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2016年11月5日-6日,第六届“中国城市学年会·2016”在美丽的钱塘江畔成功举办。本次年会由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主办,是城市研究领域政、产、学、研相结合的一次盛会,会议规模宏大、立意高远。会议以“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背景下的新型城镇化”为主题,汇聚各方智慧,为城市管理者、城市研究者、新闻媒体以及公众市民对话沟通搭建了平台。受主办方邀请对本次会议进行全程报道,现将会议内容与大家分享。
开幕式由原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王国平书记主持。王国平书记首先宣读了中国工程院徐匡迪院士对本次年会发来的贺信。徐匡迪院士强调城市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年会的成功举办将进一步推动中国城市建设成为就业充分、生活舒适、交通快捷、环境优美、文化医疗教育事业发达、社会保障健全的“美丽城市”。
接着,年会在颁发首届“两宋论坛”优秀研究成果奖、第六届“西湖城市学金奖”,以及第六届“钱学森城市学金奖”之后,进入开幕式嘉宾主旨演讲部分。
第一位主旨演讲的嘉宾为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赵一德书记。赵一德书记总结了杭州举办G20峰会后取得的一系列成果,总体上是遵循峰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对杭州作为“历史文化重镇和商贸中心”、“创新活力之城”,以及“生态文明之都”的称赞和建设思路,坚持以创新为要、民生为计、生态为界、文化为魂、开放为美的国际化发展道路。同时,赵一德书记认为未来杭州发展需要处理好几大统筹关系:1)统筹规划、建设和管理三大环节,不断提升杭州综合城镇竞争力;2)统筹改革、科技和文化三大动力,增强杭州创新发展引领能力;3)统筹生产、生活和生态三大布局,增强杭州可持续发展能力;4)统筹政府、社会和市民三大主体,实现城市治理体系和管理能力现代化。
主旨演讲第二位嘉宾是曾任中共中央委员、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和浙江大学校长的路甬祥首长。路甬祥首长就创新驱动下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路径,谈了几点认识。1)人民创新是城市发展的主动力。2)网络智能化以及绿色低碳发展等成为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和城市发展的新方式,这尤其需要科技、人文、经济管理学科的交叉融合、共创共享。3)理念建设提升城市发展品味,改革为城市发展提供动能。路甬祥首长强调要注重城市之间的合作交流,有效地汲取国际城市先进评价标准,提升城市规划和管理水平。
开幕式主旨演讲后,会议进入“高层论坛”环节。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德毅少将以“人工智能对城市发展的功能和挑战”为主题做了演讲。李德毅少将以人工智能将极大地降低人工驾驶引发交通事故发生概率为例,说明了人工智能今后将对人类生活方式产生的巨大影响。进一步地,李德毅少将认为城市正在转向基于数据、信息、知识、价值和智能的发展路径,智慧将成为城市最重要的经济来源。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大卫同志作了以“全球供应链背景下城市的发展问题”为主题的演讲。张大卫主任就创新、新工业革命和数字革命机遇下,城市的发展方向进行了思考。首先,张大卫主任认为随着全球化的继续推进,一个城市必须通过交通、互联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做到生产、服务和消费的衔接,实现一切有价值的资源的流动,成为全球供应链的节点城市。其次,张大卫主任认为智库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克服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同质竞争、定位不准等问题,实现错位发展、相互涵养、多级圈层式的发展,并积极推进智库成果的传播和共享平台建设,形成智库生态体系。
中共杭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张鸿铭同志从4个方面报告了杭州市建设发展过程中的体会和思考。第一,张鸿铭市长认为杭州市发展实践是在认识规律、实践规律基础上,对发展难题的不断突破,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得到中央和世界各地的充分肯定。未来杭州市的发展需要注重空间优化、新老城共建,并注重“多规合一”,保证城市发展沿着正确的方向进行。第二,注重杭州市特色风貌保护和生活品质的提升。应注重交通治理、大气污染治理、固体垃圾治理,并在这一过程中做到行业和区域的协调发展,同时注重发挥社会、企业和公民的集体力量。第三,以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创新、制度创新为抓手,打好创新牌,同时注重保护杭州历史文化风貌,打造特色杭州。第四,未来杭州的发展要发挥比较优势,争取成为“互联网+”创业创新中心城市、国际会议城市、国际旅游休闲城市,以及东方文化国际交流重要城市。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中国工程院原常务副院长潘云鹤同志以“城市与经济转型”为主题作了发言。潘云鹤主任认为城市成为经济发展的主体,凝聚了人才、资本等要素,创造了中国80%以上的GDP。在经济总量扩大过程中,如何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是急需解决的问题。潘云鹤主任认为城市未来发展的方向是向“智能化”发展方式转变,并提出5种“智能化”发展模式:1)控制智能化;2)产品智能化;3)以电商为例的产品制造与市场销售的小循环;4)城市经济网状大循环;5)中国城市与经济的协同进化。
