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本文旨在探讨产城融合关系的内涵,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产城融合度测度的实证分析。产城融合发展是指产业、城镇、企业、人四者之间依靠土地和交通等基本要素而形成的相互作用的区域创新网络系统;它是生产功能、生活功能和生态功能高度协调的空间融合体系。并以张江高新区为例,从产业发展支撑性、产城空间契合性、用地结构协调性三个方面选取8个评价指标,运用主观赋权法展开定量评价。结果显示:2009-2013年间,张江核心园区和漕河泾园区的产城融合度不断提升,前者仍属于基本融合类型,而后者已由基本融合类型上升至良好融合类型;但两者与高度融合类型尚有一定差距,具有较大的提升潜力。
【关键词】
产城融合发展;实质;动力机制;路径与模式;评价指标体系;主观赋权法
(全文刊载于《》2016年第5期。限于篇幅,此处略有删节)
1 产城融合研究回顾
1.1 产城融合的基本内涵与实质
一般认为,产城融合的内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可理解为工业化与城镇化的融合;狭义上可理解为产业区与城区的融合(孙红军,等,2014)。不过,这样界定产城融合可能是不全面的。因为,一方面,在宏观上它不仅漠视了农业产业化、经济服务化与城镇化的融合发展,而且忽视了产城融合发展所带来的城市——区域功能的转型和提升、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互动优化、社会人文生态的协同创新等质量变化;另一方面,在微观上它不仅忽视了农业园区、服务业集聚区、大学校区、科技孵化基地等其他类型区域与城市社区的融合发展,对城市的孵化功能、创新功能和服务功能关注不够,而且漠视了产业区与城区演进的阶段性、周期性、整体性、区域差异性等规律。随着社会经济深入发展和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都农融合、产村融合等新型产城融合形态还将逐步崛起(石忆邵,2015)。
就融合的内容而言,产城融合涵盖了经济融合、社会融合、文化融合、产业融合、生态融合、功能融合、空间融合等内容;从融合的空间形态来看,包括主城区包含型、边缘区生长型、子城区依托型、独立区发展型等产城关系空间类型(高纲彪,2011)。因此,产城融合的实质是居住与就业的融合,是城镇社区与产业园区的融合(林华,2011);是以人本为导向,通过多元要素的均衡协调发展,实现“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发展目标的一种科学发展状态(李文彬,等,2012;王霞,等,2013;杜宝东,2014)。由此可见,产城融合既是一种发展理念和思路,又是一种发展过程和状况,也是一种发展模式和政策途径。
1.2 产城融合的特征辨识与动力机制研究
从产城融合的基本内涵可知,产城融合发展具有城市与产业共生、生活与就业并存、制造业与服务业互动等典型特征(卫金兰,等,2014)。更细致地说,产业体系与城市发展的匹配性和功能契合性,产业区、生活区与生产生活服务区的空间布局的混合性,交通出行的低碳性是产城融合的基本特征。反向观之,配套滞后性(如:生活服务设施配套滞后、公共服务配套滞后等)、空间分隔性(如:园区与城区分离、就业与居住分离等)、功能单一性是产城非融合发展的主要特征。
高纲彪认为:产城融合的空间互动媒介包括主导产业的选择、与上位规划衔接、集聚区功能定位、空间结构、用地布局、设施配套、交通组织、空间管制、村庄安置等(高纲彪,2011)。事实上,产城融合发展也可理解为:产业、城镇、企业、人四者之间依靠土地和交通等基本要素而形成的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区域创新网络系统,它是生产功能(产业性)、生活功能(宜居性)和生态功能(可持续性) 高度协调的空间融合体系。通过产城融合,完善园区的城市功能,改善园区形象,集聚人气,增强活力,形成复合多元的城市功能区。由此可见,产城融合发展的主要目标有二:一是通过不断培育新型产业链,维持区域的发展活力,保障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二是通过逐步完善生活和生态服务,满足居民的生活诉求,保障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不断提升及其城市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产城融合发展的动力机制包括内在动力和外部动力两个方面,前者包括产业关联机制、技术创新机制等,后者包括规划引导、政策支持、法律督导等机制。沈永明等人将产城融合发展的动力机制归纳为集聚与扩散机制、政策导向机制、产业升级驱动机制、城市功能转型机制(沈永明,等,2013)。不过,这些机制仅是城市发展的一般机制,而并非产城融合发展所独有。
1.3 产城融合度的测度与评价
产城融合度的定量测度与评价是产城融合发展研究的重点和难点之一,学者们为此进行了积极的探索(表1)。基于产城融合的基本内涵、特征和数据的可得性,通过选取若干指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来定量评价一定地域范围内产业发展与城市发展两者的融合程度。所运用的具体方法有:因子聚类分析法(王霞,等,2013)、模糊层次分析法(苏林,等,2013)、组合赋权和四格象限法(王菲,2014)、主成分分析法和复合系统协调发展模型方法(张开华,等,2014)、灰色关联分析法(唐晓宏,2014)、因子分析与熵值法相结合的方法(王霞,等,2014)。
