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国67年的一个午后,刚刚破获“总规修改要案”的两位规划警署署长正斜靠在办公室的沙发椅里悠闲地看着报纸。突然,他们的目光不约而同被一则“北京上班路上花97分钟,位列全国之首”的新闻标题所吸引!

俩人掐指一算,如果一个上班族的职业生涯是40年,那么耗费在上班路上的时间竟长达2年!再联系到最近警署接连收到的社会隔离、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举报,他们果断将此定性为一起席卷全市的时间“失窃”大案,责成时间规划所开展侦查工作。

时间规划所所长立刻成立了由空间分析师、交通规划师、数据分析师、社会调研师组成的专案组,三天三夜不眠不休,终于制定出一套堪称完美的侦查计划。

由于这是警署第一次处理时间“失窃”案,专案组摒弃以往只关注静态空间的思路,认为还原人的动态行为轨迹才是破获这起案子的关键。于是在传统的社会普查数据基础上,整合了上万条经济属性甄别数据和上亿条空间实时定位大数据,形成可支持交叉叠合分析的强大线索库。

继而,专案组借助GIS和SPSS破案工具对京城上班族居住-就业空间的聚集程度、离散趋势和多样性进行空间分析,全方位再现案发现场。

同时,借助百度热力图、人迹地图、POI点提取、IC卡和中国移动职住对识别等新式“追踪工具”,对上班族的通勤轨迹进行捕捉、还原和细化分析。

最后,委托调查师在失窃案件频发的8个热点地区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社会随访,汇集受害人居住-就业-通勤情况和收入、家庭结构、满意度等方面信息,全类别提取受害人典型特征,以便锁定侦查方向。

经过勘查案发现场,专案组发现:十年间,京城就业岗位不断向六环以内中心城地区集聚,城六区就业量已占到全市就业总数的74%。与此同时,常住人口却在由二、三环向四环外迁移,五环外已经居住了全市一半以上的人口。从热力图上也能清晰的看到,早晚非工作时间人群大多在四环外聚集,而在上班时间,大量人流则涌入四环内活动。就业在四环里,居住在五环外的职住分离迹象已经非常明显。

与此同时,伴随京城“强单中心内部分化+外围分散弱中心”的就业空间格局日趋明朗,各种向心、逆向和侧向通勤流混合交织在一起,导致上班族实际通勤时间超过最小通勤时间的比例比2005年提高了4个百分点,过度通勤状况正在不断恶化。

从2000年到2014年,上班族单次通勤时间由41分钟增长到52分钟,而大于60分钟的长时间通勤比例更是提高到40%。也就是说,全市1100万就业人口中,每天有440万左右的上班族面临着时间“失窃”的问题!

通过叠合就业人口和居住人口密度以及测算通勤距离,专案组发现这些受害者大多居住在昌平、门头沟、石景山、通州、大兴、房山、丰台等交通基础相对完善但生活成本较低的近郊地区。

那么,京城时间失窃人群的具体情况又是如何呢?
专案组进一步在错综复杂的通勤轨迹图上剥茧抽丝,提取出受害人群的典型特征。

基金经理老王,学生家长,天通苑居住,金融街上班,女儿在西城上学。每日私家车通勤往返54公里,失窃时间2小时+。据调查,与老王同样境况的人竟占到金融街总就业人数的一半。由于城六区集中了70%以上的“重点小学”、“三甲医院”和“就业机会”,导致近郊区居民只能每日长途奔袭,向心通勤。天通苑和回龙观更是有80%以上的居民在五环内就业。这都是公共服务资源发展滞后于生活需求惹的祸。

码农小夏,IT男,回龙观居住,上地上班。虽然两地直线距离仅8公里,但每日通勤的失窃时间仍为2小时+。如果坐公交,由于京藏高速的阻隔,单程绕行下来就要50分钟;如果坐地铁,从公司或从家到地铁站都要先走上15分钟,再忍受西二旗或龙泽站接连几辆车都挤不上去的情况。如今,交通换乘繁琐、车站与家和公司之间衔接不畅、公交拥挤、运行速度慢已成为多数上班族的心病,虽苦不堪言,却又只能默默忍受。

公务员胡处,西四环居住,单位迁往通州后,每日往返距离80公里,穿梭于京城的16环之间,失窃时间4小时+。伴随北京部分专科医疗、教育培训等功能向城市东南部平原地区转移,北京市属行政事业单位向城市副中心和郊区城区转移,未来会有更多的人像胡处一样,每日奔跑在上下班的“新长征” 路上。功能疏解与人口疏解的不同步,将带来更大规模的职住分离问题。

