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他,对标本制作来说,是否需要避忌一些与教义相抵触的部分。但结论出乎意料的简单。“没有的。做标本,就是上帝安排你为人类服务”,唐庆瑜说。
“标本唐”三字,其背后却包含着复杂和深远的时空含义。1844年福州开埠,令唐春营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肇始的中国博物学史率先拥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20世纪初,拉都胥从福州迁调至上海,第二代唐启旺及其兄弟与之同来,唐家一支正式落户上海。此后族人亦分散各地,并持续、密集、勤奋地完成着标本事业。
文革期间,唐家列入“上海十大案例”之一:里通外国为一。高祖唐春营曾在19世纪末协助福州海关官员、中国鸟类专家英国人拉都胥(John David Digues La Touche)制作鸟类标本,第二至第四代的多名家族成员曾于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下设两大部门之一的上海博物院(Shanghai Museum)担任标本剥制工作(另一部门为文会图书馆)。学术权威、技术权威为二。唐家标本制作事业之名声经由拉都胥的《华东鸟类手册》两卷(A Handbook of the Birds of Eastern China)所奠定,解放后声誉遍及东南亚等地。笃信天主教为三。自1955年9月“龚品梅反革命集团”案件发生后,唐家始终难以绕开此宗教问题。
上:家族内不同性格、身体素质的标本制作者,亦会决定其标本特色和方向。唐庆瑜的祖父唐祖父唐瑞芳(仁官)先天驼背,身体欠佳,制作的标本是多为中小型,父亲唐兆魁(中)则担纲大型标本;唐庆瑜(左)与哥哥庆玮(右)相较,性格更细腻,以小型标本居多。当制作大型标本时,两人也常互为上下手。下:祖父唐瑞芳所做的朱鹮、五彩鹦鹉和唐兆魁所做的黑极乐鸟、虹雉。(照片由唐庆瑜提供)
唐庆瑜:
标本方法论
1950年代唐庆瑜、唐庆玮们成长背景里的上海,依然有着河塘纵横和郊野趣味。几乎每个周末,这个家族的亲朋延续着结伴捕猎、打渔的气氛,与上海市民的生活方式亦有差别,甚至会令人生出一种西化的错觉。事实上他们在为标本制作储备物料,同时丰富餐桌。“那时候顺着中山南二路一直到龙华苗圃,一路上都是荒山、野地。我们停下来挨着小浜口捉鱼,用丝网两边拦住,用竹竿敲击水面,鱼惊跳起来,钻到网中,或者靠浜口筑坝,将水舀干。好的鱼,做标本,普通的,自家吃。”
唐庆瑜幼时还跟长辈在吴淞江与黄浦江交汇处捕鱼。“抗战胜利后,在外滩黄浦公园用扳罾扳鳗鲡,鳗鲡多是多得来不得了,简直可以当饭吃,扳到好的鱼,也拿来做标本。阿拉有位婶婶的丈人老头(沪语,即岳父)在黄浦江上捉鱼,就跟伊划着小船到苏州河及支流横塘,一路去到吴淞口打鸟、捕鱼。”
1952年“亚洲文会”结束在华活动,工作生活于一楼标本室的唐家迁出,被安排住到日晖新村。“日晖新村那时老偏僻的,当年零陵路、大木桥路旁边全是稻田和水塘,有辰光夜里去放钩子捉黄鳝。“以前的岳阳路科学院外边的大树上乌鸦邪气多。龙华苗圃树林,鸟也多。有辰光,晚上支网捉鸟,鸟误入网中,好的做标本,有时候也会放生。”打猎时,唐家的大人使用猎枪,小孩用弹弓。唐家小孩很早就摸猎枪了,唐庆瑜的第一次收获是11岁。那只翠鸟要用来做标本,所以只能打肚皮—鸟类胸部的羽毛丰厚适宜遮盖创面。
“我们家族人都会打鸟的,大人打鸟,小囡呢,挽一个篮子跑去捡猎物,这就是锻炼,看侬寻得到伐?寻猎物也很重要的,你会注意环境、植物,走得多,看得多。”他拿出一沓扇面,有的以铅笔打底稿,有的已明丽敷色的。70多岁的他,眼神依然很好、很清澈。
上:唐庆瑜为翠鸟整理羽毛。下:标本制作的工具。
当生物已死,标本赋予死亡意义。它以皮张为附丽,自然的填充物近似“灵魂”。唐家历代野外狩猎、捕渔习性,伴随着家族成员“令标本看起来更加自然”的争论和实践,最终使他们在填充时注意到更多的细节,比如“动物的身体右转,腹部右侧肌肉会变大,左边肌肉趋平”,而制作“飞型标本”时,鸟类义眼的视线,是朝向下方的。
