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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三十谈|综合管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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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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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14 23:5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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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三十谈
三十年
1986~2016年,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成立已30周年。
三十谈
系列文章主要以“对谈”的形式呈现。我们邀约三十名青年规划师与资深规划师进行深度谈话,期间穿插规划故事与案例。在具有现场感的答问之间还原规划大事件,以独特视角和深度阐释,表达对北京城乡规划的真知灼见;从具体而鲜活的案例中,碰触城市规划的理想与现实,理解规划师的坚持与妥协,给专业工作以深刻的启示。
——《北京规划建设》编辑部
苏云龙: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工程综合所所长,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陈蓬勃: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工程综合所主任
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综合管廊,不能再热的一个词。
综合管廊裹挟着强大的气场扑面而来。有多强?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61号),指出: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统筹各类市政管线规划、建设和管理,解决反复开挖路面、架空线网密集、管线事故频发等问题,有利于保障城市安全、完善城市功能、美化城市景观、促进城市集约高效和转型发展,有利于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和城镇化发展质量,有利于增加公共产品有效投资、拉动社会资本投入、打造经济发展新动力。此后,国务院、各部委多次发文: 2015年10月19日,住房城乡建设部 国家开发银行《关于推进开发性金融支持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的通知》(建城[2015]165号),2015年11月26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实行有偿使用制度的指导意见》(发改价格[2015]2754号),2016年5月26日,住房城乡建设部 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推进电力管线纳入城市地下综合管廊的意见 》。如此频密地发文,从各方面阐释及推动综合管廊建设,除了决心还是决心。综合管廊来了,带着无比丰富的意义,被寄予无限厚望。
北京如何?市政府积极响应党中央、国务院要求,结合北京实际,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2016年5月4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签报“关于研究地下综合管廊建设运营管理职责分工有关工作的意见”。 2016年6月13日,中共北京市委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深化改革提升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水平的意见》出台,北京的基础设施建设迎来了综合管廊时代。
综合管廊为何而来?综合管廊能给城市带来什么?综合管廊的打开方式,综合管廊的喜乐哀愁,听听他们怎么说。
为何而来
陈蓬勃:苏所,今天,咱们的话题主要围绕着“综合管廊”。 最近一年,在城市建设圈,综合管廊这个词大热,像一位演员从跑龙套不见脸,突然被拽到闪光灯下,随着综合管廊,基础设施也突然被重视起来。就像一贯我们所说的,从我上班就听见呼吁,要重地下,重地下,到今天,其实从实质上我们更关注的似乎也没在地下,尽管在大雨过后,有各种一窝蜂似的立交桥、河道整治,但当洪水退去,一切如常。现在综合管廊来了,它为何而来?
苏云龙:
综合管廊对中国来说可能是一个新鲜事物,但是对国外某些发达国家来讲,它并不是一个新生事物。其实我们还是跟随着发达国家的脚步,发展历程还是有很多类似的地方。除了管廊之外,国外直埋管线也是大量存在的。在我看来,中国为什么把综合管廊炒的这么热,可能还是从民生的角度、从国家战略的层面,它要把过去土地财政不可持续的发展态势扭转过来,所以要更偏重于基础设施方面。基础设施方面的抓手,在全国的大系统里面,就是高铁、机场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但就城市来讲,综合管廊就是一个重要的抓手。当然了,综合管廊对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好处是毋庸置疑的。就时机而言,现在如果不推进,以后再推进就会错过很多的发展机遇。毕竟我们国家现在还处于发展期,不像很多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了很长的调整期。我们在发展期就有很多资金的动力、热点的追捧,所以管廊从现在开始,会作为咱们国家发展的一个基本抓手。
作为从事基础设施建设行业这么多年的一个同志来讲,我甚感欣慰。综合管廊能够提高市政基础设施的安全及建设水平,甚至能够打破原有各专业部门之间的垄断。这可能是一个契机,使大家在城市的管理方面能够更融合、更协调。这是我觉得它为什么会突然间在中国火起来的原因,这也符合中国人办事的特点和目前咱们国家发展的时期状况。
综合管廊内部图
时机有些晚
陈蓬勃:在与您对谈前,我也曾向一些非专业人士提问,他们都认为建设综合管廊是好事,但好的事物在好的时机才会发挥最大的效用,目前就北京这个阶段而言,或者说我们国家这个阶段,建设综合管廊是不是一个好的时机?或者说北京现在建设综合管廊,时机是不是已经到了?
