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霁翔
时间关系,我仅以“故宫博物院工匠精神的传承与弘扬”为题,从具体的、正在实施的文物保护项目谈一点体会和建议。
再过四年,紫禁城将迎来600岁生日,这是一处充满故事的地方,也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1925年10月10日,昔日的故宫成为了一座博物馆,开始作为公共文化设施对社会公众开放。在这里,有着世界上最大规模也是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有着世界上最丰富的中国文物藏品的集合和呈现,有着全世界博物馆接待数量最多的每年1500万观众。这些都无愧为“世界之最”。
故宫古建筑群经明、清两代多次重修和扩建,仍然保持着原来的布局。其原因是,几百年间故宫古建筑在不断地维修,不断地保养。坚持使用传统材料、传统工艺和传统技术,传承和发展着几百年来的官式古建筑营造技艺。过去,在紫禁城里集中了全国最好的古建筑营造方面的能工巧匠。故宫博物院建院以来也一直拥有专业的修缮队伍,仅新中国成立以后的60年间,这支队伍就曾开展了600多项古建筑维修工程,积累了丰富的官式古建筑修缮的经验和档案资料。
故宫古建筑在维修保护的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具有严格形制的宫殿建筑施工技艺。这种技艺不仅保持着故宫古建筑的原貌,而且直接影响着中国古建筑营造技术的发展。传统上,官式古建筑营造技艺包括“瓦、木、土、石、搭材、油漆、彩画、裱糊”等八大作,其下还细分了上百项传统工艺。在封建等级制度之下的古建筑,从材料到做法,都要严格遵循营造则例,代表官式古建筑最高等级的紫禁城古建筑,无疑是这一整套营造技艺的登峰造极之作。
90年来,一代代“故宫人”为了保全、保护故宫文化遗产,付出了极其艰辛的努力。进入新的世纪,故宫博物院又启动了故宫古建筑整体维修保护工程,也被称为“百年大修”工程,希望经过18年的努力,使故宫古建筑群整体保持健康稳定的状况。当时,我作为国家文物局局长,为了保证正在实施的故宫、天坛、颐和园、十三陵等一系列世界文化遗产地的古建筑维修保护工程质量,走访了建设部,述说了古建筑维修保护工程与其他类型的土建工程的不同之处,特别是在保护传承方面的历史责任,因此,应该建立特殊的行业管理机制。这一建议得到了建设部的理解和支持。于是,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制定了相关部门规章,建立起古建筑维修保护行业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方面的资质系统,一直保持至今。
故宫古建筑整体维修保护工程从武英殿开始试点以后,10年来先后开展了太和门、太和殿、钦安殿、慈宁宫等一系列古建筑修缮工程。随着古建筑修缮工程的开展,故宫博物院的开放区域和内容不断扩大。武英殿修缮以后成为书画馆,慈宁宫修缮以后成为雕塑馆,东华门修缮以后成为古建筑馆。
但是,2010年以后,由于体制机制的调整,故宫古建筑维修保护工程遇到专业队伍、材料供应、合理周期、技术传承、人才培养等诸多新的情况。
第一个问题,在古建筑修缮的体制保障方面,按照现行的政策,古建筑修缮被纳入“基本建设”程序,按照一般建筑工程项目进行管理,引入市场竞争。因此,故宫古建筑维修保护工程也像社会上一般的土木工程一样,“一刀切”地采用“项目招投标”的方式确定修缮队伍。但是,古建筑修缮市场化以后,企业为了减轻负担,一般只设少数管理人员,并没有技术工人,中标以后马上交给包工队,包工队则以最小的代价招募农民工,于是不掌握维修保护技术的人员,就进入了古建筑修缮工地。由于经过招投标进入故宫博物院的修缮队伍,对官式古建筑维修保护缺少经验,缺乏专业知识与基本技能,难以保证修缮工程质量,在施工操作中表现出种种不规范,不断出现本应避免出现的修缮质量问题,不但与故宫官式古建筑维修保护工程的应有质量存在很大差距,更与历史上故宫古建筑的修缮水平相差甚远。
