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研究利用2004、2008年两次全国经济普查资料,按照单位行政面积的就业人数作为经济密度的测度指标,对我国的经济密度格局和演化机制进行了测算和分析,并就其主要七大特点进行阐述,针对中国经济密度增长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关解决方案。
梯度格局:中国经济密度分布的核心特征

图1 中国经济密度省域分布格局
省级尺度上,中国的经济密度由东到西呈显著递减趋势(图1)。经济密度最高的是上海,其次是北京和天津,第三等级的有江苏、浙江、广东、山东这几个沿海发达省份,处于第四等级的有河北、辽宁、福建、海南这四个沿海省份和山西、河南、湖北等中部省份,黑龙江、吉林两省及西部省份经济密度最低。
其中,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这三大都市连绵区高密度单元高度集中, 明显强于其它地区。分别以京津、上海和广东为中心,经济密度呈现由高到低逐渐向外扩散趋势。

图2 中国经济密度市域分布格局
市级尺度上,中国经济密度的梯度递减规律在经济发达地区有所强化(图2)。经济密度最高的城市是深圳、上海、中山、珠海、东莞、厦门,其次是北京、天津、苏州、无锡、宁波、绍兴、舟山、嘉兴、常州、南京、武汉、汕头、广州、佛山,东部和中部的其余城市基本上都是属于第三和第四等级的,东北地区的部分城市和西部绝大部分城市的经济密度是最低的。
经济密度的最高值区出现在了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次高值区在三大都市连绵区都有分布,总的来说以长三角地区的高密度区分布最为密集。在城市层面的经济密度分布较为零散,总体来说高值区仍是出现在三大都市连绵区及广大东部地区,在长三角和珠三角都呈现出了一定程度上的圈层集聚。

图3 中国经济密度县域分布格局
县级尺度上,中国经济密度的梯度格局依然明显,并具有圈层集聚的特征(图3)。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成都和重庆、武汉城市圈都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圈层集聚特征,从经济密度最高的中心向外,经济密度依次递减。经济密度较高的区县大都分布在沿海一线,少数分布在中西部的几个经济中心(重庆、成都、武汉)。
全国绝大部分区县的经济密度处于最低等级,其中大部分分布于广大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少数分布在东南沿海和中部省份。东部地区各密度等级的区县穿插成块状分布,密度分布较不均衡,从东往西经济密度大致上是呈减少趋势的,越往西密度分布越均衡。
沿海化:中国经济密度增长的重要景观
中国经济密度的高值区总体分布在沿海,并具有不断向沿海集中的趋势。对第二次经济普查数据分析表明,我国距海岸线200公里范围内的滨海地带,仅以全国9.98%的国土面积集中了全国55%的就业人数(图4)。当距海岸线距离扩至700公里时,该范围内囊括了我国就业的85%,这反映了沿海的区位条件优势是决定经济密度分布的重要因素。
将两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进行比较分析,结果显示从第一次经济普查到第二次经济普查,沿海200公里地区范围内的经济密度明显上升,总就业增加了3542万人,占全国新增就业人数总量的60%。距海岸线200公里至700公里地区范围内就业有一定幅度的上升,总就业增加了1593万人。距海岸线700公里以西的地区总就业增加了815万人。

图4 ?中国经济密度滨海地带(距海岸线200公里范围内)
?“两纵两横”轴线分布:中国经济密度集聚的主要承载区域
?中国的经济密度高值区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带,以及中部部分地区,并分别形成了两条主要的产业集聚带(两条纵向的产业集聚带)和两条次要的产业集聚带(两条横向的产业集聚带)构成“两纵两横”的轴线分布格局(图5)。
主要产业集聚带包括东部沿海产业集聚带和京广沿线产业集聚带,次要产业集聚带包括陇海兰新沿线产业集聚带以及长江沿线产业集聚带。其中东部沿海产业集聚带上包括五大产业集聚区:环渤海产业集聚区、长江三角洲产业集聚区、珠江三角洲产业集聚区,以及辽东半岛产业集聚区、海峡西岸产业集聚区。
中部地区分布有两大产业集聚区,分别是:长株潭产业集聚区、武汉产业集聚区。西部地区分布有三大产业集聚区:成渝产业集聚区、关中产业集聚区以及天山北麓产业集聚区。这也体现了中国经济密度分布的轴向特征。