苏云龙:
不是时机到不到的问题,我其实是感觉有一些晚了。这个晚了跟咱们两个方面的重视程度有关系:一个是领导的重视程度,基础设施的建设水平、安全程度的提高,是不是能作为咱们工作的一个重点,这个是思想意识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资金的投入,毕竟综合管廊的初期投资比传统的直埋方式投入更多,它是要把长期的效益和利益在很短的时间内达到,建设初期要多花钱,这就要求一定的经济基础。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那这个综合管廊就无从谈起。
时光隧道(摄影:李楠)
机遇——带来什么
陈蓬勃:综合管廊来了,各种专业或伪专业的人士,痛陈家书似地吆喝,这边厢综合管廊就是洪水猛兽,那边厢综合管廊就是济世良方,您怎么看?对北京来说,现在建设综合管廊肯定是带来了一个机遇,不管是补课还是追赶,那这个机遇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来考虑呢?
苏云龙:
这个机遇更多的重点应该放在城市新的建设区和一些集中连片的更新区、改造区,它们对基础设施的需求比较大,尤其是城市新建区。我们建设综合管廊要破除原来市政设施系统布局的传统思维,要适应综合管廊带来的特点,怎么样既满足现在最基本的需求,满足项目对大市政的接入需求,同时要减少管线敷设在现状道路上“遍地开花”的现象。要通过集约、集成,来把地下空间释放出来,该提供给其他用户的就要提供给其他用户。比如说,地下空间的联通,怎么去方便人的活动,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是能不能提供给地下的交通,看看有的区域是不是能实现地下交通网络。比如说道路下方一些不好利用的空间,我们能不能用于雨洪利用,作为海绵城市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都得靠大家一起去努力,不能只顾自己的那一点利益。以后的城市规划就是要综合、全面,就像习主席说的,要精细设计每一寸的土地和空间,把它利用的更充分。所以说管廊的出现是对地下空间利用的一个集约方式和手段,要看你怎么去发挥它对空间再分配的这种优势。
综合管廊效果图
综合管廊
陈蓬勃: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就管廊而谈管廊,而是要有一个综合管廊+的概念。我也了解到您在前段时间主持编制《北京市综合管廊布局规划》。其实好多人都特别关心北京应该在哪儿建综合管廊?同时,您作为一个专业人士,北京已经不是一张白纸了,在北京构建综合管廊布局时,我们是要打破现有的,进行体系重构?还是说在旧有的基础上修修补补?您当时在考虑北京市综合管廊布局原则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呢?
苏云龙:
我觉得综合管廊的出现可能会给原有的管线布局方式带来一场革命,就要从新的角度去认识这个问题。管廊是在原有直埋的基础上对管线加了一个保护壳,但又不仅仅是一个保护壳。对城市来讲,综合管廊其实是在构建一个比较坚实的防灾系统,提高管线的安全度。这就需要我们在考虑的过程中因地制宜,对于新建区来讲,要按照管廊全覆盖,完全由管廊来为每个项目提供市政服务,从这个角度来布局管线系统。在这个系统里不仅有城市组团与组团之间的干线联络,还有服务于具体项目的支线。这需要从地下空间整体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去谋划这个问题、去建设这个问题,不能说就管廊论管廊。另外一方面,已经建成的区域也还有自身更新的需求,随着城市已建成区的更新,针对之前有缺陷或者说不完善的地方,怎么有针对性地重构一个管廊的系统去支撑原有的应灾脆弱的管线空间环境。通过咱们重构一个新的管廊系统去支撑原先的系统,两者形成一个互补,通过一个漫长的过程,逐步地去在咱们觉得重要的区域、重要的街道去替代原有的直埋敷设方式,这个可能会花一百年、甚至二百年的周期,直埋管线总有一个要更新的期限,我们要利用这个期限去重构系统,更新时就要谋划好,为以后的更新预留发展的空间,留有余地。说不好听的话,房子五六十年、七八十年的寿命,算的再长一些,现在的这种结构也活不到三百年的时间,总有一个更新的过程。但地下空间的更新就在于时机的问题,如果把各类管线的更新时间攒在一起,这种情况下去推进管廊的建设更有动力一些。
