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规划圈大家的关注点似乎存在一致性,在利益诉求多元化的存量规划时代,昨日微信关注的是公众参与、协商规划、公共空间建设,与“人”相关的话题。三篇摘录如下:
█ 1、共同缔造工作坊:参与式社区规划的新模式微信公众号:SYSU城市化研究院公众参与历来是中西方城市规划发展中的重要内容,但公众往往缺乏参与的机会与平台。在城市社会时期矛盾日益尖锐、公众主体意识增强的背景下,为保持城市社会凝聚力,本文提出:以公众参与为核心,依托规划师构筑政府、公众、规划师、社团等多元主体互动平台。
摘录:莲花香墅共同缔造工作坊:参与式规划实践
3.1 莲花香墅简介
莲花香墅位于厦门思明区的中心,是思明区20世纪80年代开发建设的老别墅区之一,占地16公顷。
90年代初,以“煎蟹一条街”为首的莲花香墅美食区在厦门全市享有盛名,吸引更多的商家将食肆开设于别墅中。
经过20多年发展,社区人口日益增长,小区缺乏物业维护破旧不堪,社区环境质量不断下降;商业发展带来环境、噪音污染等扰民问题,并加剧停车难、交通拥堵。
2010年9月,思明区以打造“厦门的‘兰桂坊’”为目标,试图将其改造为莲花香墅休闲餐饮区,但是却没能解决社区存在的复杂问题。
图1 莲花香墅航拍图
图2 莲花香墅建筑
3.2 活动流程
莲花香墅工作坊从2014年6月开始,围绕居民、商家、政府开展多次交流会;到2014年8月开展室外公众咨询会,与居民、商家等在莲花公园直接面对面交流讨论方案。如今莲花香墅已启动部分了行动计划。
图3 莲花香墅共同缔造工作坊活动流程
3.3 居民参与规划的逐层推进
图4 莲花香墅居民参与规划的逐层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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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期刊精粹|【抢先版】沟通式规划研究综述及其在中国的适应性思考微信公众号:国际城市规划沟通式规划的核心是在多元主义的前提下,将规划看作一个建立共识并促进社会合作的过程,倡导政府、规划师与社会通过易于理解、真实、正确、真诚的沟通,在理性辩论的基础上提出理性主张,形成共同的规划策略。
沟通式规划(Communicative Planning)亦可译为沟通规划或交往式规划。实践证明沟通式规划为产权逐渐复杂多元的西方现代规划提供了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
近年来随着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及城市规划中产权利益矛盾的日益凸显,沟通式规划迅速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
沟通式规划的核心是在多元主义的前提下,将规划看作一个建立共识并促进社会合作的过程,倡导政府、规划师与社会通过易于理解、真实、正确、真诚的沟通,在理性辩论的基础上做出理性主张,形成共同的规划策略。
一、什么是沟通式规划
1 构成要素
一个完整的沟通式规划通常由以下几个要素构成:
规划参与者(participants)、沟通环境和方式(environment and manners)、规划权力(power)、规划信息(information)以及价值观(values)。
规划参与者是沟通式规划的主体,通常包括决策者(decision-maker)、规划师(planner)、专家(expert)、开发商(developer)、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以及大众(public)。
公开、平等、自由的沟通环境和方式是一个沟通式规划成功的基础。哈贝马斯在“沟通行动理论”中指出良好沟通的基本方式就是谈话(talk)。深入的沟通、践行、协商也能够深刻影响决策者。另一种有效的沟通方式是图示化语言,它将沟通信息明朗化。
规划并不总是价值中立,而是处在权力运作的过程中并发挥作用,要从根本上重新认识规划和规划师的行为。规划师是在一定的政治制度内工作,要受到政治制度的限制,并对政治问题产生作用。