做标本,“手势”也极关键,唯奥义难言。“手要巧,但问题是—手势个事体,蛮难讲清爽的,那本剥制标本的教材上,不讲的。但经常做的人,彼此一看就晓得。”眼前的唐庆瑜,正顺从于自己手里的一把小镊子,被它牵引,手势轻起轻落,为那只巴掌大的翠鸟标本整理羽片。胸口。颈项。翅膀。下层的白羽片不得漏出,需塞回青金色羽片的下方。
只谈论他制作鸟类标本景箱的娴熟技巧是不够的——玻璃匣是国画竖构图风格,鸟立于枝干上,太阳鸟、红嘴相思鸟、翡胸鹦鹉、棕头鸦雀,姿态不一。唐庆瑜反复强调“标本制作要尽量符合他们的真实神态和自然生态”。他曾制作过一个自博景箱:一头秃鹫立于岩石上(岩石由树枝、石膏、麻袋布等着色、制作而成),铺设绒草、苔藓、蕨类等小景观,力图展现具有自然栖息感的观赏经验。而通过网络,你会看到密尔沃基公共博物馆的景箱即是这种表现手法,那是现代标本剥制术之父卡尔·艾克利(Carl Akeley)制作于19世纪末期的作品。
上:玻璃景箱是国画竖构图风格,翡胸鹦鹉立于枝干上。下:唐庆瑜家中尚未完全制作完成的鸟类标本,身裹棉花是为了将鸟类的羽毛调整至服帖、逼真。
1968年文革起,唐庆瑜一边练习,一边作画。在一批批送去非洲展览的鱼类剥制标本上着色,是他科学绘图的第一步。这些涂色标本一般使用水彩、水粉、油画、水化染料等,敷色于无脊椎动物如鱼、贝壳、蟹,两栖爬行类动物如蜥蜴的标本上。在这些质地不同的甲壳质、石灰质乃至粗糙皮肤上着色,远比在生熟宣纸上作画费力,但能令标本更富有生气。
唐庆瑜选择绘画,一部分原因还来自于标本制作的面向已变得越来越窄。从祖父的朱鹮、父亲的虹雉,再到兄弟俩的大公鸡、拳蟹,既是标本量达到一定规模后的收缩,也是自然博物馆展示门类由高等生物向低等无脊椎动物展示扩充所需。1989年《野生动物保护法》颁布后,猎枪用不到了,唐庆瑜将“文革”后返还的猎枪(但不是那枝“上海牌”)上交给派出所。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幼年野生捕猎的经验、制作标本的功夫与案头绘画经验,到底还是都熔在了一起。唐庆瑜心里踏实了。而那些标本制作方法论的人世纠缠,不如,先放一放。
上:唐庆瑜的科学绘画重视物种的分类依据,并力图使动物皮毛栩栩如真、毫发毕现,图中所绘分别为乌龟、银鱼、麂。
下:刊登唐庆瑜科学绘画作品的部分书籍。其中有他十分重视的“所有在上海做标本或从事相关生物研究的唐家人”都参与的那套《彩图动物百科》。
唐思贤:
鸟类研究的思维转换
作为“标本唐”第五代唐思贤原本想报考其它专业,因一个巧合,重新回到了家族传承事业的麾下。
“我从小对自然的爱好确实是根深蒂固。跟父亲(唐子明)去野外。这个是扎在心里面的。我成长时,正值文革或文革后,他在家从不提‘标本唐’历史。文革中那辈人吃了太多苦。等我考大学,父亲也没强求,我准备学医,但我父亲的老领导说‘老唐的儿子一定要学这个东西,否则没办法传承下去了’。”
得天独厚与父亲常年相伴野外的经验积累,以及优秀的心理素质,吃得起苦的耐性,让他一直在科学考察和生态研究中感受“别人也体会不到的快乐”。但1989年出国交流是一个转折。
“1980年代之前,我们的鸟类研究延续着此前的步骤:把鸟打下来,制成标本,在实验室研究里数羽毛,测量长度并进行物种分类。之后有机会到国外去做合作项目,发现他们全在望远镜里看鸟,识别、记录。我们就很好奇怎么可以这样?我就想还要不要再继续做标本?也许应该有意识上的更新。当你从鸟类分类慢慢走向鸟类生态学研究的时候,就知道一只鸟被打落,自然就发生了一点点微妙的变化,这些微妙的变化甚至会影响到鸟类和我们人类的命运。”
唐思贤也曾制作过不少动物标本,如今存放于华师大闵行校区。但延续与革新,还是从“标本唐”家族内部生发了。他开始在《动物学》课程上尝试用望远镜观察和识别鸟类取代实验室内的标本分类,上课的学生们在清晨6点的华师大校园里四处逡巡,举着望远镜“观鸟”,那是在做分类学课程的记录和研究。这是高校最早一批不再单纯使用鸟类标本进行分类学研究认知的教学体验,也变成了华师大一景。