存在的主要不足并不在方法方面,而是在评价指标的选取方面。由于不同学者的专业背景和个人理解能力的差异,所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或随意性太浓而规范性不足,或过度依赖现有统计数据而导致指标的针对性不够,或缺乏对产城融合的内在机制的深刻把握而导致指标选取的特色化不足。
另外,现有的研究成果往往将分析对象局限于城市新区,而忽视产业园区与老城区的关联互动;或者所选指标的数量偏多,对不同发展阶段及不同类型产业园区与城区融合发展的差异性及其层次性关注不够;或者所选指标的代表性不足,未能遴选出主导性强的核心指标;或者所选的客观性指标居多,主观性指标欠缺;抑或没有将与产城融合发展有关的生态环境、生态安全等方面的指标纳入评价范畴。凡此种种,均会影响到评价结果的科学性、全面性和精准度。
1.4 产城融合的发展路径、模式与实施策略
伴随传统的产业园区从单一的产业结构向综合的产业结构、从单一的功能结构向多元化的功能结构的演进,要求从不同空间层级、不同区位特征及不同类型结构等方面来寻求合理的产城融合方式、路径与对策。刘瑾等以济南高新区东区为例,针对其发展现状与问题,提出了结构优化、功能提升、产业升级、交通组织、设施配套、城市风貌营造、低碳发展等具体策略(刘瑾,等,2012)。刘畅等在借鉴苏州、上海、成都等地发展经验的基础上,从功能复合、配套完善与布局融合等方面提出了城市新区产城融合的发展模式及其实施路径(刘畅,等,2012)。刘荣增等针对城市新区开发建设中存在的普遍问题,提出了产业高级化战略、社会服务强化策略以及有机成长的路径(刘荣增,等,2013)。欧阳东等以中泰(崇左) 产业园为例,根据产城融合发展的阶段路径,系统提出了定位契合、功能复合、空间缝合、产业聚合、规划协合、结构耦合、人文融合、设施调合、用地混合等九大规划策略(欧阳东,等,2014)。
近年来,关于开发区(产业园区、高新区)向综合性城区或科技新城演进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较多。袁宇和李福华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视角,探讨了高新区向科技新城发展的模式与运行机制,针对空间演化、产业生态演化、管理模式演化等内容展开深入分析,并构建模型进行定量测度和评价(袁宇,等,2013)。杨畅通过剖析影响上海产业园区发展的宏观因素,围绕土地二次开发、打造特色功能、产城相互融合、区域资源整合和园区联动对接等关键问题,探讨了产业园区转型升级的思路与策略(杨畅,2014)。
2 产城融合研究的新探索
2.1 产城融合关系的新认识
产业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城市是产业发展的载体,两者不可分离,而应当相互结合、联动发展。但是,仅仅将产城融合关系理解为产业与城市的相互结合还是不够的。笔者认为:产城融合关系的最高境界应当是:产即是城,城即是产。也就是说,产之升级高端处即是城,城之循环精妙处即是产,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分离。许多昔日辉煌的“一业独强”的产业区,即使吸引了优秀的产业人才,但或者由于缺乏优越的生活环境,或者由于缺乏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致使城镇功能残缺不全,产业人才聚集而不聚居,最终也可能因为外部资源因素、市场因素、产业因素、社会因素、技术因素等某一类因素的突变而一蹶不振,甚至凋敝颓废。由此可见,产城融合关系的核心在“产”上,理想的产城融合应当是与产业发展要求相适应的产城融合发展模式。因此,把握好“产”的内涵尤为重要。
(1) 产城融合中的“产”具有系统性
应当涵盖所有的产业,既包括工业和服务业,又包括文化产业和农业。城市功能健全与否与服务业的比例及发达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只有重视服务业对工业的促进作用,才能获得强劲的综合效益。同时,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农业往往在产城融合中被遗漏。农业不仅对城镇化发展具有显著的产品贡献、劳动力贡献、市场贡献、外汇贡献,还做出了重要的区位贡献。以生态、景观、休闲、会展、体验、教育等多元化功能为主的都市农业同样是未来产城融合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发展实践还表明:传统工业开发区正是由于其没有按照城市的形态和功能来规划和设计,漠视产业发展的系统性和城市功能的综合性,在工业单脚突进的同时,漠视居住区、商业区、教育、文化、医疗和休闲娱乐场所等的配套开发和建设,导致完整的人文社会环境无法真正形成;新城开发中之所以容易出现产城失调现象,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其文化底蕰的缺失。而一个缺失丰厚的文化积淀的地方,是难以担负起储存文化、传播文化和创造文化的基本使命的。
(2) 产城融合中的“产”具有异质性
