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重大成果《城·事·人——新中国第一代城市规划工作者访谈录》第一、二、三辑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正式出版。本文为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杨保军院长为该书做的序文,敬请分享。
清代学者龚自珍曾云:“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1] 。以史为鉴,“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2] ,“嘉善矜恶,取是舍非”[3] ,从来都是一种人文精神,也是经世济用的正途要术。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同志,在青年求学时期就曾说过:“读史,是智慧的事”[4] 。习近平总书记也告诫我们:“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观察历史的中国是观察当代的中国的一个重要角度”[5] 。由于城市工作的复杂性、城市发展的长期性、城市建设的系统性,历史研究对城市规划工作及学科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然而,当我们聚焦于城市规划学科,感受到的却是深深的忧虑。因为一直以来,城市规划的历史与理论研究相当薄弱,远远不能适应当今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与当前规划工作联系最为紧密的新中国城市规划史,更是如此。中国虽然拥有历史悠久、类型多样、极为丰富的规划实践,但却长期以西方规划理论为主导话语体系。在此情况下,李浩同志伏案数年、严谨考证而撰著的《八大重点城市规划——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城市规划历史研究》一经出版,立刻在城市规划界引发极大反响。现在,该书的姊妹篇《城·事·人——新中国第一代城市规划工作者访谈录》(以下简称《访谈录》),也即将面世。作为一名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着浓厚兴趣的城市规划师,我有幸先睹为快,感慨良多,并乐意为之推荐。
历史,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口述为其重要表现形式之一。被奉为中国文化经典的《论语》,就并非孔子所撰写,而是他应答弟子,弟子接闻、转述等的口述作品。与孔子处于同一时代的一些西方哲学家,如希腊的苏格拉底等,情形也大致相似。目前可知的人类远古文明,大多都是口口相传的一些故事。也可以说,口述是历史学的最初形态。近些年来,国内外正在迅速兴起口述历史的热潮,但城市规划方面的口述作品,尚较罕见。《访谈录》一书,堪称该领域的一项探索性、开创性的重大成果。
读罢全书,我的突出感受有三个方面。
第一,这是一段鲜为人知,不可不读的历史。数十位新中国第一代城市规划工作者,以娓娓道来的访谈方式,向我们讲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参与新中国建设并投身城市规划工作的时代背景、工作经历、重要事件、历史人物及其突出贡献等,集中展现了一大批规划前辈的专业回顾与心路历程,揭开了关于新中国城市规划工作起源与初创的许多历史谜团,澄清了大量重要史实。这些林林总总的细节与内情,即便对于我们这些已有30多年工作经历的规划师而言,很多也都是闻所未闻的。《访谈录》极具鲜活性与稀缺性。
第二,这还是一段极富价值,引人深思的历史。与一般口述历史作品截然不同,本书的访谈是由规划史研究者发起的,访谈主题紧扣新中国城市规划史,特别是八大重点城市规划工作这一中心议题,访谈内容极具深度与学术价值。关于计划经济时期和借鉴苏联经验条件下的城市规划工作,历来都是学术界认知模糊并多有误解之疑难所在,各位前辈对此问题进行了相当全面的回顾、解读与反思,将有助于更加完整、客观、立体地建构新中国城市规划发展史的认识框架,这是《访谈录》的一大亮点。不仅如此,各位老前辈在谈话中还提出了不少重要的科学命题,或别具一格的视角与认知,这对于深化关于城市规划工作内在本质的认识具有独特科学价值,对于当前我们正在推进的各项规划改革也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第三,这更是一段感人肺腑,乃至催人泪下的历史。