第二个问题,在古建筑修缮的传统材料方面,目前古建筑保护维修所用材料,均被要求采取政府采购的方式获得,而政府采购往往以综合报价或“谁报价低就用谁”的简单标准进行比选,“货比三家”,比的主要是价格便宜。而过去故宫古建筑所使用材料产自传统建筑材料基地,所生产传统建筑材料往往由手工制造,经过一道道不可缺少的复杂加工工序,才能保障建筑材料的优良品质,但是由于价格较贵,肯定中不了标。目前,大量机器生产的建筑材料,具有明显的价格优势,然而却保障不了古建筑维修保护质量。
第三个问题,在古建筑维修保护的经费使用方面,每年古建筑维修保护经费往往在11月方能拨付到位,但是第二年的8月底、10月底就检查经费使用的“执行率”。如果没有把钱花出去,不但经费被收回,而且影响第二年的经费申请,为此需要不断催促工期,加快实施进度,难以保障维修保护的合理进度。一些需要详细斟酌,需要审慎决策的问题也往往被迫搁置,甚至造成永久的遗憾。
第四个问题,在古建筑修缮的技艺传承方面,故宫博物院现有的古建筑修缮专家年龄结构老化,绝大多数已经接近或达到退休年龄,按照现行有关人事制度规定,他们属于工人身份,不能够返聘工作岗位。故宫官式古建筑保护与传承的关键是人才,没有传承人就不能保障质量。近年来,为了使官式古建筑营造技艺得以传承,故宫博物院恢复以传统的“师承制”方式培养营造技艺人才,使技艺精湛的古建筑修缮专家能够将所掌握的修缮技艺传承下去。但是受户籍制度等政策限制,这些徒弟学成之后,难以获得事业单位编制,因此面临人才流失的状况。如此下去,“故宫官式古建筑营造技艺”将面临“人去艺亡”的严峻局面。
由于上述这些问题难以解决,故宫博物院原有的曾经在业界引以为傲的古建筑维修保护队伍,只因按照规定不能参加自己单位的招投标,于2010年被迫解散。原定的故宫古建筑群维修保护计划也不得已暂缓实施。
就在困难的情况下,迎来了改变的机遇。2015年11月,全国政协召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双周协商座谈会,我获得了8分钟的发言机会,汇报了故宫古建筑修缮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受到全国政协俞正声主席的高度重视。当时,俞正声主席不断插话:难道故宫博物院的施工队伍也解散了吗?难道古建筑修缮也要招投标吗?难道掌握传统技能的老工匠也不能返聘吗?问了很多问题之后,他指示我给国务院写个报告,反映故宫古建筑保护传承中的问题。我说您是常委,我给您写报告行吗?他说可以。随后故宫博物院的报告批转给了国务院,国务院领导高度重视,由文化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本着“特事特办”的原则进行研究,提出了解决的办法。
全国政协俞正声主席的重要批示,成为故宫博物院完善古建筑维修保护机制的重要机遇。对于故宫古建筑来说,“特事特办”就不能再把古建筑维修保护作为“古建筑修缮工程”,而必须上升为“研究性保护项目”,就不能再采取“项目招投标”方式确定实施队伍,而必须有稳定的掌握官式古建筑维修保护技艺的专业队伍。
紫禁城作为中国明清两朝皇家沿用近500年的宫殿建筑群,代表了中国传统官式古建筑的最高成就,也是中国古代官式建筑最后阶段的典范。今天故宫内保存着明清官式古建筑的各种类型,百科全书式地反映了明清时代的宫廷面貌。目前,故宫博物院负责维修保护的古建筑9371间,古建筑面积约23万平方米,既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古代宫殿建筑群,也是世界上现存最完整的木结构古建筑群。可以说,故宫的每一座古建筑都堪称独一无二,对于它们的每一次修缮,都应该是研究性保护项目,而不应该作为一般的土木工程和一般的建筑工程对待,都要承担不可回避的历史责任,努力成为古建筑维修保护的典范。
从2002年开始,为时18年的故宫古建筑整体维修保护工程,应在2020年全面竣工。这是自1911年以来的一百余年间,规模最大、范围最广、时间最长的一次故宫古建筑修缮,是对历经几百年风雨的故宫古建筑群进行前所未有的大规模保护行动。目前距离竣工期限仅有4年时间。故宫博物院期待到2020年,迎来紫禁城建成600年之时,实现“把一个壮美的紫禁城完整地交给下一个600年”的愿望。
