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因素决定了风险投资的空间分布呢? 为了了解这一点,我们对与各城市投资相关的经济、人口和社会因素进行了相关性分析。 (如往常一样,我需要强调,相关性不等于因果关系,仅仅代表两个变量之间的关联。)
技术和人才
风险资本家长期投资于尖端技术,所以,毫不奇怪——风险资本投资集中在最具创新性的高科技都市。风险投资与创新(由专利(0.56)和高科技产业(0.66)衡量)之间显著正相关。
风险资本也会随人才而流动。我们发现,风险投资与成年人中大学毕业生的比例(0.56)正相关,也与从事创意阶层类职业——包括科学技术、商业和管理,以及艺术和媒体工作者——的比例正相关(0.53)。
职业与教育
当研究风险投资和特定类型的职业之间的关系时,结果更有趣。可能你也猜到,风险投资与科技工作者的集中程度正相关(0.47)。我们还发现,风险资本投资与商业及管理领域的职业之间有更强的联系(0.54)。
我一直指出高科技创新与一个地方顶尖艺术和音乐场地之间不可忽视的联系。然而一些批评家反驳认为艺术、音乐和文化创造力与科技创业毫无关系。这项分数表明,风险资本投资与艺术、音乐、设计、媒体和娱乐职业的工作者之间存在正相关(0.44)。
市长、城市领导者和经济开发商——尤其在老锈带城市的那些——喜欢强调高等教育和医疗综合体领域的投资(所谓“EDS和MEDS”)不仅能提供教育和培训,由高科技公司给当地增加就业机会,还有更多好处。但我们发现,在风险投资与教育/医疗工作者的比例之间没有统计学上的联系。
多样性
我也一直强调,风险投资、高新技术创新以及创业公司被吸引到欢迎多样性的地方,因此吸引更大规模的人才。毕竟,在美国,有相当一部分高科技创业公司是由移民创立的。事实上,硅谷风险资本家John Doerr有句名言说,应该为毕业于我们顶尖工程专业的外国学生“保证一张绿卡”。我们分析发现,风险投资与在外国出生的成年人的比例(0.31)之间存在正相关,且与人口中同性恋比例(0.41)之间联系更强,毕竟这体现了一个地方的社会开放度和宽容性。
城市规模
尽管在较小的大学城里可以发现重要的风险投资集群,但这种数量优势正流向大而密度高的城市。风险投资与城市人口规模(0.62)和人口密度(0.53)之间显著正相关。风险投资与使用公共交通的乘客的比例(0.42)正相关,与开车单独工作的乘客的比例(-0.30)负相关,前者代表城市的密度大,后者则显示了城市的蔓延外扩程度。
住房与薪水
越来越多的人担心,尤其在旧金山,是科技工作者、创业公司和风险投资主要导致了房价上涨、绅士化和日益严重的不平等。抗议活动在私有巴士上爆发,这些巴士将科技工作者从旧金山运往硅谷的企业园区。我们的证据是混杂的。我们发现,风险投资与较高的住房成本显著相关(0.52)。它也与工资不平等(0.49)和经济隔离(0.42)相关。 而这两个因素是高薪知识和创意阶层工作者(他们集中在这些地方)和低薪服务工人的巨大差距,以及蓝领工人比例的下降所造成的。事实上,风险资本投资与工人在蓝领工作中所占比例是负相关的(-.31)。
但是,我们发现风险投资与住房占收入比例(0.25)和总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相对较小,这时通过基尼系数(0.12)来衡量的。部分原因在于,风险资本与更加富裕的城市相联系,在这些地方,大学毕业生和知识工作者更为集中,因此房价会被太高不平等也会强化。事实上,风险投资与富裕城市的三个关键指标正相关:平均工资水平(0.57),人均收入(0.51)和人均经济产出(0.42)。
创新与平等
我过去的研究发现,在科技和知识中心,如湾区、波士顿 - 剑桥、西雅图以及其他地区,住房压力主要集中于在相对弱势的工薪和服务阶层。尽管知识工作者和创意阶层完全有足够的能力支付这些地方的住房成本,但服务和蓝领工人正在越来越落后于此。
只要美国的经济仍然为知识、人才和创新所驱动,我们可以预见,风险投资还将集中在一小部分具有合适的规模、密度、开放性和多样性以支持的都会城市上。遗憾之处在于,这也会加剧大小城市中日益增长的经济差距。
然而,通过削弱风险资本投资和高科技创业公司的创新动力来寻求公平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事实上它们有助于提高生产力,创造就业和就业机会。更好的途径是,利用创新和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对服务工作升级,并提供更多经济适用住房,同时,将这些城市的最低工资提高到工资中位数的50%或60%。现在我们国家和城市更应集中力量去提升劳动力和人口的最低线,以免民粹主义阻碍创新的步伐越走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