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对城市产业活动的认知存在局限
城市空间结构和物质环境通常会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技术演进和市场趋势的变化则可能导致产业组织方式在朝夕之间发生出人意料的演变。从华强北的发展历程看,产业发展并不会必然带来物质空间环境的改善,很多由破旧厂房或临时性建筑随意改造而成的电子专业市场至今仍在持续运作。可见,我们不能仅仅根据表面上物质空间环境的优劣来评判其中所承载的产业活动。
对于产业部门而言,生产要素(Fact-ors of Production)、资源 (Resources)和投入(Inputs)都是指在生产最终产品或服务的过程中所需加以利用的各种内容,物质空间环境或基础设施只是众多要素当中的一种。当产业部门认为物质环境的改善无助于实现最佳的资源配置时,他们完全有可能放弃对物质环境的改善。
对于规划设计者而言,由于其主要的工作着眼点在于物质空间环境,因此很容易仅看到规划区表面上的产业功能或业态档次,而忽视企业之间内在的产业联系,以及产业集群在复杂多变的全球产业体系中所具有的实质意义。在华强北,尽管陈旧的电子专业市场不论在物质硬件方面还是在产业服务功能方面都存在诸多积弊,但这些专业市场却是整个产业集群的载体和根基。华强北的发展实践表明,电子专业市场依托已经成型的产业集聚平台,以其多样性的产品服务为相关产业部门的从业者提供机会,有助于提升华强北在整个产业体系中的商贸枢纽地位,从而更好地实现整个城市的产业升级。规划设计者只有跳出“就空间论空间”的狭隘视野,站在产业部门的角度认识众创空间,才可能洞察到产业发展的脉络以及产业部门的潜在诉求,寻找到更合理的规划设计手段。
(2)实践过程中价值理性的缺失
有人曾主张将电子专业市场从华强北迁至深圳的关外地区,以便对华强北进行彻底的升级改造,同时促进关外地区的产业发展。笔者在此很难评价这样的做法是否恰当,但一厢情愿地改变原有的产业生态格局则很可能动摇华强北的产业根基,使华强北像当年的北京中关村一样,面临电子产品专业市场迁出后所带来的危机。
在后福特时代,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大企业的组织机构发生了重要改变,价值活动的水平分离和垂直分离,以及小企业的大量繁衍使社会劳动分工得到深化。华强北大量的创业者和中小企业所构成的产业集群不仅与大型的跨国分销巨头所主导的分销体系形成了互补,而且形成了有利于产业创新的社会文化土壤。这种难能可贵的发展局面是不太可能仅仅通过对龙头企业的招商引资和依靠龙头企业的带动效应而实现的。
龙头大企业大都发轫于中小企业,所谓的高科技企业很多也是从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产业活动开始起步的。众创空间的规划需要人们重新认识创业者及中小企业在产业集群中具有的意义。大中小企业之间密切的产业联系,以及长久以来形成的商贸关系和地方环境(Milieu),是一个产业集群最具有价值的地方,也是难以被转移和模仿的城市财富。如果产业空间中的市场主体与整个产业体系形成了良好的企业互动和知识共享,彼此形成了密切的产业联系,即使他们只是由创业者或中小企业构成,所从事的经营活动即使只围绕着某些看似低端的功能业态,也并不能说明这些产业功能活动没有存在的必要。
在当下我国的城市规划实践中,在决策者位高权重、大拆大建依然盛行的情况下,社会普遍对城市空间的短期投机胜于对产业积累的关切,对物质空间决定论的迷信胜于对价值理性的思辨。规划设计人员应该更加理性地看待创业者及中小企业的重要作用,理解华强北这样主要由本土中小企业所形成的产业集群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所具有的意义,才可能避免基于主观意愿的“绅士化改造”对城市产业长远发展所造成的破坏,真正做到以人为本。
(3)研究方法与工作方式亟待革新
众创空间不再是传统工业化大生产语境下的产业空间形态,而是适应于智能时代、互联网新经济的实体或虚拟平台。与传统产业部门的标准化、科层制特征相反,它迫使多元化的个性需求得到更多的市场关注,并形成更趋扁平化的产业分工格局。因此,与传统意义上的城市空间有所不同的地方在于,众创空间并不是权力和资本意志的反映,而是微观个体自下而上的诉求。
从华强北的发展实践看,众创空间的产业集成作用促进了产业部门在原有地理空间中的延续与积淀,城市原有的产业基础得以提升。在这样的巨大变化中,产业部门在整个分工体系中扮演的角色也许异常复杂,而且还可能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价值潜力。如果只是凭着感性的主观经验,人们很难理解产业部门的潜在诉求,也几乎不可能洞察到城市产业发展的脉络和趋势。
如上所述,虽然目前深圳的城市更新和规划管理机制创造性地应对了华强北的转型,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华强北曾由于产业功能转型造成土地利用功能的普遍性转变以及土地开发强度的激增,使城市规划管理面临失控。目前用于指引华强北片区城市更新的纲领性规划文件,关注的视角也主要局限于物质空间层面对开发建设量的控制与调配,在根本性的城市功能判断与定位方面却只是停留在对既成事实的追认。
面对复杂的产业发展诉求,什么东西应该保留延续,什么东西应该整改拆除,应该怎样留、怎样改、怎样管理……这些都不是少数精英决策者凭主观意愿和经验可以轻易得出结论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自上而下编制的城市规划也许很难真正具有前瞻性、引领性,规划设计领域所习惯的一整套认知体系与工作方法将可能面临严峻的挑战。我们急需一套更注重实证的跨学科方法来深入地认知微观层面的城市空间和市场主体,使规划设计工作建立在理性的社会调研与分析基础之上,从而对事实情况形成广泛而深入的了解,才能透过物质空间层面的表象看到城市产业发展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