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制造业空间是我国大城市空间发展的先导和基础,全球化、交通方式、政策制度等驱动要素,政府及企业的主体行为对制造业空间区位选择有重要影响。通过采用工业用地矢量数据及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企业数据相结合的定量分析方法,对1990年代以来武汉都市区制造业空间演化过程进行分析,揭示了武汉制造业郊区化重构过程、扩展模式及空间格局特征。在此基础上,构建了“要素层-行动层-空间层”的制造业空间演化解析框架。研究表明,要素的驱动作用、主体的行为逻辑共同决定了制造业空间区位选择及空间分布格局。以上发现可为未来大城市都市区制造业空间发展引导策略提供理论基础。
【关键词】
制造业空间;演化特征;演化机理;引导策略;武汉
(全文刊载于《》2016年第6期。限于篇幅,此处为核心观点节选)
1 研究背景
本文以1993-2013年武汉制造业用地矢量数据及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企业数据为基础,借助GIS空间技术平台,运用空间关联分析、圈层-象限分析、核密度分析等定量方法研究1990年代以来武汉都市区制造业空间演化演化过程与格局特征,并基于企业与政府部门访谈及实证检验方法探讨制造业空间演化机理,提出未来都市区制造业空间引导策略。
2 1990 年代以来武汉都市区制造业空间演化与格局特征
2.1 重构过程:制造业郊区化集聚重组
对1993-2013年武汉都市区内各圈层制造业用地矢量数据变化进行统计分析,研究表明,1990年代以来,武汉都市区制造业用地郊区化趋势明显,主城内、外分别呈现存量置换、增量扩张的特征(表1)。
研究表明,1993-2013年武汉都市区制造业用地高/高集聚(H-H Cluster) 地区发生了较明显迁移重组:1993至2004年,主城区内高/高集聚(H-H Cluster) 地区逐步向三环外围转移;2005至2010年,东北片以钢铁化工主导的高/高集聚(H-H Cluster)地区进一步强化,西北、西南、东南方向逐步形成三个较为明显的高/高集聚(H-H Cluster) 地区(图1)。截至2013年,东北、西北、西南、东南四个方向基本形成以青山经济开发区、吴家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等为主要载体的制造业集聚区(表2)。
2.2 扩展模式:近域圈层蔓延与多轴向均衡延伸
将1990年以来武汉各年份制造业用地矢量数据按照圈层-象限划分进行统计分析(图2):从圈层来看,1993-2013年间,制造业用地面积呈现主城衰减、近郊剧增、远郊微增的特征,其中近郊区成为制造业的主要集聚地,近域圈层蔓延态势明显。从扇面来看,主要表现为三个特征:一是Ⅰ象限作为武汉东北部重要的钢铁化工集聚区,制造业用地始终保持较高比重,说明武汉对钢铁、化工等重工产业仍有较大依赖;二是Ⅴ、Ⅳ、Ⅶ象限的制造业用地扩展速度快,这主要源于国家级开发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和吴家山经济技术开发区) 的拉动;三是其他象限的制造业用地依托交通轴线呈均衡线性延展格局。总体而言,1990年以来武汉都市区制造业用地呈现“近郊圈层蔓延+多轴向均衡延伸”的空间扩展模式。
2.3 空间格局:不同类型制造业空间分布各异
利用武汉第三次经济普查都市区内15416家制造业企业的属性数据及区位信息,根据行业特点将制造业企业分为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及劳动密集型三种类型并借助GIS平台,通过核密度分析方法得出各类制造业的空间分布格局特征(图3):①劳动密集型企业大多为都市型工业,主要集中在三环内的汉口及汉阳旧城。由于企业规模普遍较小,呈现出在主城内集聚、分散布局的空间特征。②资本密集型企业总体呈现集聚与分散并存态势,表现为在都市区边缘集聚并沿交通轴线向远郊呈指状分散,说明该类企业的集聚有较强的交通指向性;且该类企业密度分布格局与武汉总体制造业企业密度分布格局大致相似,反应出资本密集型主导的重化工企业奠定了武汉制造业空间格局基础。③技术密集型企业集聚度最高,在东湖技术开发区关山组团形成强集聚中心;该类企业倾向于在生态环境优越、科教资源集中以及政策优势突出的地区集聚。