事实上,故宫的每一栋古建筑,都有它的生命历程,对于不同阶段所留下的历史信息都应该进行深入挖掘,就像考古发掘一样,注重每一处考古遗址历史信息的研究。古建筑维修保护是一项科学性很强的事业,既要最大限度地保留历史信息,又要不改变文物原状,还要保障传统工艺技术的传承,这三项原则应该贯穿于古建筑维修保护的全过程。同时,在开展“研究性保护项目”的过程中,加大人才培养的力度,开展技术人员的培训,凡是没有经过故宫博物院培训的人员,不允许进入故宫古建筑维修保护项目现场,并积极恢复传统古建筑维修保护所用砖、瓦、木材等材料基地。
养心殿是故宫的重要古建筑群,清代10个皇帝中,有8个皇帝曾经居住在这里,因此成为紫禁城内充满故事的地方,每年有500万观众来这里参观。目前,正在实施的养心殿“研究性保护项目”,不再采取项目招投标,建筑材料政府采购的管理方式,项目实施进度服从维修保护质量。在开始维修保护前,先行开展学术研究,动员各相关部门专业人员,针对养心殿,从历史沿革,到文化事件;从文物建筑,到文物藏品;从室外景观,到室内环境,专家学者上报了36个科研课题,经过学术委员会审查通过了其中的33项,上百名研究人员投入养心殿维修保护前期研究。同时开展更为详细的勘察、测绘,使养心殿“研究性保护项目”,建立在充分科学研究的基础之上,努力成为古建筑维修保护的典范。
同样,作为“研究性保护项目”实施的还有乾隆花园和大高玄殿。乾隆花园是紫禁城里建筑最密集的区域,亭台楼阁、假山林立,维修保护极具挑战。此次制定了为时7年的详细计划,采用中外专家学者合作,跨学科跨领域研究的方法。每一道工序都要详细地记录,公开出版修缮的报告;每一件文物都要用原材料、原工艺、原技术进行修复;从墙上摘下的牌匾、楹联、贴落等都要准确地测绘,修复以后必须丝毫不差地回到原来的位置。
大高玄殿是位于紫禁城外侧的道教建筑群,被部队占用了60年以后得以收回,首先拆除了6000平方米的违章建筑和临时建筑后,开始进行修缮。此次作为“研究性保护项目”,采取多学科融合的维修保护方法,使更多的学术机构、研究单位参与进来。特别是引入考古研究,不但开展院落地面的考古,而且进行古建筑屋顶、梁架的考古。借鉴考古学中地层学、类型学理念,详细记录和研究大高玄殿从明代到当代的整个生命历程,不放过每一个文化痕迹、每一条历史线索,包括每一块瓦当上的铭文,每一段木构上的题记,研究历史上工匠的信息,材料的产地,采用现代技术进行科学记录,然后确定修缮时需要保留的信息,需要采取的措施。
我认为不仅故宫古建筑保护维修应该“特事特办”,全国的古建筑维修保护都应该“特事特办”,尊重中国古建筑的文化特色,尊重中国古建筑的修缮规律,保障中国古建筑修缮应有的技术含量。应将全国的古建筑维修保护,均定位为“研究性保护项目”,脱离一般建筑工程项目的管理模式,将科学研究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实施进度服从保护质量。改变通过招投标程序选择文物修缮企业的机制,建立专业技术人员相对固定,培训有保证,水平不断提高的专业队伍。同时,合理制定文物修复专家的退休返聘制度,按照专业技术岗位人员退休标准,保障他们享有与付出相适应的待遇。在传统营造技艺人才培养方面,建立特殊人才选聘制度,对于经过系统培养的保护传承人员,可以不受户籍制度限制,作为专业亟需人才加以安排使用。
今年以来,一部《我在故宫修文物》纪录片,在社会上,特别是在青年学子中产生广泛影响,使博物馆文物藏品保护修复,这一被称为博物馆“背后的故事”,得以深刻揭示,也将锲而不舍、默默无闻、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坚守在保护修复文物岗位的专家群体,呈现在广大观众和社会公众面前。
如何应对社会公众对于文物保护前所未有的热情关注?如何在文物保护修复过程中最大限度地保留历史信息?如何使现代科学技术与传统修复技艺在文物保护修复过程中有机结合?如何在公众关注的目光中普及文物保护修复的正确理念和科学知识?如何使社会公众对于文物保护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受益权得到保障?如何使世代传承的“工匠精神”得到坚守并在社会生活中得到弘扬?为回答这些问题,故宫博物院正在积极筹建“故宫文物医院”。
