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兵简介
1990年同济大学建筑学专业本科毕业,2000年获得同济大学城市规划专业博士学位。现任深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总规划师,教授级高级规划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总体规划和城乡规划实施学术委员会委员。兼任深圳市城市规划协会会长和深圳市城市规划学会副会长。曾出版《小城镇的制度变迁与政策分析》等学术专著3部,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获得全国性优秀论文奖8次,全国优秀城乡规划设计奖10多次。2014年获得“全国优秀城乡规划科技工作者”。
Q
A
访谈人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学术委员会
被访人
《小城镇的制度变迁和政策分析》作者
问:我知道差不多十几年前您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小城镇的,您能谈谈当时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吗?
答:我在同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是1997-2000年,当时城镇化是从学界到社会的热门话题和热门课题。但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1980年代后我国启动的城镇化进程,主要是通过农村人口向量多面广的小城镇转移而实现的。农村地区以小城镇为核心带动周边村庄发生的人口和产业结构的变化,事实上构成了中国城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小城镇问题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当时中国城镇化研究的核心问题。但与1980年代普遍开展的小城镇研究不同的是,20世纪末我国小城镇发展面临经济运行宏观环境的巨大变化。199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后,基本告别了短缺时代;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从供给约束转向需求约束,经济运行中最突出的问题是生产的结构性过剩,有效需求不足。而长期以来我国城镇化与工业化脱节形成的城乡发展不协调局面,是制约市场规模和消费需求扩大的重要因素。加快城镇化进程,既有助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需求扩张,也有利于拥有巨大消费潜力的农村市场的启动和扩大。因此,1998年底中共中央确立了“小城镇,大战略”的指导方针,并在“十五”计划纲要明确提出要不失时机地实施城镇化战略,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这意味着城镇化政策第一次上升到国家核心政策层次,成为必须在提高生产效率、扩大国际市场和提高消费效率、扩大国内市场两个方面同时发挥重大作用的关键性政策。关于中国小城镇发展中相关制度与政策的研究,理应成为城镇化和小城镇发展这一重大课题的核心内容,而这方面过去研究基础较为薄弱。基于上述原因,我将小城镇发展的制度与政策作为博士论文研究的方向。
问:两年前我熟读了您的著作《小城镇的制度变迁和政策分析》,对我相关的写作帮助很大。书中的一些观点即使放在当下也不过时。您能给读者简单概括一下这本书的内容吗?
答:我那本著作就是以博士论文为基础改写的。当时在我开始自己的研究时就发现,虽然有关小城镇研究已经开展20多年,但学术界面对小城镇发展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新矛盾,已经明显暴露出理论基础薄弱和研究方法贫困的尴尬。传统的城市发展和规划理论,不足以解释转型时期小城镇发展中出现的复杂多变的社会现象,必须从其它学科中寻求理论和方法上的支持。我发现,在此方面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有较强的理论穿透力,有助于理清和辨析小城镇发展过程中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我试图运用新制度经济的理论和方法,从一个新的视角对中国城市化和小城镇的发展问题进行实证性研究,既可以丰富城市化理论研究的内容,也有助于拓宽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领域。在书中,我对封建传统社会、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这三个不同历史时期影响我国小城镇发展的制度因素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研究,基本结论为:是否具有使市场机制有效发挥作用的制度环境,是决定小城镇发展进程的关键所在。特别是建国以后直至1990年代,国家整体制度结构中存在的一些不利于城市化的制度安排,是造成经济快速增长没有带来城市化水平同步提高、城市化与工业化脱节问题的主要症结所在。书中,我还运用制度变迁的理论,说明了小城镇之所以被选择作为中国城市化的主导战略,是由具有中国特色的渐进式城市化方针所决定的,这与中国渐进式的经济改革道路具有异曲同工的性质。小城镇发展的顺利推进,得益于这一改革方式的明显优势;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也与渐进式改革的固有缺陷密切相关。对旧体制改革的不彻底性和改革过程中产生新的制度约束,成为小城镇进一步发展的阻滞因素。在书中,我还对2000年前后小城镇发展所面临的形势和政策目标进行了分析,对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制度创新提出了对策建议。
问:谢谢您,您熟悉我国小城镇的制度变迁历史,您认为最近10多年来小城镇发展的状况和形势与您当年写书时相比有何变化?