Office lady小李,外企白领,CBD工作三年,积蓄仅够在燕郊买一套小两居。每日通勤往返70公里,失窃时间4小时+。专案组将各区房价与各行业家庭年收入进行叠合分析发现,收入极高的人,比如金融从业者对区位不敏感,在全市哪里买房都行;中间偏低者,比如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人员,大多在中心城上班,但能买得起的房子却集中在城市西部和北部偏远地区;低收入者,比如住宿和餐饮业者则无法选择区位,只能租房住。日益高企的房价和行业收入差距,正不断将中低收入阶层向城市外围驱逐。

西城张哥,棚改户,老房子拆迁后被安置在亦庄居住,仍然在西城打工。每日通勤距离48公里,失窃时间2小时+。专案组发现,2007-2011年,京城85%的保障性住房都位于五环路以外,这不仅带来低保人群家迁出去后还要回四环内工作的尴尬,也挤占了外围产业园区安置企业员工的居住空间,无形中加剧了城市双方向上的职住分离。

最终,专案组发现:除房价和收入规划警署无法左右外,只要我们锁定其他几个侦结方向,并作出合理的优化调整,就能帮受害者找回丢失的时间。

那么优化和调整的关键又是什么呢?
专案组继续调取了伦敦、巴黎、东京、纽约等世界大城市数据,在5公里、15公里和30公里三个圈层尺度下与京城进行了比较分析。


对五个城市分圈层的人口密度、就业密度、职住比、通勤时间和通勤方式进行叠合,并对5个城市的职住关系进行聚类比较。最终发现,伦敦、巴黎、纽约的就业都主要集中在旧城,居住向外圈层递减,时间失窃者不多,通勤以公交和小汽车为主。东京的就业高度集中在旧城,但居住分布在六环左右,时间失窃者数量最多,通过大容量的轨道交通进行弥补。与这四个城市相比,北京的就业和居住均呈摊大饼状向外蔓延,通勤流在各环线间交错分布,时间失窃者较多,但公交的支撑作用尚不明显。可见,就业-居住空间布局和交通组织模式选择是找回失窃时间的关键!

由于“职住分离”和“联通低效”是造成时间“失窃”的根本原因,专案组当机立断,提出用规划这只看不见的手来促进市民“近业择居”、“近居择业”以及加强“职住联通”的行动目标集和应对措施库,未来可针对具体案件,进行抽取组合和动态扩充。

针对近业择居,一方面,可以提高就业中心周边居住用地的建设强度,根据就业区类型配备各种比例住房,剩余居住用地资源优先发展保障房,为市民在单位周边居住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在外围产业园,探索配建职工宿舍、试点利用集体建设用地或企业自有用地建租赁房,加强针对就业区的住房保障。同时,通过出台“换房零税费”、“本地户籍优先购买当地自住型商品房”等政策,提高家与单位就近对接的灵活性。

针对近居择业,一方面,可以促进就业及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向副中心、郊区城区“多点”转移,激发外围地区的发展活力。另一方面,细化与居住兼容的用地性质,提倡社区内居住、商业、办公等多种功能混合。同时,鼓励居家办公、远程会议办公等灵活方式,为市民在居家附近就业创造可能。

针对职住联通,一方面,可以将高密度的就业区、居住区与综合性交通枢纽进行职住功能锚固,创新TOD开发的政策和机制;另一方面,用大容量的快速公交线网串联各功能枢纽,增加对角线和侧向轨道建设,实现沿廊道上的职住均衡;同时,提高交通换乘的便利性,加强最后一公里的微循环改造。为提高职住之间的联通效率创造优质环境。


经过180天紧锣密鼓的侦查,京城上班族时间“失窃”案暂时告一段落。专案组明确了受害人群的规模和分布,提取出受害人的典型特征并锁定侦结方向,与国际案例比较明确侦结关键,最后建立起行动目标库和应对措施集。然而,专案组深知时间失窃案的持久和复杂,未来会继续搭建和维护预测、预警模型,聚焦特定背景、特定地域和特定人群开展一系列的深化研究。
专案组坚信,一个市民喜爱的城市不光要有健康舒适的城市形态、公平包容的公共政策,还要为他们提供可选择多样化生活方式的机会。而空间与时间双管齐下,全面提高市民的生活质量也正是规划警署不懈追求的终极目标。希望有朝一日,京城市民再也不会长途跋涉去上班,而是用这些宝贵的时间来与家人团聚享其乐融融,与友人相约品诗情画意,享受生活、快意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