唐老师认为,观鸟在于专心和热爱,倒不用太在意望远镜的昂贵程度。早年他使用的也不过是几百元的熊猫牌望远镜。
华师大校园里的鸟类,自1990年统计的50-60种至今已发现有80-90种。唐思贤说,随着观测技术的提高,包括鸟类观察的诸多偶然性,长时间累积后,发现的种类必然会有所增加。与此同时,一种潜移默化的意识也会萌发:当人和鸟共处一个环境中,识鸟的惊喜会被了解的深度所替代,继而从常识的普及如落脚点、食物、飞行样态走向生态保护意识的萌发。今天,当年的华师大学子已将当初对自然生境的热爱延续在崇明东滩保护区、上海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站的监测中。
也是在那时,他认识越来越多的民间观鸟爱好者,彼此的出发点不尽相同。有研究的,有爱好摄影或追崇自然保护的,很多人跟聊天时都说起希望能有一个平台让“观鸟者团结在一起”。但大陆民间社团的审核流程复杂,尤其是1999年后。于是唐思贤与上海市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会长的领导商量,在协会下面设立了一个分会:2004年“上海野鸟会”成立,它还有一个更学术的名号“上海市野生动物保护协会鸟类专业委员会”。
跟上海的植物种群的单一性刚好相反,上海有着较为丰富的鸟类种群。唐思贤说,全球八条鸟类迁徙路线,上海就有一条“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路线”(East Asian-Australasian Flyway)。以面积而论,上海区区之地,鸟类纪录有20目70科445种,数量相当可观,而临近省份如江苏、浙江省的鸟类纪录也约有500种。
上:唐思贤手中翻阅的鸟类图集载录的多为日本地区的鸟类。他说,早年野外考察,很多时候背着鸟类图集跑东跑西,比较沉。他所翻到页面右图多为鸻鹬类,在东滩较常见。今天鸟类图集已实现电子化,在手机中查阅更方便。
下:唐思贤老师的手机上安装了一款“上海野鸟”的APP,当时正处于调试阶段。这款由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市林业局和上海野鸟会联合策划设计的软件已正式开放下载。
那么,上海的鸟类为什么丰富?
“一方面与长江口上游城市的生活生产行为有关,那些‘吃喝拉撒’的有机物,一路顺江而下来到了长江出海口喇叭形,最后将海涂蓄淀地非常肥沃,里面的植被、底基生物就是鸟类的食物,第二,长江口是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带的北迁的第一站和南归最后一站,各种种群的鸟类会在此过境栖息。”
“当年认识崇明东滩的猎户,也是通过我父亲。他们早年到猎户那里去收集鸟类,为了制作标本扩大鸟类种群研究。当时崇明包括长江对面的启东有70多个猎户,猎户以特殊翻网捕猎鸻鹬类,用鸟哨子招引,待鸟下来后用网扣住。陈家镇有著名鸟市。1980年代中期,我大学还没毕业,跟着我父亲去看,市场上有猎户一下午可抓50来斤鸟。一只鸟大约百来克,你想想得有多少数量?”
但鸟类研究者与捕猎者的关系并不截然对立。1983年,大陆鸟类环志工作开始。1988年,鸟类研究者们也是在猎户那边发现了一只“小戒指”:鸟类环志。根据环志上的信息,研究者给澳大利亚写信,对方派专家建立学术交流。1990年,唐思贤也受澳大利亚皇家鸟类学会邀请,出国学习,将鸻鹬类迁徙鸟群的研究工作与澳大利亚的鸟类迁徙研究进行对接。
2005年,作为保护区阶段性的成果总结,《上海市崇明东滩鸟类自然保护区科学考察集》汇集了各门类的研究学者,其中唐思贤负责了“鸟类”部分。
(全文详见第74、75期《城市中国》)
微信统筹:李娟
编辑:屠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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