规划信息的流动是沟通式规划的灵魂,信息影响着决策并常常作为决策者可靠的择政依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朱迪斯·英尼斯(Judith Innes)教授指出信息常常来源于“技术上”、“科学上”的可用信息,来自参与者、地方专家的经验,来自参与者在讨论中讲述的故事以及参与者对情势的“直觉”判断。
不同的规划参与者往往因为价值观的差异而产生不同的立场及观点,沟通式规划就是要促进不同价值观的相互交换,求同存异,从而最大限度地达成共识。
2 规划师的作用
规划师在沟通式规划中扮演着多重角色,这与以往基于科学模型进行规划完全不同。首先,规划师往往在前期就介入沟通项目,起到先遣队的作用;其次,规划师需要明确定义、掌握信息,并在正式场合讲述背景资料。与此同时,规划师还要善于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统筹综合各领域专家的能力和专业特长。最后,他们要准备各种汇报发言,帮助聚焦重点问题,并定期完成工作汇报,以推动整个工作的进展。
3 评价标准
对于沟通式规划过程的评价,英尼斯教授提出了以下七条原则:
(1)沟通议题中的重要利益相关方代表必须全部到场;
(2)参与者都应被充分地告知,并能够完全代表其利益;
(3)沟通参与者必须被赋予平等的讨论权利;
(4)必须以向好的理由持续开展讨论,使良好的论辩成为重要的动力元素;
(5)讨论中所有的主张和假设必须允许被质疑,所有的制约因素应该能够被检验;
(6)参与者的主张首先必须真诚并且真实,其次必须在合法的范畴之内,再次必须有足够凭据或经历以支撑其观点,最后还必须保持其演说的通俗性;
(7)沟通团队应该最终寻求共识。
对于规划参与者沟通参与程度的评价,国际公众参与协会(IAP2: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Public Participation)于2000年发表的“公众参与谱系”(Public Participation Spectrum)可供参考。借鉴上述有关规划参与者参与程度的评价体系及组织沟通模型相关理论,笔者认为沟通式规划参与程度评价可以作如下概括:即分成“无沟通”、“象征性沟通”、“浅层沟通”、“深入沟通”及“共鸣”五个层级(表1)。
表1 沟通式规划参与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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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共同城市:深圳移民城市的空间转型与城市治理探索微信公众号:规划师杂志
2012 年启动编制的《深圳美丽都市计划》是深圳空间治理自上而下的重要探索,规划以开放、公众参与的方式,开始关注“人”最基础的需求。
2015 年,UPDISCC(UPDIS 共同城市 ) 提出了城市梦工厂计划,面向全社会招募聚焦城市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的种子项目和种子团队。
与此同时,深圳也开始探索大量日常性、公众性和自主自发式的社会治理实践,形成了多样的城市公共空间,并建立了以社会公共空间为基本单元的深圳实践。
1、以多样的城市公共空间为社会沟通媒介
近几年,深圳开展了《美丽都市计划》《美丽都市实施计划》《文化艺术街区设计导则》等系列研究,主要对象为城市公共空间。
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在公共空间选择上,除自上而下进行传统规划分析外,组织了广泛的公众参与与社会沟通,如邀请行业专家、设计单位、房地产开发企业和普通市民等进行研讨,开展面向全社会的“创意 * 地点”征集活动 ( 图 3),号召市民行动起来,来做城市公共空间的主人,形成了近 100 个计划项目库。
在公共空间规划实施上,经过综合评估,选取市民看得见、摸得着且短期能见成效的 12 个重点项目,作为深圳未来 5 年实施的重点。
