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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4日上海市政府举办“撤销闸北区静安区建制，设立新的静安区大会”，宣布静安闸北合并。“区界重组”这项行政区划调整的政策重新进入公众视野。一般而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主要通过城市数量的增长和城市规模(包括人口规模与用地规模)的扩大来实现，而在我国，这两者均与城市行政区划调整有着密切的关系。区界重组是指以市辖区为主体的行政区划调整，最近数年间我国撤县(市)设区和区县合并的案例明显减少了，区界重组的案例则呈现出多样化、高频率的发生状态。但对于“区界重组”的政策效应评估则几乎没有。我们利用“区界重组”政策实验，采用双重差分（Difference-in-Difference）的实证思想分析重组政策对于人口集聚和经济绩效的影响，进而回答政府主导的城市空间调整能否促进人口城市化和绩效提升。文献回顾文献回顾围绕两条主线展开，一条是对于行政区划分类的描述和介绍总结，但是并没有政策效应评估。另一条是对于行政区划调整的政策效应评估，但是以“撤县(市)设区”为主。通过分析中国城镇化加速期以来都市区层面的行政区划调整行为，也指出中国都市区行政区划调整的阶段与特征与都市区化进程密切相关。随着城市发展的内、外环境调整以及发展要求的变化，以及在前一阶段撤县(市)设区(含区县合并)饱受诟病的情况下，区界重组的方式正在被许多中心城市政府广泛采用，成为当前我国区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新趋势。但是文献只是指出了区界重组是行政区划调整的新趋势，并没有对已经发生的区界重组进行政策效应评估。对于行政区划的政策效应评估方面，对于直辖分立、撤县设区等区划调整政策有所评价，也缺少对于区界重组的政策效应评估，因此本文采用政策评估常用的双重差分法对区界重组政策进行评估。数据和方法本文选取2000-2005年阶段估计政策效应考虑如下因素：一是“区界重组”的一个高峰区段，容易评估政策效应。二是由于人口普查数据只有2000年和2010年的限制，而政策效应的显现又有一定时间的迟滞效应，因此2000-2005年发生的政策，用2010年的数据评估恰好实现。三是这个区间也是“撤县(市)设区”的高峰区段，容易将二者效应进行对比研究。为了更好地识别因果关系，本文采用了“双重差分法”分析策略。把样本划分为4 组:调整前的处理组、调整后的处理组、调整前的对照组和调整后的对照组。在具体的分析过程中，我们还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控制变量为Xit，包括二三产业比（ms）、固定资产投资（inv）、人均受教育年限（h）、人口密度（den）、财政支出（fin）、外商直接投资（fdi）、人均道路面积（road），核心因变量城市常住人口以及人均GDP两个变量中的人口数据来自2000年和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实证结果我们利用设定的方程对2000年和2010年数据进行估计，估计结果显示，对于人口集聚和经济绩效来说，区界重组的政策效应并不显著，但是这并不证明结果是错误的，或者政策是没有效应的，可能是估计方法不够科学。需要注意的是，采用DID方法的一个重要前提假设是，“区界重组”政策的发生在各城市中是随机的，即政策实施概率与城市特征无关。如果无法满足这一假设，会造成选择偏误问题，导致估计结果有偏。我们从行政区划调整的全国分布图来看，“区界重组”和大都集中在东部经济条件较好的江苏省、浙江省、广东省、北京市、上海市等地区，因此可能政策实施并非随机。我们采用OLS、Logit和Probit模型估计了撤并发生的概率影响因素，由回归可以看到人均GDP（pgdp）和外商直接投资（fdi）是影响重组概率的主要因素，人均GDP越高、外伤直接投资越高的地区区界重组的概率越高。因此我们判定政策实施概率与城市特征有关，并非随机发生。解决估计偏误这一问题的常用方法是使用倾向性得分匹配法（PropensityScore Matching,后文简称PSM），通过选取与处理组在某些重要特征上相似的控制组进行政策评估，来获得更准确的估计结果（Rosenbaumand Rubin, 1983; Imbens, 2014）。倾向得分匹配（PSM）+双重差分（DID）法的回归结果显示，对于人口数量、GDP、和人均GDP来说，区界重组政策和时间的交叉项都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也就是说区界重组政策评估净效应被捕捉到，证明区界重组政策对于人口数量以及GDP总量和人均GDP的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以上结果表明，区界重组的行政区划调整政策确实影响了城市的人口集聚和经济绩效表现，政府主导的此项政策是有效的，是符合市场运行规律的。结论政府主导的行政区划调整是空间配置资源的的重要手段，其中区界重组是直接的实现工具之一。基于我国2000-2004年发生的区界重组实践，使用倾向性得分匹配法解决区界重组政策存在的选择偏误问题后，实证结果发现，重组城市经历了更快的人口增长以及更好的经济绩效。我们认为，区界重组虽然没有扩大城市规模，但是却优化了城市空间治理结构，也有利于集聚经济效应的发挥，另一方面，重组后各区之间的市场融合、行政壁垒和资源分配等问题均可以得到改善。两方面因素均有助于提升企业生产率并促进企业雇佣量提升，从而吸引外来人口集聚，并且提高经济绩效。近年来，区界重组政策又掀起热潮，本文的实证结果支持了重组政策对城市化的积极作用。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重组概率较高的城市都分布在经济基础较好的区域。某些地区由于发展潜力不足，无法充分发挥集聚效应以吸引人口流入，可能进行区界重组之后也不会产生人口集聚和经济绩效提升，因此也应该慎重使用。根据城市经济学的经典研究，城市规模的确定是在向心力（集聚经济）和离心力（拥挤成本）的权衡下的空间均衡，对于可以自由迁移的劳动力个体来说，具有较高生产率的城市意味着更高的工资和更高水平的公共品，同时他们也面临更高的房价水平。通过自由迁移，他们最终实现由工资、房价和城市公共品等构成的效用函数最大化。此时，对整个经济来说，实现了所谓的空间均衡，城市规模达到了最优水平。这是市场逻辑下城市规模的实现过程。在目前政府依然控制着城市发展资源的情况下，可能做符合市场逻辑的资源配置决策，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不扩大城市行政区划面积的情况下，进行市区内部的区界重组调整，依然可以实现人口集聚和经济绩效的提升。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的经济绩效(41471139)；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共建上海全球城市目标导向下的长三角协同发展研究（2014BCK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