人口格局上有一系列讲法,比如“三个1亿人”的问题,希望有一亿人异地城市化,有一亿人就近城市化,有一亿人就地城市化。但并不是自上而下有了这种政策,就能够强制性的按人员把人口重新摆过来。
我国城镇化,一方面要有推力把这些社会劳动力能够推出来。我们是人多地少,而且随着农业技术和生产效率的提升,必然产生非常庞大的数据。所以中国从来不缺推人。但我们在城市拉力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像过去连渠道都没有,是一个把二元结构体制化的、通过城乡二元的户口管制,你生下来是什么就盯死在那个土地上了。
这些年,国家出台的新型城镇化规划中最大的成果,应当是转化了这种体制。设立流通的渠道,不管是用积分进城、无条件进城、还是用土地换社保进城,多元的渠道在逐渐消除体制上的障碍。剩下的就是刚性需求的障碍,比如进城后子女能不能享受城市教育?能不能有政府的医疗体系保障?有没有渠道可以租到或购买合适的住宅?
进城的目的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和就业机会,但第一个工业化的高峰浪潮跟城市化是拧着劲的。这导致第一代农民工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当经济发生转型时,仅凭劳力的工作极速减少,很多农民工只能重新回到农村。如果选择就地城镇化,大家会看这个中心镇的吸纳能力、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提供就业经济的状态,和心理预期是否匹配。如果不匹配,他们会希望能去更大、更好的地方。
所以要想发挥对人口迁移的引领作用,就要详细的去分析不同层级人群的基本素质。现在所讲的供给侧改革,其实是政府应对需求的一种行为。首先要明确需求才能实现有效路径。如果新建城区提供的就业和公共服务,跟需求不匹配,那么建造的环境就会出现偏差。不仅是大城市,现在一哄而起的特色小镇,如果控制得不好,跟想进镇的人的需求不一致,同样会出现这种偏差。
我认为现在推力是足够的,拉力仍然存在很强的不足。在公共服务方面大概有两个是中国人最在意的,一个是涉及代际公民的教育,一个是代际相关的养老医疗。另外,城市任何层级居住点的核心还是产能。产业带来的是就业和经济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