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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古代城市的代表作是城墻，那么当代城市的代表作则是购物中心。从城市驱动力的变迁来看，这或许指出了古代城市的能量在于军事或者政治，而现代城市的能量则在于资本。“购物是当代仅存的公共活动。”  “今天的购物中心就是古代的教堂，其上凝结了数代精英的经验和智慧。”
　　
但商场、购物中心等消费场所在当代城市中无与伦比的地位并非反映了古代城市生活的单调和当代城市生活的浮夸。中古以来的大部分人类历史在战争和灾难之间的夹缝中呈现着短暂的繁荣幸福，当城墙和城堡在工业革命以前的恒久历史中扮演着强大保护者角色时，古代城市那些繁荣的世俗生活仍然散发着强大的现代风情。
　　
市民分化
　　
自人类开始建造城市，那些在聚落时代就已经发展起来的世俗生活便已被引入城市当中，城市中世俗生活的历史要远远早于建造纪念碑的历史——这一点甚至不需要考古的证明：纪念性的出现要求人类已经结成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并非生活相关的产物。而世俗生活意味着生活本身中不同内容的集体扩大，并且就其专业性而言也比其母体更为丰富多彩。
　　
日间的三餐(或者古制的两餐、一餐)变成了城市中的餐饮生活，这与专门化的建筑的出现亦息息相关；夜间的篝火和舞蹈酒会演变成城市中的酒肆生活；在时间上覆盖面更广泛并且更普遍的夜生活伴随城市而生——相反，我们不可能想像夜生活是在宗族性和公社性的古代农村产生的，因为并没有足够的人口基数支持足够的陌生人数量以维持夜生活所必备的集体心理。
　　
这就是芒福德所描述的城市经济众要素最初的分化。“新的城市形式在聚集和团结空前广泛的相互协作和相互影响的人口的同时，它还把这些人口分化为彼此完全不同的分支，每一个分支都深深的染上了自身的职业色彩。”
　　
汤因比甚至认为，种姓团体及职业分化(印度基于劳动分工和种族所形成的种姓制度，以及种姓制度内部的分工传承)是“受阻碍的文明”的突出特点。但如果仔细的考量这种固化的种族-阶层-职业分化，便可以发现这仍然是早熟的城市文明所特有的产物。所谓“各司其职，安居乐业”的每户(姓)赋予固定的职业分工便是一种原始的计划经济模型，这种模型在中国的应用以明初洪武起所设定的户籍职业最为著名(明中后期该制度随着商业社会的兴起而瓦解)。
　　
市民生活的自生活力
　　
上面所说这种城市早期的经济模型随着经济和文明的发展而逐渐演化为今天我们比较熟悉的世俗城市生活，也叫做市民生活。这种生活是一个转变的过程，从被权力强制应用的静态城市经济模式向一种动态城市经济转变。这种转变过程一旦发生，城市的经济就趋于产生持续的活力，这种“动态”即城市学家雅各布斯最有价值的城市作品《城市经济》所描述的一种“发展中的城市经济(对应停滞的城市经济)”所特有的状态。
　　
事实上，这种城市经济的真正活力不存在于某一特定“模式”当中——它很可能是反模式化和多模式的。它的活力在于持续产生变化的经济单元和经济事实，并且在这一过程中，经济新成就不论大小、不论道德判断，都能够拥有低成本生存并进行环境适应的机会。
　　
在这种“治大国如烹小鲜”般的城市经济自生活力中，有众多有趣的事实在呈现：
　　
例1：非特定目的的技术发明在别处产生经济应用的价值，即自由市场的资源配置能力：在治理洪水的过程中所获得的筑墙工程技术，无意间造就了一个世界上最热衷于建造城墙的民族。
　　
例2：自然状态下行业人群的集聚效应所产生的经济幂增长：火器营、匠户营、八大胡同、中关村。
　　
例3：非道德判断在经济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历史上，道德总是随着各种外部情况转变其判定标准，这也许是“道德”的“非道德”本质)：古希腊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最为惊骇的是城市寺庙中公开流行的卖淫事业——按照城市史学家的考证，卖淫业大约“是从求生育丰收的祭神仪典中雇用女祭司的制度中衍生出来的。”
　　
例4：人群为了经济需求所产生的自生动力永无止境，有人群的地方才有经济能量。里坊制(城市中严格的街区管制制度)在宋代的崩坏不仅是经济自生能量的结果，也成为其原因的一部分。
　　
例5：甚至权力意志和意识形态都无法阻止个体的经济动机(这或许因为人类天然就是个体，而个体则自私并从而作为公理形成经济动力模型)。想像一下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所产生的种种怪象：禁止了鸦片贸易后，基层官员反而借国家禁令大受其贿，一方面因为禁令使得从走私的鸦片贸易中所获得的贿利更大，另一方面也因为禁令使得黑市上鸦片走俏，这或许也是为何在清末那种完全丧失了权力制衡的制度中，中央的禁令等同于地方的摇钱树。
　　
在上述众多的城市自生活力中，“自然状态下”行业人群的集聚效应所产生的经济幂增长最为明显，也最广为人知，但这种集聚效应会扰动众多的既定社会规则，正如众多在历次的城市经济革命中所产生的新型职业、产品，以及旧有的职业和产品所产生的社会震撼——但迪拉克之海一样起伏成长的经济能量不会因为预设的社会或权力判断而失去其能效。
　　
清淡的城市模型
　　
城市的建筑学。城市充满了我们无法命名、或者无法理解的新生物，就像东京的建筑物上有道路穿梭，拦腰贯穿摩天楼的铁路通道，大笼子一样的高尔夫球练习场——东京充满了不规则、不协调和不“道德”的城市建筑物。但东京同时也是亚洲第一的经济和文化超级区域，并拥有高效的灾难抵抗力。这使我们不得不超越秩序和美学的幼稚执着，去追问这个从夜间的太空清晰可见的巨大人类聚居区，它是如何维持着其自身活力并远离过度规划的阴影的？
　　
在塚本由晴、黑田潤三和貝島桃代所创作的《东京制造》中，描述了在欧洲城市和东京之间所感受到的不协调感的产生与消失，提到了被众多“完全无价值(美学价值？形而上价值？)的建筑物”所占据的东京：“或许我们不该逃避现实，而是思考如何将他们变成优点才对”。
　　
城市的新社会。在我们当前的经济社会中，地理经济学家理查德•弗罗里达认为“一种全新的社会时间构造方式”出现了。人们不断推迟过去所认为是义务的社会内容，“近年来美国女性的平均生育年龄在历史上首次超过了30岁”。
　　
城市道德。城市的道德是中性道德，是去道德化的道德。商业、消费主义、享乐主义——虽然是保罗•福赛尔式恶俗的，但它不可能是有害的。消费主义的道德在城市经济中的地位至高无上。全民狂欢的权利使我们避免了全民愚昧的灾难。在一种正常但直白的经济模型中，只要有钱就可以购买这个和那个，甚至购买愉悦和体验。这种消费主义的世俗意愿至少在其表达的信息来说是“平等的”——只与资金有关而与权力和地位无关。

<em>原文来自：凤凰网微信公众号  
原文作者：凤凰网城市专栏作家 孙珂</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