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热干面,便想到了武汉;提到橘子洲,便想到了长沙;提到电影《重庆森林》,便想到了香港,提到民谣《钟鼓楼》,便想起了北京。每个城市都有各自的特殊符号,但抛开这些符号,到底什么才是城市?它有何特征?它象征着什么,又意味着什么?
通过对全球城市历史的观察和比较,可以发现有一个中心命题纵贯于整个城市历史,也始终贯穿于城市经济学和城市历史学的研究潮流。这个中心问题便是:城市具有什么样的共同特征,或者城市的要素是什么?事实上,定义一个城市也应该从城市的普遍特征出发。
乔尔·科特金将城市的普遍特征提炼为六个字:神圣、安全、繁忙。他认为城市应该扮演三种不同的重要功能,即构建神圣的空间、提供基本的安全保障、拥有一个商业市场。一个城市或多或少地都拥有全部或部分这些功能,一般而言,他强调,城市在这三个方面只要有一个薄弱环节,都会损毁其生活,甚至最终导致其衰亡。不过,乔尔·科特金对城市普遍特征的概括更适应于早期的城邦或商业城市。2009年,世界银行曾提供一种新的概念,把城市的基本特征也概括为六个字:密度、距离、分割。通常,更高的密度、更短的距离、更少的分割意味着一个城市成功实现繁荣的机会最大。三者相互关联、缺一不可,但又非同等重要。在一个城市之内以及城乡之间,提升密度最重要;在一个区域之内以及城际之间,缩短距离最重要;在一个国家之内以及国际都市之间,减少分割、扩大开放最重要。世界银行的这个概括主要把握了城市的经济功能和地理因素的重要性,但忽略了城市的社会特性。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城市的含义、如何定义城市呢?
我们提供的答案也是六个字:增长、包容、绿色。需要说明的是,这个理解更像是一种期望,更像是成功城市的表征,我们希望城市能够变成一个经济增长、社会包容、环境绿色的地方,而一个城市只有具备这三个特征,也才能实现持久的成功,这种成功需要综合体现在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方面。然而,事实上,这三个特征之间虽然相互关联,却彼此并非完全兼容,多数城市在经济增长方面表现卓越,却有失包容,对资源环境的破坏也相当严重;而有的地方虽然环境优美、社会包容,却未必能够实现增长。
(一)经济增长
城市区别于农村,或者一个成功的城市,所须具备的关键特征是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一个城市之所以有可能实现持久的增长,是因为它的密度和它的产业。
首先经济密度。它是指经济活动的地理集中度,它可以指单位城市空间的人口规模、企业和资本聚集度,也可以指交通运输设施的密集度。通常,密度可以用单位城市土地面积所承载的GDP来衡量,单位城市土地GDP或单位城市建设用地二、三产业增加值是比较合适的度量标准。
高密度一般意味着劳动力、资本、技术在城市地理空间上更高的集中度,而这反过来又与生产、消费和贸易的规模经济相辅相成,这是因为:其一,单位货物和服务的固定生产成本越大,生产的规模经济效应就会明显,生产集中到一个地方的动力就越强,从而实现生产密度的提升。其二,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也是市场潜在需求最大的地方,消费的规模效应就更为突出。城市之所以成功,不仅因为生产的规模经济可以使企业在一个工厂中集中办公,也因为城市较高的人口规模可以使企业方便地找到潜在的需求客户,从而达到最优生产规模。如果一个企业的最优市场规模是300万户,那么落户于一个至少有300万人的城市就是一个优势,否则就会产生额外的运输和配送费用;更为重要的是,一个城市的人口规模越大,通常也意味着城市消费的多样化,从而为生产不同消费和服务的企业提供了多种可能性,也间接提升了城市增长的可持续性,因为过于单一的产业往往是城市落败的根源之一。其三,密度通常也伴随着贸易和交通运输、物流配送的规模经济。世界上最为悠久的城市是“贸易之城”,城市是买卖双方的见面的地方。这里,密度或人口规模再次成为关键,人口越多,贸易越容易达成,而且贸易也涉及的交通运输、物流配送、营销费用支出又涉及到固定成本,人口越多,贸易的规模效应也就越大。毕竟,所有的运输方式都具有规模经济,一个在来回两个方向都能装满货物的交通工具,必然意味着单位商品的运输成本最低。作为一个结果,规模及由规模所促成的贸易往往也成为城市增长的动力之一。
总体上,密度是形成和扩展城市的最为核心的要素,而且越高的密度、越大的规模经济自然意味着越高的财富集中度。因此,随着城市发展,密度最高的城市也是一国之内,甚至世界范围之内最富有的城市,柏林、伦敦、巴黎、新加坡、维也纳等国际性城市每平方公里所创造的GDP超过2亿美元。
图表1 经济密度
资料来源:作者梳理