图5 ?中国经济密度“两纵两横”轴线分布特征
“呼和浩特—昆明”:重要地理分割线
通过中国经济密度的总体分布特征,分析得到中国经济地理分割线。中国经济地理分割线即“呼和浩特—昆明”经济地理分割线(图6),更详细的路径是“呼和浩特—西安—重庆—昆明”。
该线以东范围的国土面积是412.8万平方公里,就业人数23706.6万人,企业法人营业收入为942078.6亿元。该经济地理分割线以东的部分以占全国43%的国土面积,集中了全国88%的就业人数和全国91%的经济产值,与意义等同于人口学中“腾冲—爱辉”线,是解读中国经济地理的重要分割线。

图6 ?中国经济密度地理分割线
“多动力架构”:驱动中国经济密度演化的核心力量和主体机制

(1)经济密度演化的宏观动力——经济增长
经济因素是经济密度演化的根本动力因素。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收入水平会相应提高,其需求层次、消费结构也将会发生变化。需求的变化直接导致某些产业加速发展,同时也会抑制另外一些产业的发展,促成了产业结构调整,提高了地区经济密度。因此经济增长是经济密度演化的宏观动力。
(2)经济密度演化的中观动力——产业结构转变
经济密度演化是长期的历史过程。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经济密度演化的动力也各不相同。这一演化的初始阶段,工业化是基本动力;发展阶段,第三产业作用增强;成熟阶段,第三产业成为主要动力。从经济密度演化的整个过程中,可以看出产业结构转变是经济密度演化的动力因素之一。
(3)经济密度演化的微观动力——生产要素流动
在经济增长的宏观背景下,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发展必然引起生产力地域空间布局的变化,并通过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在不同地理空间上的转移与整合来实现。这种转移主要是要素在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转移,这一转移过程实质上是经济密度演化过程。要素的流动是经济密度演化动力机制系统框架中的直接推动力。
(4)经济密度演化的内生动力——城市化
城市化伴随经济密度演化的整个过程,是经济密度演化的内生动力。其主要体现为城市的集聚引力、乡村的裂变推力和城市的辐射张力。城市的聚变引力、乡村的裂变推力和城市的辐射张力,在城乡相互作用过程中同时存在,但在不同的发生区域和同一区域的不同发展阶段,各自表现的强弱程度不同,对经济密度演化的影响程度也不同。
(5)经济密度演化的协调动力
除上述几种主要动力因素外,经济密度演化还受到区域发展基础状况,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国家投资政策、户籍制度、行政区划),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等新经济因素的影响。
区域协调发展:平衡经济密度格局的重要政策途径
根据对中国经济密度分布和演化特点的总结,可知中国经济密度增长存在着显著的地区不平衡和行业不平衡。而 “多动力架构”是驱动中国经济密度演化的核心力量和主体机制,因此提升综合经济密度、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平衡中国经济密度格局和推动经济密度演化的重要政策途径。
首先,从国家宏观政策角度出发,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是平衡中国经济密度格局的宏观政策背景。落实到地区层面上,应发挥地区比较优势,充分考虑各个地区的自然状况、产业基础、资源禀赋等方面的特点,选择合适的发展路径,以西部为例,应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
其次,通过产业转移与结构升级,提升和整合区域竞争力,逐步扭转区域发展差距拉大的趋势,形成东中西相互促进、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新格局。产业转移应注意“共赢”,以共同利益为基础,解决好区域内生产要素协调问题,整合区域优势,形成合理分工、优势互补和协同发展的局面。
第三,大力提升经济密度核心区对周边地区的带动作用,继续发挥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对内地经济发展的辐射作用,带动区域经济密度的均衡发展。在经济核心地带重点构建城市群和经济圈,在周边地区培育新的区域经济增长极,使其成为带动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积极动力。
第四,大力拓展国际区域合作。为适应经济全球一体化的需要,立足于实现互利共赢,应努力拓展与周边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贸易合作。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和技术转移与产业集聚形成互动,成为许多地方,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产业聚集的一个重要原因。推动跨国公司与地方政府的技术关联,是促进地区产业集聚的重要政策手段。
总之,要落实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分工合理、特色明显、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密度核心区,推动中国经济密度的均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