事实上,每一件静静地保管于文物库房、陈列于文物展厅的文物藏品和展品,都拥有各自的生命历程。在它们的本体上积淀有大量珍贵的历史信息,也阅历过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因此,需要在文物保护修复过程中更多地保留这些历史信息,深入揭示这些历史事件。要实现这一目标,文物修复不能仅仅是部门的、行业的、专业的工作,而应该是跨部门、跨行业、跨专业的综合性工作,不能是一个封闭的领域,而应该是多学科融合的开放系统。
以往,世界各地的医学都是传统医学,医生凭借自己的经验为病人治病。直到19世纪中叶,科学家将实验室里的科学仪器引进了医学领域,由此奠定了现代医学的基础。建立“故宫文物医院”的倡导者,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宋纪蓉博士认为“如果说传统的文物修复技艺是‘中医’,现代的科学技术则是‘西医’,要建立拥有现代科学理念的文物修复医院,必须中西医结合,标本兼治”。而“得天独厚的传统文物修复技艺,加上现代的科学技术,使故宫博物院有能力构建一所有现代科学理念的文物修复‘全科医院’”。
我想,今天如果一个人患病到医院治疗,医生不会直接给病人开药或开刀。而是首先需要挂号,取出以前的病历,医生由此了解病人既往的病史。随后是一系列必不可少的身体状况检查,包括测量体温、血压、心跳,再根据病情或进行验尿、验血,或通过听诊器、心电图、X光机、B超、CT机、核磁共振等设备的应用,进行更详细的检查,以便精准地知道病因所在,科学地确定治疗方案。之后,才可以进行治疗,对症下药,做到药到病除,恢复健康。在治疗的过程中,医生还要不断观察病人的情况,采取的相应的治疗措施,取得的预期的疗效,所有这些过程均进行详细记录,待病人康复以后,此次治疗的全部过程并入病历档案,以备今后查阅。
文物同样具有生命历程。对于一件文物藏品来说,在开展修复工作之前,进行详细的病情诊断也应成为不可或缺的内容。例如一件青铜器进入“文物医院”,首先应对它的生命历程进行梳理,即包括它的产生年代、出土地点,以及制造工艺特点等;其次对它进行全面的检测分析,包括它的成分及不同时代在其本体上的信息叠加;再次对它的健康状况进行评估,对其病害进行详细的研究,厘清其病害机理及产生原因;在全面详细检测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研究和准确判断,通过专家会诊,制定科学的修复方案,根据修复保护方案有序开展修复工作。同时在修复过程中,详细记录每一个修复步骤及细节,例如采取了何种技术、何种材料、何种工艺对文物本体进行干预,并及时留存图像资料。待修复工作完成后,应及时编写文物修复报告,并对社会公开。这份“病历”即修复档案将一直伴随着这件文物的生命历程,有助于帮助未来专家了解文物的‘病史’,再现当年修复保护的全过程,例如经过全色的部位,霉菌处理的部位,修补的部位等均可以清晰回顾,为未来世代文物的保护修复提供借鉴。
实际上,故宫博物院所拥有的众多类别文物修复保护技艺,均经历过世代传承。例如古书画的装裱修复距今已有1700多年历史。唐宋时期,宫廷装裱已形成十分严格的样式。明清时期,又形成了以京城为中心的“京裱”和以苏州为中心的“苏裱”,而宫廷的造办处则集两大门派的优点为一体,形成独具特色的装裱修复技艺。早在春秋时期,青铜器铸造已达至鼎盛,青铜器的修复与复制技艺随之产生。明清时期,青铜器修复领域出现不同派别,故宫博物院的青铜器修复技艺,源自于“京派”里的“古铜张派”。如今,古字画的装裱修复技艺、青铜器的修复技艺等,已先后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0世纪50年代,故宫博物院组建了文物修复工厂。80年代,文物修复工厂扩建为文保科技部,成为专门从事文物保护、修复和研究的部门。以往,文物进入文保科技部修复,只附带修复单,记载文物号、伤况、文物名称、送修人、需要修复部位等几项简单的信息。近年来,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开始建立起详细的文物修复档案。任何进入文保科技部修复保护的文物,首先需要对其状况进行详细记录。文物修复前、修复中和修复后的情况,通过拍摄高清晰对比图进入档案。今天,累积研究数据应成为文物修复保护非常重要的环节。