答:十多年过去了,小城镇发展的形势的确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某些变化与我当年所预想的发展态势也较为吻合。我当时曾在书的结语中推断,随着市场经济的向深度和广度拓展,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全面融入全球化进程,农村集体依靠自己的力量自主创办企业的环境和条件不复存在;我国特定历史时期发生的所谓农村工业化运动,将被纳入国家工业化的总体进程中统一发展,而不再成为脱离于国家工业化体系之外的一个独立事件。乡镇企业也将被纳入国家统一的工业经济体系中,“乡镇企业”本身也会成为历史名词。随着农民大规模离土离乡进入沿海发达地区城市或各地中心城市打工,小城镇也不再需要承担农村剩余劳动力“蓄水池”的职能;小城镇也不再是传统意义的亦城亦乡的空间载体被隔离在城市系统之外自行独立地发展,而将成为统一的现代化城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看来,许多预判已经成为现实。近年来学术界关于小城镇的研究与1980年代相比有所降温,与小城镇已被纳入特大城市与大、中、小城市构成的统一城镇体系有密切关系。
另外,近10多年来中央出台的一些政策也对小城镇发展影响深远,如取消农业税,允许农村土地在不改变用途的前提下在农村集体内部流动,城市开始对农村进行反哺等等。当年普遍存在的农民“离土不离乡”、农业兼业现象基本很少了,反而是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大规模出走,留下所谓“3860”部队从事农业生产的局面;镇村工业发展由过去的自主创业转为招商引资,资本下乡成为新的趋势,这是与1990年代完全不同的形势和环境。但与此同时,在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全国小城镇发展的区域差异性也更加巨大。
问:您能谈谈当下小城镇的发展面临哪些关键的制度约束吗?您觉得这些制度约束在近期能够有所松动或变革吗?您认为小城镇该如何破解这些约束,找到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
答:10多年前,我曾分析了当时影响小城镇发展的关键性制度约束,包括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城乡户籍制度等。10多年过去了,某些制度安排进行了局部调整,但这些制度约束总体上仍然存在。国家社会保障体系仍然没有全面覆盖广大农村地区,农村的承包地和宅基地在很长时期内依然承担着农村的社会保障功能。城乡户籍制度改革有所推进,但特大城市和中心城市的户籍门槛依然很高;但这主要与户籍制度上附着了相关的城市福利密切相关,不仅仅是个城乡差别问题,更反映的是地区差异问题。最为关键的城乡二元土地制度的改革进程十分缓慢;其根本原因在于,在对待农村土地与城市土地是否应该拥有同等权益的根本性问题上,尚缺乏共识。土地制度是国家治理的根本制度,牵一发而动全身,这关系到国家城市化和现代化的道路和模式的重大选择,不是小城镇发展研究这个层面可以解决的。
问:您对当下的小城镇研究有何建议?应该在哪些方面重点攻关?
答:近年来对于小城镇的研究关注较少,对于最新进展和动态了解不多,难提好的建议。个人认为,当前小城镇研究的重点和思路方法与上个世纪的应该有很大改变,应该与国家新型城镇化道路、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建构结合起来,不宜进行单独的小城镇研究,更不存在所谓“农村小城镇”。
问:您对当下的特色小镇热,有啥看法、建议?
答:个人观点,当下特色小镇运动关注的重点是产业发展,而且产业定位往往还比较高,体现出较为明显的产业导向和资本导向,也具有较强的行政主导和城市主导的特点。其工作对象也不是完全局限于小城镇,也可能是大城市的某个局部地区,这与过去的美丽乡村建设有所不同。有利方面是可以吸引资金和产业进入小城镇,夯实小城镇发展的经济基础,而这正是当前大多数小城镇发展面临的最大困境。需要注意的是,切忌采取运动式方式,一哄而起,不顾当地特点和客观条件。同时,特色小镇的建设不能只考虑资本的利益取向而与发展本地经济、改善当地居民生活条件相脱离。
谢谢您接受访谈。
(访谈人:张立 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 副教授)
(图文编辑:陆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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