其次是它的产业构成。与农村相比,城市中大部分的经济活动都围绕非农产业而展开。一个城市只有实现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变,才能实现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增长。不过仅仅粗略考虑非产农业的比重可能还是不够的,事实上,大量的研究和经验已经表明,一个城市实现增长的初始动力往往来自于人口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换所产生的劳动生产率提升,这种提升被称为“结构效应”;然而一旦到了一个界限,非农产业占比达到峰值,升无可升,这时的劳动生产率提升则将来自于城市非农产业即工业和服务业内部生产率的大幅度改进,而这通常来自于技术进步、规模经济和分工效率。
(二)社会包容
2000年联合国人居署早在《世界城市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包容性城市的概念,并将其作为世界城市发展的新目标。该报告将包容性城市定义为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4个方面,并特别强调城市不同主体发展权利的同质均等性、高水平医疗、教育等社会服务资源的广覆盖与均衡配置以及移发的融合等。2000年之后,国内外学者对城市的包容性进行了广泛的研究,简单归纳总结,他们通常都认为一个具有包容性的城市既反应了城市对不同地域、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价值观的人群的接纳程度,反映了城市不断满足居民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也反应了城市对弱势群体能够分享城市发展成果的程度。
在我们看来,一个城市的包容性是不同于城市建筑的非物理属性的综合,它来自于历史文化、习俗观念、城市管理政策等所构造的一种集体认同意识,它会产生一种强大的凝聚力,从而依托起城市繁荣的稳固的积淀。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认为“城市是一种心灵状态,是一个独特的风俗习惯、思想自由和情感丰富的实体”。这个实体应当不仅仅包括可以直接观察到的物理属性,也包括不可观察到的非物理属性,两者加在一起才能最终产生城市的“认同感”,从而决定哪个地方才能取得最后的成功。
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这一点尤其重要。在那里,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农村移民是城市人口增长的关键来源,如果他们不能顺利融入城市世界,获得最基本的市民属性和城市认同感,他们很可能沦落为真正意义上的“无根之人”。尽管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要么会强调给予这些外来者以城市的基本的养老、医疗、廉价住房等保障性措施,以容纳这些移民;要么干脆为了防止城市居民与外来移民之间的冲突,而采取疏散性措施,将移民重新“移出城市”,从而产生城镇化的倒退。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两类措施都可能不是关键,真正能够让农村移民融入城市的通道是打开非物理距离,获得对于城市的认同,这不仅需要消除身份差异、解除移民向上层社会爬升的人为限制,更重要的是要使移民的后代逐步获得城市认同,这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教育来解决。道格·桑德斯在其著作《落脚城市》一书中,曾满怀警示地指出“这个时代的历史有一大部分都是由失根之人造就而成,这些原本生长于乡村的人口,心思与志向都执着于他们想象中的城市中心,身陷于一种巨大的奋斗中,目的是在城市里为自己的子女争取一片基本但长久的立足之地”。反之,“如果他们因为公民权遭到剥夺,于是采取极端乃至暴力的手段,以寻求在都市体制中取得一席之地”。
因此,为了实现提高城市的包容性,往往需要通过减少或破除文化、身份、政策等方面的认同障碍,从而减少移民向中层社会、向城市中心、向财富靠近的“无形距离”。否则,即使一个富裕的城市,最终也可能因为不能获得一致性市民认同属性,而陷入萧条和衰退。
(三)绿色生态
一个充满绿色的城市通常会面临水和空气的污染、能源的消耗以及环境的破坏等诸多的挑战。随着城市人口规模越大、城市经济速度越快、这种挑战可能更明显。然而,从城市发展可持续的角度讲,一个城市为了保持持久的竞争力,不仅需要使之成为一个增长的城市、一个包容的城市,也要使之成为一个绿色的城市。
