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中,资本流动过程中的积累与循环是解释城市发展的重要逻辑。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大卫·哈维指出“资本主义再生产必须通过城市化才能实现”,城市作为资本积累与循环最为集中的空间,城市化的过程被理解为城市空间的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一方面,资本流动在不断追寻利益的同时也不断塑造城市空间,资本的不断积累带动城市的增长和扩张;另一方面,资本过多地向城市流动也会引发城市危机,导致城市的收缩。
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与“价值增值”的内在统一,生产过程中不断追求价值增值是实现资本积累的过程。然而,由于社会生产无限扩大与社会有效需求不足这对固有矛盾的存在,资本主义经济内部时刻面临生产过剩的问题,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周期性的过度积累(Over-accumulation) 危机。后马克思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发展事实表明,通过资本流动避免过度积累是化解危机的主要方式,当资本在商品生产领域出现过度积累危机时,引导资本流向城市建成环境领域可以避免危机发生,而资本将逐渐被转化为对城市空间的投资,城市建成环境由此得到改善并加速城市化进程,出现资本的城市化。列斐伏尔引入“空间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概念,描绘资本主义通过城市化方式转移资本的机理,指出当代资本主义已经从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空间生产带来现代城市的急速扩张、社会的普遍城市化以及城乡关系等一系列的变化。
大卫·哈维基于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提出“时间—空间修复”的观点,解释资本主义通过资本的时间推移和空间扩张来延缓或推迟危机的发生。开发新技术降低资本流通成本或加快流动速度是实现“时间消灭空间”(Annihilation of Space by Time)的关键。资本主义只能对外围地区进行资本输出,从而转移危机,通过资本流动促进交通运输产业发展,资本趋向高利润、低成本的外围地区依托新的生产能力和新的资源等实现空间修复(Spatial Fix)。当资本出现过度积累时,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吸收过剩的流动资本:一是通过投资长期资本项目或社会支出(如教育和科研)进行时间转移,以推迟资本在未来重新进入流通领域的时间;二是通过在别处开发新的市场,依托新的生产能力和新的资源等进行空间转移;三是前两者的结合体。
三次资本循环(Circuits of Capital)分析框架从时间角度解释资本流动与城市发展之间的联系。其中,初级循环(Primary Circuit)是指资本在生产领域(如制造业)的流动,当商品在生产流通初级循环中出现生产过剩危机时,资本将流向以建筑环境为主要内容的第二级循环(Secondary Circuit)—用于生产的固定资本(厂房、公路、铁路和港口等)以及创造消费基金(房地产)。随着资本由初级循环向第二级循环转移,以资本、金融、土地和基础设施为纽带构筑城市建设环境,促进资本的持续循环,通过城市建设领域中资本的积累与循环,加速城市化进程。同样的,当城市建设环境中的资本出现过度积累时,资本的第二级循环将停止,往往出现由金融和房地产危机带来的城市收缩,而过剩的资本将流向以科学技术研究及教育卫生福利等社会公共事业为主要内容的第三级循环 (Tertiary Circuit)。
根据联合国人居署的统计数据,全球出现人口收缩的城市(人口规模≥30万人),其时间与空间分布出现的规律与三次全球产业转移和扩散的范围相关,资本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直接导致收缩城市的出现。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持续的过度积累问题遍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也为解释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发展的多样性提供可能,郊区化及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大都市区重建和旧城衰退等城市化进程中的不同阶段与现象都被认为是资本流动的空间表现。因此,全球化尺度下资本在城市之间流入与流出,城市收缩现象将在更大空间范围内出现,这必然会波及非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从而形成不同类型的收缩城市 ( 图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