2.4 空间问题:“工业围城”与“重心游离”
1993-2013年间,三环至五环范围内制造业用地面积占都市区内制造业用地总面积比重由31.11%增长至82.51%(表1),且以开发区为主要空间载体,沿交通轴线由三环向外围均衡蔓延,制造业用地呈环绕主城之势,存在“工业围城”之隐患。
由于区级经济发展的竞争,使都市区六个远城区及3个国家级开发区竞相“招商引资”,使都市区外围制造业分散发展(图4);而武汉2010版总规采用“1 个主城+6 大新城组群(近30 个组团) ”的近郊扩展布局模式也助长了外围新城多组团齐头并进的分散发展趋势。因此,“诸侯经济”、区级政府的多主体竞争以及规划政策共同导致了武汉都市区制造业空间发展“重心游离”的问题。
图4 武汉都市区外围城区与开发区分布(2013)
3 武汉都市区制造业空间演化的机理分析
3.1 武汉都市区制造业空间演化解析框架
本文构建了基于“要素层-行动层-空间层”的都市区制造业空间演化解析框架(图5)。通过对武汉20家典型制造业企业和3个地方政府管理部门的深入访谈,以及1990年代以来武汉制造业发展实证分析,来探索都市区制造业空间演化的作用机制。
3.2 空间演化的外部驱动要素
本文根据企业的行业类型、性质、规模及区位分布的差异,选取20家具有典型代表的制造业企业和3个地方政府相关部门进行访谈及问卷调查,即由企业及相关政府部门负责人分别对企业区位选址影响因素的重要性进行判断(重要5分,一般重要3分,不重要0分),汇总计算并排序后,对排名前十的重要影响因素进行筛选与聚类分析,综合确定武汉制造业空间演化的外在驱动要素。调研结果表明,企业在区位选址过程中更加关注相关制度政策、交通通达性;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过程中更青睐于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跨国企业以及具有产业先进性、发展可持续性的高新技术企业(特别是新三板企业)。综合企业与地方政府的调研结果,可将全球化与信息化、交通方式变革与政策制度变迁作为影响武汉都市区制造业空间演化的三大驱动要素(图6)。
3.2.1 全球化与信息化:跨国企业与新兴产业嵌入
一方面,全球化过程中,跨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选择区位和组织生产,中国大城市都市区成为全球化资本嵌入的主要空间载体。1993-2013 年,武汉外资企业个数逐年上升(图7),以东风本田、上汽通用为代表的资本密集型外资企业及以富士康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外资企业迅速在各开发区集聚,形成不同的空间分布格局,成为推动武汉都市区制造业空间郊区化重组的重要力量之一。另一方面,信息技术带动下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呈现快速发展的势头。以高新技术企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并在东湖开发区集聚,成为推动武汉都市区制造业空间郊区化增长的另一大力量。
图7 武汉规模以上外资企业数与制造业用地面积变化(1993-2013)
图8 武汉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与制造业用地面积变化(2003-2013)
3.2.2 交通方式变革:引导制造业“点-轴”集聚
武汉高速公路、空港、新港、城际铁路、城市环线的建设推动了制造业空间分布郊迁化,并依托重大交通设施建设在近郊形成产业集聚区,如依托天河机场建设形成的航空物流、高科技产业、总部经济为主导的临空产业集聚板块,依托阳逻港区形成的钢铁及深加工、石油化工为主导的临港产业集聚板块。同时,多向交通格局也助长了武汉制造业空间分散化(图9)。
图9 武汉现状重要交通设施与制造业集聚区分布(2013)
