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的预定目标,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张晓山教授认为,必须实施城乡联动的综合配套改革举措。户籍制度改革仅仅是消除了农民和市民身份上的差异,但不可能马上消除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地域上的差别。城市要通过深化改革,创造能让外来农村流动人口安家落户的条件。农村要通过深化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赋予有意愿和能力在城镇落户的农村流动人口更多的财产权利,并探索财产权利的有效实现形式。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祖辉教授指出,要通过完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有序解决跨地区农业转移人口在流入省,尤其是在大城市的落户问题。加快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使财权与事权相一致,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和流动人口管理中经常面临的上级政府“看不见,管得着”,下级政府“看得见,管不着”的问题。
结合近几年中国各省公布的农民工数据以及2010年人口普查情况,中国的跨省人口迁移数量在减少,针对这一现象,与会专家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祖辉教授认为,单纯从数据变化做出逆城市化的判断不够科学,要理性看待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回流现象。经济形势、环境影响、城镇二元结构、城市化结构调整等因素都会影响农民工流动,部分农民工回流甚至是更高级的城市化。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丁金宏教授参考分析了纽约、东京的城市历史数据,得出大城市人口增长和国家城市化之间存在关联性,他认为,城市的人口并不会无限制生长。根据现有人口普查数据可以看出,中国城市化进入发展后期,大城市人口增长速度有放缓的趋势,城市成长的外力在逐步减弱。如果从价值意义上认为大城市人口调控很有必要还有待商榷。因为像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对劳动力有较强的内在需求,不可能单纯以调控的手段来完全封闭人口结构。大城市人口调控的价值追求是使城市保持一个健康的机体,使居民拥有好的生活品质,回归到我们曾经倡导过的“小而美”。福建师范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朱宇教授认为,从农民工流动数据统计的角度乡城迁移数量减少,但并等于中国人口流动整体规模强度趋缓,中国人口流动的总体规模和强度具有上升空间,统计数据中应关注城市内部的迁移流动。
谈到人口流动的障碍问题,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张力教授认为,过去认为户籍制度是人口流动的最大障碍,其实目前来讲,由于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积分制的推行等户籍制度对人口流动的影响力在减弱,但是权益的影响力在逐渐增强,让权利能够根据权益的流动而流动将会是未来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也就是实现以权利的形式保障每一个人的“包容性改革”。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郭沛教授特别指出了,政府应为城市相对弱势群体提供普惠的金融服务。“普”是能够覆盖广泛的人群,包括更多的流动人口,“惠”是合理的价格、方便的渠道,这才能帮助流动人口更好融入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