在编制综合管廊布局原则的时候,我提出:有利于城市市政管网系统整体服务能力和安全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市政管线新型骨干网络的构建与系统完善;有利于合理整合和利用地下空间资源;有利于以人为本的城市交通、景观等相关功能的提升。其实也是基于以上我说的,跳出综合管廊看综合管廊。
陈蓬勃:下面我有两个问题,既然党中央也好、国务院也好、各部委也好,他们发的文件、规范都要求所有管线必须入廊,北京现在做到了吗?您觉得北京将来能做到吗?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说它要求所有新建路下都做综合管廊,那我们现在编制布局规划还有什么意义?如果所有新建路都做综合管廊,那我们其实就是把所有路下、所有的管线都装在一个壳子里,那不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吗?为什么还要编制布局规划呢?其实这两个问题应该倒过来问。
苏云龙:
其实我理解的布局规划就是要重构一个系统,这个系统不是在原有直埋系统上修修补补,而是对城市的应灾能力水平的提高,要重构一个系统去支撑原来的直埋敷设系统。同时通过重构,在某些区域寻找时机,逐步去替代原先的系统,这就要看时机、看机遇,看诉求,看大家的需求有多少,把大家的需求拧成一股绳,这样能够提高管廊建设使用效率。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陈蓬勃:管廊分舱的问题。
苏云龙:
其实管廊最大的优势就是空间的集约,如果大家都是一家一舱的话,那其实就没必要绑在一起。那我是不是可以考虑各建各的,那是不是也可以啊?那只是有保护壳了,比原先的安全度更高了。这种单独的与综合的区别在于,虽然它有保护壳了,但它不是一个完全的集约。从集约的角度来讲,大家在一起,甚至于共享一个空间的目的,除了让管线本身的安全度得以提高,其实也是对整个地下空间重组的一个贡献。必须强调,这种贡献必须要发挥它的作用,如果发挥不了这个作用,那么建管廊纯粹是为了提高管线的安全性,那它对整个城市的贡献就大打折扣了,没有发挥的更充分。其实对管线全部入廊这个问题要因地制宜,从技术条件来讲不是说不行。有老同志讲哈,没有工程办不了的事儿,只看你想不想做的问题。我们要考虑从经济角度比较下来,它是不是最经济最优化的东西,而不是为了入而入,咱毕竟还得讲经济效益的问题,不能为了做成一个东西而不惜一切代价,咱还不能完全做到这种程度。同样一个目的,多花钱了其实是对社会资源的一种浪费,也是对环境的一种破坏,毕竟它不节能、不环保、不绿色等等,这些都是问题,所以要考虑经济层面的问题。但是目前从工程技术来讲,入肯定是可以的,但是得分情况、分区域。比如已经建成的区域,有些管线可能才运行了几年,它还有很长的使用寿命期,在这种情况下,入的时候就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看它是不是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安全水平。比如电力已经做成了现状电力沟,难道我们还要做一个综合管廊含电力沟,再把现状管线够倒腾进来吗?这就要求我们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和处理。假如电力沟对地铁或者对其他建筑物构成了阻碍,那么从以人为本的角度来讲,那个空间可能是经常要使用的,而电力管线检修并没有那么频繁,那我们给让让位置又何尝不可?那可能局部段就是整体综合管廊的形式,其他段还是常规的电力沟的形式。我就打一个比方,这个还是要因地制宜。我的意思就是在重构综合管廊系统的过程中,也是要根据不同情况因地制宜,不是每个区域都要一个模子,这是我个人的意见。
建管并重出成效
陈蓬勃:北京已经建了一些综合管廊了,国内其他城市也建设了一些综合管廊。在综合管廊和地下空间方面做得比较出色的是日本,您觉得日本在综合管廊建设方面有哪些经验是北京可以借鉴的?还有一个问题,北京已建成的综合管廊的使用情况是什么样的呢?造成现在这种使用状况的原因是什么呢?您认为有哪些经验在新建综合管廊时能够借鉴?