3.2.3 政策制度变迁:激励及约束制造业空间区位选择
不同时期,影响武汉制造业空间变迁的主导制度存在差异,其制度作用(空间效应) 也不同:1993年以前,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及开发区制度初设,制度对制造业空间影响作用不明显,制造业空间仍以内城扩充为主,路径依赖明显;1994-2004年,土地制度、财税制度(分税制改革)、开发区制度、行政区划调整均对武汉制造业空间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空间格局剧烈重组,表现为制造业内城腾退加速并向近郊开发区集聚;2005-2010年间,土地制度、财税制度、开发区制度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制造业郊区化过程进一步强化,“近郊开发区+多产业组团”聚集的空间格局形成;2011年至今,地方政府在制造业空间发展过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科创及人才制度、环保制度、地方产业发展政策及规划战略对制造业空间的作用强化,制造业用地总量急剧增长,三环外四大制造业集聚区基本形成,并沿交通轴线由近郊进一步向远郊扩展延伸(表7)。
3.3 行为主体的内在行动逻辑
3.3.1 地方政府:权力主导下“经济理性”与“公共理性”的二元性
(1)激励行为:追求任期政绩的“经济理性”
由于长期将GDP增长作为政府政绩的主要指标,市场经济时期,地方政府“企业化”倾向越趋明显。2011年,武汉市政府提出“工业倍增”计划,其目标是五年内实现工业总产值翻一番。1991-2010年武汉制造业用地批租总面积为53.79km2,而2011-2013年总面积则达62.80km2,2011年以后,武汉制造业用地批租面积出现了“时空压缩”式的井喷增长(图10)。“工业倍增”计划效应显著,体现出地方政府行为“企业化”倾向下的经济理性选择,但部分企业在此过程中出现“圈地囤地”的投机行为,反应出政府经济理性下衍生出的非理性后果。同时,区级政府间的多主体竞争也带来了资源分散、发展重心不明确的空间问题。
图10 武汉制造业用地批租面积变化情况(1991-2013)
(2) 约束行为:维护环境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公共理性”
1990年以来,武汉都市区粗放式空间增长造成生态空间分散、零碎、侵蚀。2012年,《武汉都市发展区1:2000基本生态控制线落线规划》颁布,以政府令形式划定河湖、湿地、山体以及重要的城市明渠等12类地域为生态底线区,对不符合准入条件的项目,要求退出生态底线区并另行选址(图11)。地方政府试图通过划定生态红线控制方法来约束企业的选址行为,保护城市整体生态格局,以期维护城市环境效益与社会效益。
图11 生态底线控制区与现状制造业用地叠合(2013)
图12 武汉交通格局优化建议图
3.3.2 企业:资本趋利下的“经济理性”
(1) 基于规模报酬递增的空间集聚
武汉技术密集型企业在空间上表现出明显的集聚性,该类型企业规模小、对信息成本的敏感性高,高频度的企业联系、高密度的企业网络及高强度的企业集聚可有效降低交易成本,从空间集聚的外部性中获得更多收益,因而该类型企业在空间中形成专业化较强的产业集聚区或产业集群,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中的高新技术企业高强度集聚便是最好的佐证。
(2) 基于规模报酬不变或递减的空间分散
由于集聚所带来空间竞争的加剧,反过来又加强了空间分散的趋势。如武汉都市区内的资本密集型企业表现出近郊集聚与远郊分散并存态势,而劳动密集型企业则在主城内分散布局。武汉资本密集型企业在空间上的分散性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由于历史路径依赖,“原生型”的传统重化工企业在主城区分散布局,它们往往拥有一个相对封闭、完整的生产组织体系,对周边企业的联系需求和依赖程度较低,同时由于企业搬迁成本大,导致传统重化工企业布局具有空间惯性和惰性,如武钢、武船等大型国企至今仍保留原址;二是由于交通体系完善,企业表现出沿交通轴线跳跃式寻找生产成本最低的区位,在空间上呈现远郊分散态势,如武重、武锅、武汽等资本密集型企业沿交通轴线向远郊呈指状分散;三是由于“拥挤效应”带来交易成本上升与规模报酬递减,出现企业选址行为的“反集聚”现象。