首先,绿色的城市需要减少污染。污染问题是很多城市的普遍问题。伦敦的雾霾、日本的水俣病都是在其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现象。中国快速的城市人口扩张也产生了类似的问题,据中国环境保护部发布中国环境公报显示,中国重点城市已经成为了污染排放的主要来源:2010年,113个重点城市废水排放量为370亿吨,占全国废水排放量的60.0%,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为579万吨,占全国化学需氧量排放量的46.8%;氨氮排放量为59万吨,占全国氨氮排放总量的49.0%;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082万吨,占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的49.5%;烟尘排放量363万吨,占全国烟尘排放量43.8%;工业粉尘排放量189万吨,占全国工业粉尘排放量的42.1%;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233万吨,占全国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的46.8%。
其次,绿色的城市需要节能。随着城市人口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建设用地规模的扩张,资源的逐渐趋紧是一个难以避免的现象。哪怕是在最发达的国家,城市都对能源使用增长做出了最大的贡献。研究也表明,城市扩张的过程会在三个方面影响对能源的使用:其一是传统燃料向现代燃料的转换;其二是货物和服务的需求增加了隐性的能源消耗;其三是住户增加和交通消耗,不过如果能够用公共交通取代私人交通,对降低人均能耗会产生积极影响。
图表2 不同国家生活生产领域能耗的对比
资料来源:麦肯锡、作者梳理
在中国,城市也是能源消耗的主要地区,据统计测算,中国287个地级以上城市能源消耗占全国总能源消耗的55.48%,城镇能源消耗占全国总能源消耗的80%以上。不同的是,在中国,生产领域是能源消耗的主要领域,而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生活领域是能源消耗的主要领域,这种差异反应了中国城市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于西方国家。
(四)城市是增长、包容和绿色三个变量的“组合体”
如果说古典城市的普遍特征是“神圣、安全、繁忙”,那么一个可持续的现代城市必须满足“增长、包容、绿色”三个特征。某种程度上,一个现代的城市可以说是这三个变量的函数或者组合体,一个城市能否实现成功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三个变量的组合方式。因为每个城市所面临的密度、距离和开放条件各不相同,所以,每个城市也都是相似却又不同、普遍之中亦有个性。
原则上,一个城市只有实现包容的增长、绿色的增长,才能可能取得成功,并使这种成功得以持久延续。然而,增长、包容和绿色这三个变量并非同等重要,对于不同的城市,重点也将有不同,在一个以乡村主导的社会,核心的问题是增长生存,在这种情况下,人口从农村和城市的转移是主流趋势,这个趋势伴随着增长,但也附着社会和环境问题,对包容和绿色这两个变量是负面影响;在一个以城市为主导的社会,包容和绿色的重要性有所增加,核心的问题是通过包容度的提高,使外来移民享有均等的公共服务和均等的就业机会,从而将“繁荣的传递”和“财富的分享”。
不过,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尽管对于城市而言,快速的增长、包容的社会和绿色的环境很重要,但这仍然只是一个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它们与城市是一种逻辑上的平行关系,而非因果关系。增长并不会自动实现,它的背后是生产率扩张带来的人口集中和生产集中;包容性也不会自动提高,它的背后是对外来移民关注的提升和社会政策的实施;绿色的环境也不会自动实现,它的背后是城市产业结构到达服务业,能源消费结构更加合理以及交通出行方式变化的结果。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探索城市背后的驱动力量和形成过程,这个过程正是城镇化。
(本文节选自巴曙松教授及杨现领博士著作《城镇化大转型的金融视角》,该书已于2013年9月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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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今日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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