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城市文化遗产保护技术嬗变的根本原因,是对城市文化遗产本体认识的分歧。而中国的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则不然,发生博弈的两种理念的建构体系,均具有成熟、完备的合理性基础,彼此不构成递进的关系结构。两者按不同尺度、共生于特定的时空条件之下,并相应造成整体空间的碎片化,以及由此带来的重构。
如果说,价值分歧推动了西方城市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发展,那么,价值离散则导致了中国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长期困境。相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背景下,博弈结果的差异性表明:博弈产生,是与价值碎片在特定环境中的重构、而不是认识程度的必然关系。因而,只要价值环境的差异性存在,保护的合理性基础、价值的具体尺度,就无法获得统一,形成城市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不可调和的“百家争鸣”。
故而,中国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技术体系是建立于“两极权宜”之上,以解决“两极权宜” 为准的保护方法体系。所面对的主要矛盾与问题,聚焦在双轨制度下的空间分割。这一“底线式”的空间分割方法导致了城市文化遗产保护中的诸多问题。今后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发展,应当在立足空间的基础上,突破空间管理划分的局限,建构整体和统一的保护模式。
《》2016年第11期杂志刊登了汤晔峥的论文《城市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技术形态解析与思考》,以“后发外生”背景下的中国城市文化遗产保护技术体系为研究对象,从价值取向、保护尺度和技术方法等3个方面,基于实践案例,分析并提出了本土技术发展中的特征与问题。认为保护应突破聚焦空间划分的手法,统一评估的标准、原则,避免既有管理等级干预保护价值评估。强调空间单元的整体式保护,关心遗产及其历史环境和现代环境的整体性。强调遗存整体延续过程中的保护与发展界限,而非单纯划定空间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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