如2013年,上海通用武汉生产基地落户江夏区金口镇,并没有选择具有成熟配套的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根据笔者实地调研,发现该企业“反集聚”选址的原因有三:①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要素趋紧而导致生产成本上升;②江夏区政府积极给予其优惠的土地、税收政策和设施配套服务,从而降低交易成本;③企业自身生产能力强大,能够吸引上下游企业在其周边集聚形成产业集群。武汉劳动密集型企业在空间上的分散性主要是由于该类企业对于市场腹地、规模的指向性强,空间集聚往往并不能带来规模报酬的增加,因此空间布局随机性较大且有分散趋势。
3.2.3 行为主体的交互与博弈
政府作为城市经营者与管理者,为企业的区位选址提供了一个激励性与约束性的行为框架;企业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表现出空间集聚与分散的二元性。一方面,两者对于经济效益的共同追求,使两者结盟推动制造业空间扩张;另一方面,基于环境效益与社会效益的考量,又使政府不断对企业行为做出修正与引导。它们不同的行为诉求、行为特征、行为逻辑及其在博弈过程中的决策交锋,共同推动着制造业的空间演化。
4 未来武汉都市区制造业空间发展的引导策略
4.1 改进要素作用,引导“智能制造”区域布局
对接全球化2.0版,武汉将在光电子通信、通用运输装备制造等领域培育世界级制造业产业集群,推动“传统制造→数字制造→智能制造”转变,增强制造业的全球竞争力。借鉴西方发达城市发展经验,建立在高技术基础上的“智能制造”产业,其区位选择更加看重区域性交通条件及创新环境。因此,需重点改进区域性交通条件、产业发展制度环境等要素作用。
完善区域性交通设施体系,适应“智能制造”区域布局要求
调整制度创新方向,培育“智能制造”适宜空间
4.2 引导主体行为,激励与约束企业区位选择
一方面,政府与企业均应遵循“经济理性”,注重产业综合经济产出效益。企业应根据产业类型差异,形成合理的集聚与扩散格局。政府要兼顾GDP总量产出及地均产出绩效,激励三环线内大量“三旧”用地转型为创新产业发展空间。另一方面,政府与企业应尊重“公共理性”,约束企业非合理行为。政府要理性考量制造业空间的发展需求,避免企业的投机“圈地”行为;要积极建构产业准入机制、退出机制,实施负面清单管理,避免企业对城市开发边界、生态底线、基本农田的侵占。
4.3 优化空间组织,构建合理空间格局
顺应产业升级趋势,预留智能制造空间
契合产业集聚特性,构建空间生产网络
明确重点发展区域,避免“工业围城”
图13 武汉都市区产业空间组织模式图
5 结论
对1990年代以来武汉都市区制造业空间演化过程分析发现,武汉都市区制造业经历了郊区化集聚重组的空间重构过程,呈现近域圈层蔓延与多轴向均衡延伸的空间扩展模式、不同类型制造业差异分布的空间格局,并存在“工业围城”与“重心游离”的空间问题。其演化机理可用“要素层-行动层-空间层”的框架进行解释,要素层涉及三大驱动要素:全球化与信息化促进跨国企业与新兴产业嵌入,交通方式变革引导制造业“点-轴”集聚,政策制度变迁激励和约束制造业空间区位选择;行动层涉及政府与企业两大行为主体,政府表现出权力主导下“公共理性”与“经济理性”的二元性,企业表现出资本趋利下的“经济理性”,二者交互博弈。动力机制整体表现为外部要素驱动及内部主体行动的藕合作用。未来制造业空间发展的合理引导同样应因势利导,从“要素-行动-空间”三方面入手,一是要改进要素作用,引导“智能制造”区域布局;二是注重引导主体行为,激励及约束企业区位选择;三是要契合产业经济模式转变趋势,优化空间组织,构建合理空间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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