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飞樾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在读本科生
一
在这个一六年的暑假,我到新北川做了一次调研。
它的前身老北川曾经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一千四百多年。在那些年份里,它的东西两侧都是险峻的高山,其势如倾倒,威压着这里的居民。因之这个地方总流传着“县城会被包饺子”这一个恐怖的担忧。而除开地质灾害以外,1986年的大洪水也曾重创老北川县,但它终究从中存活下来。
老北川的历史绵续在2008年终止。汶川大地震的时候,县城西面的山(王家岩)有近一半匹滑坡而下,东面(景家山)亿吨巨石崩塌,其后继以唐家山堰塞湖,又继以9·24泥石流,它终于无法幸存。被“包饺子”的梦魇般的忧患成为了现实,老北川整体覆灭。
新北川就是它的继承者,于2011年竣工开城,是老北川异地重建的产物。这个小而新的居住共同体正进行到它历史的第五个年头。它位于老城南面21公里处的平原。面积约五平方公里,人口约两万。
我于8月24号来到新北川,为这个县城的状态感到好奇——在我待的几天,这里白天几乎如同一座空城,晚上灯影幢幢,偶有几个行路的人从黑暗里经过。这种情形用当地人的话讲,叫做“没有一种向上的感觉”。并且,这是一种常态。一位当地的农民说,除开春节、羌历年(羌族历法的新年,是羌族文化中的最大节日)和国庆节,这个县城天天都是这副萧索的样子。
新北川作为一个精心打造出来的县城,它的建立由中央直接拍板,规划由中规院严格地执行,建设受山东省直援,并且受侨联和特殊党费的援助,投资近200亿人民币。这番待遇是同等规模的乡镇从未享有过的,受到的关注也远远多于诸如三峡库区所淹没的其他城镇。所以,它为什么没有呈现出期待中欣欣向荣的样子?
二
至今我还不能彻底地回答。并且颇为让人失望地,我在这里并不尝试直面这个问题,因为我想要面对的是这个问题背后的问题,也就是为什么要提出这个“为什么”。
在实地的调查之后我回到成都开始了一些知识性的阅读储备,并且去跟一些规划院的参与者了解当年执行新北川的建设计划的一些具体情况。不过说到底,这些调研的计划和施行还是有些生疏和奇怪,因为它第一次出于我个人的能动而不是老师的要求。
一些题外话:这种能动的由来,其实是我心里面深深的恐慌:已经是大四的学生了,已经到了建筑学本科的高年级阶段,但还全然地一无所成。所以我做了这个选择,因为做这个调研至少可以分散这番辗转和焦虑,使自己暂时以为可以输出点什么,以期盼着减少煎熬的时光。这一段时间我一方面受着同辈人给的压力,一方受着自己对自己的怀疑和拷打,——我曾经长期坚定地相信自己具备绝大多数人所不具备的某种意志,它是一些清醒、精神的自觉、自我解剖的勇气和对真理近乎生理性上的诉求,然而最近我的这份狂妄的自信失掉了不少,我也开始疑惑,这些难道全都是愚蠢的自臆吗?我总是以为带着这些所谓天分,一切都可以水到渠成,这终于也仅仅是一番错误的高估吗?这时候需要一个具体的问题来平衡这些玄虚的迷惘。
当然关于新北川的繁荣与否这个问题,我自顾自地下了不少功课,但目前还是不能够说给出一个答案。在这篇浑噩的文章里,我寻求这个问题的源头,在这个过程中也只可以提供一些闪逝的答案的影子。新北川的“为什么没有欣欣向荣”,究竟是一个大的问题,我在后面也会论述到。而一个大的问题需要对应一个大的思想,如李长之所说的:“大的思想得有体系。系统的论文…最是难能。方便的是杂感。”我尚且还在挖掘自己足够合格的阐释“大的思想”的能力,在此之前我不希望胡乱地写、自欺欺人。不过,试图回答它的过程却出乎意料地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启示,它更完整地建构了我脑子里对建筑学这个命题的理解的思维框架。并且这个思维过程本身也是足够有趣的一趟经历。
三
找答案的时候有一个前提:我是一个建筑学的学生。所以起初我带着建筑学的思维来寻求答案。
在这个学科里,有一句话自从接触它以来,长时间都受我内心的忠实拥护,那就是柯布西耶所说的:“建筑不是一种职业,它是一种心灵的习惯”。关于它我经历了一些有趣的思维过程。一开始,在两年前的大二结束的暑假,我曾自鸣得意地得出过一个结论:“建筑学是艺术地解决问题”——建筑学就是在有一定章法的美学教育的范畴内,用设计的手段解决场地里面存在的问题。那时我猜想着这也一定是柯布西耶所指的心灵习惯。
无论如何这一命题确实深刻地影响了我的行为方式,因为即便面对建筑学以外的问题,我也逐渐开始套用相同于建筑学并且合适好用的模式去应对,而不像从前那样手足无措。
但是随着继续的学习,这个我自己视作金科玉律的命题开始摇晃起来,并且这种摇晃是从根基开始的——我开始质疑构成这个命题的三个支柱:“艺术”、“解决”和“问题”(实际上这一年来我对“艺术”这个词的追问是最多的,但是或许对它的论述更适合单独成篇,所以暂且搁置)。