一方面,产业发展的异质性或多样性易于形成就业结构的多样化,而就业结构的多样化又将引致城镇功能的多样化,反过来又将进一步提升产城融合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另一方面,不仅不同类型的产业具有各异的产城融合方式、程度与路径,而且不同区域的产业也将形成异彩纷呈的产城融合形态与模式。例如,重型化工业由于对周边环境影响等原因,其产城融合方式和程度明显不同于无污染的轻型工业。
(3) 产城融合中的“产”具有层次性
既要承担振兴地方经济的任务,又要肩负推动区域发展的重任,还要扛起完成国家使命的职责,甚至担当全球产业转移的历史使命。与之相协调,产城融合中的“城”则应具有包容性、便利性及和谐性。
(4) 产城融合中的“产”具有递进性
产业本身是动态发展的,通过提升产业能级,可以促进产业高端化、高新化、高效化;通过延伸产业链,可以实现产业融合化、成链化、增值化。产业功能与城镇功能互动提升,驱动两者不断进入更高状态的共生与融合。
(5) 产城融合中的“产”具有综合性
城市开发不只是土地开发、项目开发和经济开发,更是社会开发和创新环境营造。产业的发展不能只注重其经济效益最大化,还应当兼顾其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没有可持续发展的产业,便没有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譬如:上海金桥经济技术开发区曾率先推出了一种名为“Office Park”(花园式办公区域) 的新型产业空间形态,将高标准的绿化、水景等生态环境要素融入其中,其容积率虽然比传统的写字楼低得多,但这种花园式的办公环境、较低的建筑密度、多功能的个性化办公环境,却更加适应创意产业和研发产业的发展需求,更加适合现代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需求,更加适应楼宇经济和总部经济的发展需求,从而为金桥开发区的产业转型和升级注入了新的软实力(蓝狮子,等,2014)。由此可见,在开发区的战略规划体系中,除了总体规划之外,社会发展规划与基础设施规划、产业发展规划同等重要,缺一不可。
2.2 产城融合程度的新评价
2.2.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在借鉴以往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张江高新区为例,按照评价指标体系的科学性、简洁性、主导性及数据的可获得性等原则,构建产城融合度测度指标体系(表2)。
根据张江高新区的发展历史,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①1992-1999年,为工业主导的开发区阶段;②1999-2011年,为工业新区阶段;③2011年至今,为产城融合的新城区阶段。在工业主导的开发区阶段,基本处于产城失调状态,且限于数据的可得性,暂不对其进行定量评价。在工业新区阶段,采用2009年的数据进行定量评价。在产城融合的新城区阶段,采用2013年的数据进行定量评价。根据各评价因子影响产城融合度的相对程度,由专家打分确定评价因子权重。为了体现园区发展阶段的差异,各阶段评价指标的权重也有所差异。
本文在张江一区六园中,选取张江核心园区和漕河泾园区两个园区作为研究对象,数据来源于2009-2013年《中国开发区年鉴》、《上海市统计年鉴》、《浦东统计年鉴》、高新区管理委员会网站、高新区政务网、地区政府官方网站以及相关研究报告、媒体新闻报道材料和相关书籍(表3、表4、表5、表6)。
2.2.2 评价方法及结果分析
采用离差标准化对初始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需要注意的是,指标③和指标④为负向指标,其余6个指标为正向指标,两者的归一化处理方法有所差异。评价的基本公式为:
式中:D-产城融合度评价值;Qi-各评价因子对应权重;Di-归一化处理后各评价因子综合赋值;n-评价因子个数。
评价结果显示(表7):①自2009年来,张江核心园区和漕河泾园区的产城融合度不断提升。其中:张江核心园区的产城融合度由2009 年的0.41 上升至2013年的0.56,增长率为36.59%;漕河泾园区的产城融合度由2009年的0.59上升至2013年的0.65,增长率为10.17%,漕河泾园区的产城融合度的绝对值大于张江核心园区,但其增长率却低于张江核心园区。②2009-2013年间,张江核心园区的产城融合度仍属于基本融合类型,而漕河泾园区已由基本融合类型上升至良好融合类型。但两者与高度融合类型尚有一定差距,具有较大的提升潜力。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产城融合指数并不是越高越好,需要根据园区具体产业特性进行合理规划布局,使产城融合程度达到既宜业又宜居的最佳状态。例如:张江核心园区的电子信息和生物医药研发基地,应重视满足高新人才的实际工作和生活需求,完善园区生活氛围;中纺园,其北面规划为纺织新材料区,纺织产业可能存在一定的污染,应适当控制产城融合程度和方式;金桥现代科技园内有巴斯夫化工公司,厂区周边可能会有一定的刺激性气味,若盲目在该厂区周边大量建造生活服务性设施,反而会违背产城融合发展的初衷。因此,产城融合的推动,需要结合园区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分程度、分区域合理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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