苏云龙:
听了从日本回来的同志介绍,我个人感觉日本对于综合管廊的重视程度与他们重视本国建筑及城市空间的使用是密不可分的。他们可能更重视地上和地下的协同,他们的体制、机制跟咱们不一样,他们的协商、协调机制可能更充分。因为咱们有行政手段可用,他们却没有,他们主要还是靠协商、协调和所谓的市场化、利益的均衡。可能在利益如何分配,如何去扩大效益,利益均沾,大家都能平等地在利益面前分得一杯羹方面,他们做的要比咱们充分的多。他们的磨合期就相当长,但是一旦磨合好了,就像契约一样,按部就班地按这个去实施,中途不会有太多的变化,但是之前的磨合肯定是很痛苦的,可能要经过几年、十几年的磨合。咱们可能就没这么多时间,咱们现在建设可是相当快,这是咱们跟人家的不同。其实有很多点我觉得还是类似的:他们的管廊原生发源地基本都是在城市中很活跃的区域,在这种区域管线的建设和城市的需求其实是有矛盾的,而且这种矛盾通常是比较严重的。为了解决这种矛盾,管廊在这些区域的优势会更加突出,在空间的重组分配上更加明显。在这些方面,咱们跟人家是相似的。但在大的系统上,怎么去重构管廊系统,目前虽然国家这么要求,但咱们在旧城区域或者已建成区域如何去重构还没有想的特别清楚。你想想看,像咱们中关村也好,CBD也好,包括奥体南区、通州这些,其实都是由于这些区域对空间的需求旺盛,寸土寸金。综合管廊比较适应这种空间需求,因此他们把综合管廊引进来,这是从空间分配的角度日本和咱们的区别。而且日本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管廊建设、运营、维护的完整政策体系,他们这种是自下而上的,通过若干年完善出来的。咱们现在是自上而下的一个过程,原生动力还是不足,咱们只能靠国家的政策,一级一级地去贯彻,通过这种方式才有可能做到,这是咱们跟人家最大的一个区别。
北京现在已建成的这几个我基本都有参与,感觉建很容易,管理还是比较困难的。建的时候我们发现这几个区域的特点,从中关村一开始的这种空间需要,能够给各专业分成独立的舱,从这个开始,每个专业一个舱似乎成为一种思维定式。每次提到管廊时,各专业都希望自己独立一舱,其实这并不是一个空间集约的思维模式。但是碍于现有的体制,这种方式也不失为一种变通的方式,虽然管廊空间上有所浪费,但对于其他空间来讲,这样做是有利的,这是管廊发挥作用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再有一个就是通过这样的实践摸索,我们终于把弱电、上水这种相互干扰比较小的专业能够综合在一个空间内。下一步随着咱们管廊建设更多了,可能更多的专业能够融合在一个空间内,这个可能就要靠咱们管线材质的更新,去减少相互间的影响、干扰。管线材料介质都好办,比较难的是管理,这就需要各专业打破 “一亩三分地”的固式思维惯性,怎么样在一个共同的空间内布设线网,怎么去更好地为城市服务,更安全、更有保障地去为城市服务,这可能是下一步要重点考虑的问题,而使这个东西能够常态化,能够在管理上更上一个台阶,这个是管理方面需要突破的东西。甚至于从城市的角度,将来运营也好、管控也好,能够形成一个新的体系去打破原有的专业部门的隔阂,从服务或者管线维护方面,可不可以做一个分割。打个比方说,现在通信方面新增的很多,但没有把新增的量和既有的量绑在一起,能不能通过管廊的建设来整理这种管理模式,使它符合管廊这种新兴的建设形式,同时也能提高我们对既有资源的利用,从而达到最优的使用效果。
陈蓬勃:综合管廊到现在发展这么多年,像北京从1958年就开始建设综合管廊,在漫长的半个多世纪,截止现在北京建成的综合管廊还不到20公里,您觉得制约综合管廊发展的关键因素有哪些呢?