老一辈城市规划工作者,大多并非城市规划专业的教育背景,面对国家建设的紧迫需要,响应国家号召,毫无怨言地投身城市规划事业,乃至提前毕业参加工作,在“一穷二白”的时代条件下,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从零起步”,开始城市规划工作的艰难探索。正是他们的辛勤努力和艰苦奋斗,开创了新中国城市规划事业的基业。然而,在各位前辈实际工作的过程中,他们一腔热血、激情燃烧的奉献与付出,与之回应的却是接连不断的“冷遇”:从1955年的“反浪费”[6] ,到1957年的“反四过”[7] ,从1960年的“三年不搞城市规划”,到1964年城市规划研究院[8]被撤销,再到1966年城市规划工作全面停滞……一个又一个的沉重打击,足以令人心灰意冷。更有不少前辈自1960年代便经历频繁的下放劳动或工作调动,有的甚至转行而离开了城市规划行业。当改革开放后城市规划步入繁荣发展的新时期,他们却已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而未曾分享有偿收费改革等的“红利”。时至今日,他们成为一个“被遗忘”的特殊群体,并因年事已高等原因而饱受疾病的煎熬,甚至部分前辈已经辞世……这些,更加凸显了这份访谈录的珍贵性、抢救性和唯一性。
可以讲,《访谈录》一书,是我们走近、感知老一辈城市规划工作者奋斗历程的“活史料”,是我们学习、研究新中国城市规划发展历史的“活化石”,是对当代城市规划工作者进行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教育的“活教材”!任何有志于城市规划事业或关心城市工作的人士,都值得加以认真品读。
最后,不能忘记的是,我们之所以能够聆听各位规划前辈的谈话,得益于邹德慈院士所主持开展的新中国规划史研究,得益于各位老前辈对此项工作的倾力支持。在这里,要衷心感谢各位老前辈!并感谢李浩同志的辛勤访问和认真整理!期待有更多的机构和人士,共同关心或支持城市规划的历史理论研究,积极参与城市规划口述历史工作,推动城市规划学科的不断发展与进步。
二○一六年八月十一日
(杨保军,博士,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
注释:[1]出自龚自珍著《定庵续集》。
[2]出自贾谊著《过秦论》。
[3]出自司马光著《资冶通鉴》。
[4]1920年12月1日,毛泽东致好友蔡和森等人的书信。
[5]2015年8月23日,习近平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
[6]即1955年的增产节约运动,重点针对建筑领域,城市规划工作也多有涉及。
[7]反对规模过大、占地过多、标准过高、求新过急等“四过”。
[8]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前身,1954年10月成立时为“城市设计院”(当时属建筑工程部城市建设总局领导),1963年1月改称“城市规划研究院”。
《城·事·人——新中国第一代城市规划工作者访谈录》(第一、二、三辑)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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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经昌先生拍摄作品:毕业设计时的严仲雄(1955年,迟顺芝提供)
60年光阴转瞬即逝(上图为1954年大学毕业设计时的留影,左起:徐循初、邹德慈、夏宁初,夏宁初提供;下图为2016年6月6日的老同学留影,左起:夏宁初、邹德慈。李浩拍摄)
历史的见证(上图为靳君达先生正在给苏联专家巴拉金当翻译中,1955年,左起:王文克、高峰、巴拉金、靳君达,张友良提供;下图为访问者2016年1月6日拜访靳君达先生留影,左起:靳君达、李浩)
赵士修先生保存的一张全家福(1937年,拍摄于上海,赵士修提供)
左起:赵士修(左1)、母亲(左2)、弟弟(左3)、父亲(右2)、哥哥(右1)
云南大学经济系1952级欢送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出席西南学代会同学纪念(1951年1月22日,第1排左2为赵瑾。赵瑾提供)
哈尔滨外国专科学校八十五班全体毕业留影(1953年6月端午节前夕,高殿珠提供)
注:摄于哈尔滨外国专科学校新教学楼前
前排左起:王全福(左1)、丁彦(左2)、王希贵(左3)、金铁侠(右2)、张兴(右1)
第2排左起:尉国勋(左1)、崔福奎(左2)、库斯马尔彩夫(右4)、王世范(右1)
第3排左起:高乃卿(左1)、闫立本(左2)、张敬儒(左3)、田雨滋)(左4)、赵连城(右4)、李景波(右3)、高殿珠(右2)、乔俊吾(右1)