同时,在文物修复保护过程中应更多采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分析检测。例如书画类文物在修复过程中,需要利用现代仪器检测分析,对于残破、缺失、残损、褶皱、断裂、霉变、污染、变色、空鼓、粘连等不同病况,确定适宜的治疗方案。再如织绣类文物在修复过程中,也需要借助现代仪器,将肉眼看不到的霉菌,经过数十倍、上百倍的放大,使之呈现出菌丝生长的状态。
此次建立的“故宫文物医院”,通过地下通道与地下文物库房相通,以保证文物藏品移动过程中的安全。“故宫文物医院”保护人员编制扩大至200名,实现多学科融合。同时,配置成套先进且适合文物修复的精密仪器设备,包括能量色散X射线荧光光谱仪、波长色散X射线荧光光谱仪、激光诱导击穿光谱仪等元素分析设备;X射线衍射物相分析设备;显微红外光谱仪、显微激光拉曼光谱仪、近红外光谱仪、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热裂解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超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超临界色谱仪等分子结构分析设备;环境实时监测系统、氙灯老化试验箱、恒温恒湿老化试验箱、全自动运动粘度测量系统、光纤光谱仪等环境、虫害与老化设备;同步热分析仪、热膨胀仪、高温物性测试仪、冲击测试系统等热性能、物理性能设备;微焦点X射线探伤机、通用型文物CT系统、光学相干断层扫描系统、高光谱成像系统、多光谱成像系统等无损成像、测量设备;扫描电子显微镜、超景深三维视频显微系统、激光共聚焦显微镜、偏光显微镜、金相显微镜、生物显微镜、实体显微镜等显微观察设备,以及三维打印机、热释光测量系统等近百台设施设备。
如今,现代科技带来的积极变化,越来越多地显现于文物藏品保护修复的过程中。例如利用显微观察设备,可以使青铜器在放大几百倍后,揭示有害锈的类别,采取相应的保护方案,防止有害锈的蔓延。近年河南地区考古出土的一件春秋时代的青铜器,出土时已经碎裂成上百片形状不规整的残片,无法进行研究和展示。故宫博物院按照传统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办法进行修复保护。首先利用X光照相技术,发现青铜器的底部有铭文,经过上千年的锈蚀,这些铭文用肉眼已经无法看到。通过计算机辅助文物复原系统,采用扫描仪和三维照相技术等现代设备采集数据,把文物碎片的边缘数据输入计算机,利用计算机提供的数据进行拼接,直到找出应力最小、准确度最高的方案,进行比对修复,完成青铜器的复原,修复后的青铜器不但器物整体极其精美,而且底部铭文也得到精心呵护。同样,通过结构分析仪器,可以知道古代书画每一层纸张的纤维结构和不同性能,以便在修复过程中,采取相应的纸张,进行相应的保护修复。
今天,故宫博物院建立起一所全面、完备、科研与临床并重的“故宫文物医院”,旨在使世代传承的“工匠精神”得到坚守,并在社会生活中得到弘扬。故宫博物院的文物藏品类别丰富多彩,因此保护修复的过程必然千差万别,研究的内容、涉及的学科、采取的技术及其复杂。通过“故宫文物医院”,可以使现代科学技术与传统修复技艺在文物修复保护过程中有机结合。同时“故宫文物医院”将实现对社会开放,邀请更多的观众走进文物医院,实际了解文物的修复保护过程,在公众关注的目光中普及文物修复保护的正确理念,以及相关科学知识,可以使社会公众更多获得文物保护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受益权。
目前,故宫博物院拥有180余万件文物藏品,其中上百万件需要修复或采取预防性保护措施。中国各地的博物馆保管着数千万件馆藏文物,世界各国的众多博物馆也收藏有上百万件中国文物藏品。因此,“故宫文物医院”的设立,可以对中国文物藏品保护做出更大的贡献。同时,近年来,故宫博物院相继成立了故宫研究院和故宫学院,推动“学术故宫”发展,为世界各地文物博物馆人才培养多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