苏云龙:
主要还是我刚才说的那两点。一个是认识、意识,还有一个是财力的问题。因为咱们国家不像国外,咱们国家花钱、投资还是要经过相关部门的审批,报备也好,审批也好,这样来讲就特别讲究投资的效益,当你的财力、能力做不到这点的时候,不能够大面积去实施这个东西的时候,你的重心、你的思维可能就不是按照这个东西去安排,去进行谋划。这个东西我自我感觉还是思想认识层面上,特别是中央政策方面认识这个事,包括地方政府的认识程度,它没有达到这个重视程度。而在这种环境下,为什么有些区域率先做了综合管廊建设的尝试,那确实是因为综合管廊自身的优势在这种特定区域的具体体现,一种充分的体现。这种区域对空间的需求和要求都特别高,而传统的直埋占领了地下浅层地表,特别是地下十米空间的需求是相当的高,人家觉得地下这段的经济价值比管线占的经济价值要大得多,人家宁可要多花点钱去建这个综合管廊,那不管是经济效益也好、社会效益也好都比那个要大,这个是市场行为的结果。但是咱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又不完全是一个市场行为,所以必须从政府层面上有这个意识和决心才能做到,当然还要有财力。
陈蓬勃:综合管廊与传统的直埋相比运营维护上的成本是增加了吗?同时对技术人员的要求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苏云龙:
这要从我们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这种体制的转变说起,对于基础设施而言,这种转变还不够彻底。一就是它还没有像国外那样,国外这种就是服务行业,咱国内还是一个政府管理部门,虽然有些改成企业了,但是或多或少还是带有这个色彩。这种思维模式或多或少还存在,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呢,对于基础设施建设来讲也不可能完全按照市场化去放开,有些方面是市场化,有些方面还不是市场化,这就造成了一个局面:有些市场化的不够彻底。你比如说占用地下空间应该收费,就跟咱现在盖一个楼,你得办征地手续、得交土地出让金。咱们的固有思维是地下空间是公益空间,就不应该收费,其实也不然。公益事业其实只要收的渠道合理,以后大家多数人能接受,这就要靠市场去调节,政府就是给政策,而不是用过多的行政命令去干涉。咱们现在地下空间都是无偿使用,不管谁提个需求,城市规划就得满足,这种就很难做到集约,同时也让各专业觉得这是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特别是有些专业现在还带有垄断色彩,没有过多的竞争关系,一家独大。要破除这个也不是没招,但从体系上来说,这不是短短的几句话就能解决的了的,这就需要改制。改制就是改不适应将来发展的这些因素,这肯定是要有一个过程。我觉得管廊的建设对这种改革是提出来一个新的契机、一个舞台,就看领导和我们具体从事相关工作的同志会不会意识到这个问题,且要在这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去改变这种状况,去捋顺建设、管理、运营的关系,进而形成一种良性循环。
综合管廊效果图
改革创新是根本
陈蓬勃:综合管廊要保证市政基础设施的运行安全,要给城市空间提供更多的可能,同时还被赋予了推动体制机制改革、改革创新的意义,您也干了很多年的市政工作,同时对综合管廊也接触的这么多,不论是研究还是实际项目都做了很多,如果让您寄语北京的综合管廊,您能用一段话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对谈吗?
苏云龙:
在我感觉,其实管廊的建设既要寄予厚望,同时也要明白管廊不能包打天下。还是我一开始说的一个观点,如何在规划工作当中考虑专业的融合、统筹,怎么样建立一个使空间从原来二维空间的管控向三维空间管控转换的机制,可能就需要一种变革。这种变革就我们规划工作者来讲,在人生中遇到这样一个契机还是不容易,也是我们面临改革时接触到的最直接的一个事物。如果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发挥我们个人的作用,是值得大家在工作中去感受、去体会的。当然了这个主要还得靠领导支持,大家的共同努力,不仅仅是管廊的问题,而是整个城市的空间管理和管控,怎么能够去形成一个新的管理模式、管理体制,让它运转的更加顺畅,更加符合咱们现在建设的要求,甚至于更加符合人在城市中生存的这种美好愿景,这是规划需要更多去关心,更多做工作的地方,而不仅仅是管廊的建设。所以说虽然表面是管廊扑面而来,其实是改革扑面而来,这可能也是我们下一个阶段要更努力的地方。
文章来源:《北京规划建设》杂志2016年第5期
责任编辑:刘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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