第4排左起:韩铭(左1)、赵文栋(左2)、董国柱(左3)、李顺安(左4)、葛坤明(右3)、钟殿恭(右2)、崔福山(右1)
同济大学都市建设与经营专业大学毕业合影(1955年,邹德慈提供)
第1排左起:钱林发(左1)、罗宝琛(左2)、魏祖基(左3)、高星鸿(左4)、李锡然(左5)、邹德慈(右4)、张绍梁(右3)、李铮生(右2)、胡康珠(右1)
第2排左起:张惕平(左1)、孔繁德(左2)、夏宁初(左3)、董鉴泓(左4)、金经昌(左5)、王肇桢(右4)、陈业伟(右3)、王世豪(右2)、黄养明(右1)
第3排左起:徐循初(左1)、陆寿元(左2)、唐健(左3)、钟汉桢(左4)、屈福森(左5)、孙承元(右4)、严仲雄(右3)、汤道烈(右2)、林莘初(右1)
在青海日月山的留影(1956年,后排右1为赵士修。赵士修提供)
宝鸡规划工作组在宝鸡市大街踏勘(1957年,刘德涵提供)
左起:徐锡元(左2)、杨韵娟(左3)、刘德涵(左4)、陈光涛(左5)、韩家相(左6)、黄彩霞(左8)
在黑龙江省鸡西市规划局的留影(1959年6月,郭增荣提供)
左起:宋玉珏(左1)、郭增荣(左2)、吴今露(右1)
参加国庆十周年全国工业交通展览会留影(1959年10月,常颖存提供)
注:拍摄地点在北京展览馆(原名苏联展览馆)
前排左起:戴传芳(左1)、张友良(左3)、刘成(右3)、常颖存(右2)、陶冬顺(右1)
后排左起:赵清川(左2)、刘文惠(右4)
苏联专家马霍夫一家在城市设计院副院长李蕴华家做客(高殿珠提供)
前排左起:李蕴华女儿(左1)、马霍夫女儿(左2)
后排左起:马霍夫(左1)、马霍夫夫人(左2)、李蕴华(右2)、高殿珠(右1)
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学员在青岛军训期间的留影(1960年8月1日,赵士修提供)
第3排左1为赵士修。第2排中戴着军帽的4人为军人。赵士修先生曾经在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学习语文半年时间
1960年“桂林会议”材料(会议须知,李浩收藏)
刘秀峰部长在“桂林会议”上的总结报告(记录稿,迟顺芝提供)
在桂林会议期间的留影(王文克,1960年5月,王大矞[王文克女儿]提供)
参加桂林会议时的留影(迟顺芝,1960年5月,迟顺芝提供)
1950年代的夏宗玕和马熙成(马赤宇[马熙成和夏宗玕之子]提供)
严仲雄和迟顺芝先生结婚时的留影(1957年3月,迟顺芝提供)
王伯森和赵淑梅先生结婚时的留影(1959年10月,王伯森提供)
开展大兴县黄村人民公社规划时在公社大门口留影(1959年,刘德涵提供)
注:黄村人民公社规划由城市设计院与北大经济地理系合作
右起:刘德涵(右4)、车维元(右7)、虞培德(右9),这3人为城市设计院工作人员,其他人为北京大学地理系的老师和学生
三年困难时期城市规划研究院干部劳动自救(1962年前后,刘德涵提供)
注:在北京大兴马各庄办农场,乘马车下地劳动
前排左起:吴翼娟(左1)、周润爱(左2)、周杰民(左3)
第2排左起:董克增(左1)、邹德慈(左2)、赵垂齐(左3)、钱治国(左4)
后排(站立3人)左起:李锡均(左1)、徐道根(右2)、刘德涵(右1)
在国家计委办公楼前的合影(1963年9月,赵士修提供)
本照片人员主要为国家计委基建局的同志。第1排右1为一留苏人员(后在中央党校任教员)。第2排左1(头上裹着围巾者)为办公室工作人员,左2(胡子较多者)为处长。第3排左1为副处长,右3为赵士修
访问苏联时下乌金斯克云母加工厂赠送给高殿珠先生的相册(高殿珠提供)
苏联下乌金斯克(Нижнеу?динск)云母加工厂为中国考察团的每位成员各赠送两本相册,其中1本为活动照片,另1本为当地的风景照片。本相册中俄文的内容为:“赠中国朋友高殿珠先生,下乌金斯克云母加工厂全体同志。1958年12月13日”。
苏方为中国考察团举行的欢迎会(左侧发言席右边站立的翻译人员为高殿珠先生,高殿珠提供)
中国考察团与苏联下乌金斯克云母加工厂职工合影(1958年的11月前后,高殿珠提供)
陶宗震先生摄影作品:周干峙和孩子们在一起(1967年前后,拍摄于阜外大街楼顶,瞿雪贞提供)
照片中两个男孩为周干峙先生和瞿雪贞先生的两个儿子,两个女孩为王伯森先生和赵淑梅先生的两个女儿
万列风先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委工作时的工作证件(1978年,万列风提供)
刘德涵先生绘画作品(山寨秋烟,作于2010年3月。刘德涵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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