我想先说“问题”一词,因为由这个词牵引出来的,我发现建筑学下的做设计和做研究竟然是两个近乎独立的分支,并且这份相异是从思维方式上就开始分道扬镳的。我分析自己,对于一开始从脑海里沉淀出“建筑学是艺术地解决问题”这个命题,到说服更深一层次的自己相信这一命题,我都先入为主地、潜在地承认了一个东西,那就是对褒贬的界定。简答来说,“存在问题”就等同于“不好”,继而“解决问题”就成为了“将不好的现状改变成好的”——好与坏这个褒贬界定成为了不予争辩的实体。
如果我至今将它当做一个无可撼动的实体,那么这一篇文章将会讨论:如何把新北川的岑寂萧条,这一份“不好”,转变成热闹繁荣,这一份“好”。说实话这也是我本来不假思索地,由着“心灵习惯”的惯性驱动的思考。但是在地的调研给了我充足的现实依据来支持新北川的萧条,“坏”变得不确切了,因为实际上这个县城的空城状态是被一圈包裹着它的限制条件约束成的,萧条其实是人作为一个城市里的群体的最佳适应结果,所以我们同样可以称它为“好”。
这样一来,从前像沙袋一样坚实地存在我面前的“问题”一词飘飘渺渺地模糊化了。讨论问题和褒贬变得无趣了,这时候我想要讨论真实——讨论褒贬表面背后的必然。
除此之外,“解决”一词也非常有趣。
大三上半期的时候曾有一个住宅设计,当时的用地条件非常复杂,地势犬牙差互,更重要的是,这块地上居住着不同的社会阶层并且居民们存在跨度极大的年龄差。设计结束之后,我看了很多份图,当中有很多个设计勇敢地直面阶层和混龄的问题,但是他们所提供的策略大都不明晰,呈现在空间上其实就是提供了很多个小广场,给不同阶层不同年龄的居民共同活动;同一个课题下的另一块地,设计任务中涵括单亲家庭的问题,其中一个设计的应对策略就是连通了书房和厨房,让孩子在学习的时候能看见正在做菜的妈妈。
我绝不是嘲讽这些设计,因为我自己也高明不到哪去。我和队友想要解决记忆重构的问题,抽象了一个记忆地图,然后根据一些建筑学名著上的理论生硬地炮制了一个总平面图,拿出结果告诉自己和老师,我们重构了这块地的记忆。说实在话,也是在自欺欺人。所以看到展出的图纸,我只是替这些同学感到感同身受的无奈,因为我们同样经历了面对一个宏大问题时,设计推进的过程中越来越深的无力感。
这个设计做完以后的总结上,我很真诚地提出一个问题:面对一块场地的现状,设计师到底能做什么?我们总是处在一个上帝视角来做设计,“创造”一些空间,下意识地设想人们进入了我们设计的空间就总是满含笑意、幸福快乐,可是抛开所有障眼的效果和意向,我们所能解决的,到底能够深入到场地的哪个地步?我问了好几个我尊敬的建筑师,他们告诉我说:“你是对的,建筑师的身份是可疑的。”
可能他们误解了我的意图,可能他们以为我是来向他们宣传我的思辨精神、批判思维,以期获得表扬。事实上我是真的感到好奇,“解决”作为一个动词在构成那个令我沾沾自喜的句子上是那么重要,所以我希望它的定义是确凿的。
做这个调查的时候,面对新北川的冷清,我对“解决”一词的追问有了支点。我发现就像对于我做完住宅设计提出的疑问一样,试图去解决它们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宏观化的过程——很多时候问题本就不是一个常规意义下的建筑学问题,在我们锲而不舍的追问下,它们慢慢变成了城市规划问题,社会学问题,同时是经济学问题,民俗学问题(这个针对新北川的羌族文化),以至于人类学问题。
我想学科的划分本来就是生硬的。世界是一个混沌而相互纠结的大线团,它的“分支”一说本来就是一个伪命题,更不要说厘清分支与分支的这个努力——一切事件都不是孤立的,它们是混沌一体的世界整体的一部分枝桠,一部分突起。当我感官的触角抚摸到这些看似孤立的事件突起的时候,我抚摸到了整个世界。事件和事件之间有无数条线相互连接,这些真理性的内因、逻辑、规律在向我发出邀请。
每一条线索都引我走向最原初最终极的问题,因为说穿了每一件事都是一个巨大整体的一部分,无论我摸见大象的一个脚趾一片皮肤或一个毛孔,我都摸见了一整只大象本身。在这种情形下,一切发问都是在向最终的真理发问,因为唯有真正搞清了摸透了“我”与世界的关系,世界的成因和方式,所有的问题才可以迎刃而解。放弃这个绝对指向而去停留一个小问题本身回答小问题自己,一定只能得到一些片面的、短暂的答案。
面对一个未解的问题,人类才保有着提高的余地。当有一天我们发觉自己解决了问题,并不意味着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而可能只是说:在这个问题面前,我们解决了我们自己。
(责任编辑:冯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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