在每个项目实施过程中,综合运用行政许可、规划奖励和投融资模式创新等措施,积极调动社会各方力量参与,如采用企业以社会认养或者冠名权的方式,对于街头公园进行人性化利用和改造;实施公共艺术与公共空间“双百计划”,鼓励城市更新与新建项目布置一定规模的、高品质城市公共空间。
2、以社区公共空间为基本单元
增量发展紧约束下的社区,已经成为深圳社会各方争夺的利益焦点,也是城市未来发展的战略资源。
人口及空间的多样性决定了深圳社区在类型、空间组织等方面的复杂性并表现出明显的二元特征,如产业社区既包括城市商务区、高新园区,又包括如富士康、华为等大型封闭产业城,以及大量的非正规经济空间。
选取与市民日常生活最为相关的三类社区公共空间:居住、工作与子女教育,探讨城市公共空间与社区治理间的关系 ( 图 4)。
(1)居住社区公共空间:城市自治的最佳试验场。
城中村具有流动、多元与高密度等特征,是探索社区自治治理的最佳试验场,如社区规划师制度、“花园街区治理” 等。
城中村也可以是城市公共艺术的土壤,如 CZC 特工队⑤在白石洲的公共艺术行动:“握手 302”。通过艺术进“村”,建立“依允社区”治理理念:将不同的利益关系的村民组成独立小组,各小组在讨论社区公共艺术问题时,需邀请其他小组代表来参与议事讨论,所有与会者必须发表意见并投票,最终决议必须是在所有与会者没有反对的情况下确定。
通过这一过程让人们认同城中村、接纳城中村居民,使城中村居民获得自信,用互助与自助的方式以实现自我价值与文化认同,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环境整治、社会治安与更新改造等治理成本。
此外,可以借鉴费城壁画计划,建立社区申报、政府审查、艺术家及居民共同参与的社区艺术活化机制,社区居民在参与艺术学习的过程中,逐步达成对社区主题文化的讨论与认同,创造居民间的合作与自治机会。
对于新建小区,建议借鉴广州时代地产在社区内引入广州美术馆时代分馆的方式,增加社区公共文化艺术的吸引力,特别是需要重点考虑特区外大型“卧城”里的居民的日常文化需求,培育新移民的城市文化认同。
(2)产业社区公共空间:边缘群体的文化认同。
移民城市与开放的市场环境,催生了深圳丰富的打工文化。
本文不探讨诸如文化创意园、商务区和高新区等“高大上”的产业园区,而是探讨深圳另外两类产业空间:一类是如富士康、华为和比亚迪等大型封闭产业城;另一类以城中村为代表的非正规经济空间。
这两类产业空间通常以外来工为主,公共空间缺乏或形式单调,高强度、流水线式的工作易引发诸如富士康“13 连跳”的社会问题。笔者希望为这些产业社区找到一些“发泄空间”,除有条件的规划设计一些公共活动空间,利用政府组织的“网络、周末、流动文化”等系列活动外,更重要的是培育与建立产业工人自己的、非主流的城市文化价值与认同感,如北京皮村的“工友之家”。
本文建议在大型封闭产业城中,通过工会或其他新工人组织,与政府、企业主协商,鼓励工人参与产业社区的人文活化,与设计师、艺术家互动,建立如打工文化博物馆、剧场等文化场所,实施厂房的艺术壁画整治等,或利用城中村的一些非正式空间,举办打工文化艺术展等活动。
(3)教育社区公共空间:倡导公平、开放、鲜活的城市公共教育。
对于全国每平方公里新生儿出生率第一的深圳来说,下一代是新移民和外来工的希望,也是这座年轻城市的未来主人。在教育日益精英化、高门槛的现实情况下,孩子们所接受的教育除来自差异化的学校、家庭之外,城市及社会本身应该成为最公平、最开放、最鲜活的学习社区,让所有的孩子能够感受、学习到真实的、日常的城市变化、社会生活与文化认同。
“纸箱城市”,是深圳近几年开展的“让城市、建筑、艺术的概念融入孩子的玩耍之中”的一项城市公共活动。通过城市规划师、建筑设计师和新媒体人等的策划、引导,在城中村、工业区、创意园和城市广场等不同城市社区,让孩子们变身小小建筑师、小小艺术家,用箱子搭建了他们心目中的城市。
在活动过程中,逐渐培养了孩子们,特别是城中村儿童参与和建设城市的意识,同时也为深圳公民社会的建立埋下了种子 (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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