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第116期(2016年第62期)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十余年来,“内聚”发展特征明显。从2000年西部大开发战略启动至今,投资总规模达56077亿元;重点项目数量呈现梯度性增长,2000-2008年,平均每年新开工10项左右;2009-2013年,平均每年新开工20项左右;2014年起,平均每年新开工30项左右,已累计新开工重点工程270项,涉及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医疗和社会事业建设等方面,夯实了西部地区发展基础。从政策导向看,“加大建设资金投入力度、优先安排建设项目、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等输血式、内缘型特征明显,其发展路径是基本建构在国内资源配置为主的模式下进行的,发展动力、市场培育等具有浓厚的“内聚”特征。
△未来5年将是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受自身条件约束,西部地区相对闭塞,同时具有生态脆弱、经济滞后、文化多元等特征。虽然西部大开发战略在促进西部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引擎作用,然而并未缩小西部地区和沿海发达地区的城镇化发展差距,西部地区经济一直缺乏核心活力和竞争力,仍是我国区域发展中的短板和薄弱环节,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难点和重点。随着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日趋复杂,国内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行业和区域分化显现,西部地区的发展需要再次布局,应更多着眼于提高西部地区内生增长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上,动力转换势在必行。
△西部大开发战略与“一带一路”战略融合,将呈现“外向”的新特征。“一带一路”战略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契合了沿线国家的共同需求,为沿线国家优势互补、开放发展开启了新的机遇之窗;同时也是解决东西部经济不均衡问题的重要“处方”,在提升向东开放水平的同时,加快向西开放步伐,助推内陆沿边地区由对外开放的边缘迈向前沿。不同于西部大开发1.0的理念,“一带一路”战略不是低调参与,更强调对沿线国家的统筹协商;不是简单的资源引入,更强调产品、资金、技术、劳动力和文化的输出;不仅对发达国家开放,更强调面向发展中国家,强调对周边资源和市场腹地的开拓。在此背景下,西部大开发2.0将更加突出“外向”,更强调“走出去”,靠对外投资扩大对外贸易,输出自己的过剩产能,借用外部的资源和市场优势,促进与外部的经济联系,挖掘西部增长空间,提升西部地区在区域经济合作和经济全球化中的位置,同时提升产业发展、文化交往、城市品质等。
△作为西部大开发2.0的空间载体与平台,西部地区需多路径、多层次展开前瞻性思考。一是发展机遇与目标。辨识西部大开发2.0对西部地区的影响作用,从经济、文化和空间三个方面分析可能的新机遇和转变,重点解读中亚地区、环北部湾地区等与西部地区的关系,从国家战略空间格局、西部地区发展和各城市职能与定位出发,厘清现有发展政策的问题和局限,分析新战略形势下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发展方向。二是经济产业对策。从资源、资金、人才、技术等经济发展要素评价西部地区现有的发展特征,从西部地区与“一带一路”战略沿线国家之间、西部地区内部各城市之间两个层次,重点分析外向型产业,如金融、旅游、商贸等的发展对策,提出西部地区企业能力提升、品牌建立等方面的建议。三是文化路径。维持稳定的发展环境需要沿线国家政府和民众的理解和支持,这些国家在政治经济体制、法律规范、语言宗教和价值伦理等方面与我国存在诸多差异。唯有与其进行全方位的文化沟通,不断加强彼此了解与目标认同,才能在大至经济社会发展理念、小至企业运行规则等方面达成共识。因此,应结合西部地区的文化特征,包括历史文脉、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等多种类型及空间分布,分析其与相邻国家的文化渊源和互补关系,重点从文化资源的旅游产业化角度分析西部与相邻国家的合作措施,联合打造具有包容性特色的世界精品旅游线路和旅游产品,使之成为不同文化交流合作的纽带,培育情感共同体。四是空间对策。对西部地区的城镇空间体系再认识,分析高铁、高速、通商口岸对城市与区域空间的影响,尤其关注重点城市(核心城市、节点城市、边境城市、口岸城市)的发展和建设;融合政治、经济和文化要素的空间需求,在国家尺度上合理优化西部城镇空间结构,在区域尺度上确定节点城市、边境城市和港口城市的地位与职能,在城市尺度上合理组织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重点项目的安排。同时在发展过程中需注重生态文明建设,避免超越资源承受力、社会承受力的低效开发,发挥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新优势。五是政策保障。西部地区需突破原有相对封闭和保守的发展惯性,构建国家层面、区域层面、城市层面的协调机制,营造“一盘棋”的发展环境,确保通道连通和贸易畅通,实现共赢。
重庆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