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部长、国际欧亚科学院(北京)秘书长汪光焘同志以“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新型城镇化”为主题进行了演讲。汪光焘部长认为中国新型城镇化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言中之意,指导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实践。另外,新型城镇化发展以城市群为主要形态,实质是促进中小城市体系协调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产业结构和供给侧产能调整,伴随着劳动力流动和重新分布,因此必须具有区域统筹协调发展的思路。进一步地,汪国焘部长认为当前城乡规划的工作要点主要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指导,研究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的方案,推动整体优化,并注重特色小镇保护。
原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同志就当前城镇健康发展的结构性问题,讲了3点意见。1)城市建设必须以人为本,尊重人民群众的至高利益;2)城市建设以文化为魂,文化支撑城市重构和发展;3)城市建设以特色为要,城市特色事关城市的影响力和发展个性。
“中国城市学年会·2016”的开幕式在与会者对各位领导和专家演讲的细细回味中圆满落幕,各位与会专家感谢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在王国平理事长的领导下,对研究成果的共享,并期待下一届中国城市学年会时再次相聚。
(供稿:刘玉博;供图:李丽霞)
2016年11月6日下午13:30-17:30,“城市流动人口问题”主题论坛在天元大厦四楼玲珑厅举办,论坛围绕“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路径和模式”展开了讨论。
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祖辉教授主持了论坛。本次论坛由两个单元构成:
第一单元:“钱奖”获奖代表及专家主旨发言
张晓山教授:与推动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相关的几个问题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农村研究所原所长张晓山教授做了题为“与推动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相关的几个问题”的主旨报告。
张教授首先介绍了他的研究的背景:中国目前有大量经常住在城镇的农业转移人口还不是城镇户口,处于“半市民化”状态,也说明许多地方落户门槛依然较高,一些城镇吸引人口集聚的能力还不足。
第二,怎么做?——要实现预定目标,必须实施城乡联动的综合配套改革措施。到目前为止,全国31个省份均已出台各自的户改方案,且全部取消农业户口,这标志着我国存在半个多世纪的市民与农民的二元户籍制度退出历史舞台,从制度上为消除两种城镇化率的差别提供了依据。但是户籍制度改革仅仅是消除了农民和市民身份上的差异,但不可能马上消除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地域上的差别。
第三,户籍制度改革与外来非户籍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落户。户籍登记只是一张纸,改变市民和农民户籍的称谓是统计科目的变化。身份差别消除后,重要的是户籍体现的地区差别,它蕴含的住房、教育、社保等方面的差别待遇。
第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将促进非户籍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落户。有定居意愿和具备条件的一部分农民工在城镇有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和住房,并被城镇社会保障体系所覆盖:从而极大地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提高农民工的消费水平,改善其生活环境;通过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尤其是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是这部分农村人口作为用益物权人对承包地和宅基地依法享有的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在资源基础上实现有偿让渡,从而一方面可以促进适度规模经营,另一方面加入这部分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进程。
第五,落实外出农村流动人口在农村集体的财产权利所遇到的障碍:这部分张教授主要谈论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状况和组织类型的认定、成员资格界定问题、弄明的三权在什么范围内让渡的问题。
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丁金宏教授做了题为“论大城市人口增长的动力与规模调控”的主旨报告。报告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第一,从人口普查数据看跨省人口流动趋势。从人口普查数据来看,2000年和2010年,北京、上海天津和广州属于人口快增的城市,但是有六个省出现了人口的减少,分别是甘肃、安徽、贵州、四川、湖北和重庆。从2015年的人口小普查数据(2010-2015)来看,目前还有8个省区没有公布抽样调查的数据,已经公布的各个省的人口都是增加的,曾经人口在减少的省的人口都有所增加,天津的增幅最高为19.6%,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中国国内人口跨省的迁移日渐缓和。
第二,城市人口成长的内力和外力。外力的“生命周期”与S型增长过程表明,人口增长的过程也服从S型的曲线,上海的人口增长基本上呈现单调增长的过程。
第三,城市人口增长的国际比较。从国家经验来看,大城市的人口增长的周期大概在40-50年左右,可见,上海的人口增长还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四,现阶段大都市人口调控是否必要且可能。劳动力“需求侧”依赖依然存在, 2010年上海人口迁移的原因中务工经商占到了78.3%。大城市面临的“大”的危机:城市规模超大的潜在危机,规模之于城市安全,犹如肥胖之于身体健康、体积之于核弹爆炸,城市的爆炸危机体现在几个方面:交通、犯罪问题频发、效率悖论与质量悖论(过高的人口密度会影响交流的效率,从而降低了城市内部的交流效率,过高的人口密度也会影响市民的生活质量)。
第五,大城市人口调控的价值目标。丁教授提出了两个问题:大城市规划张的人口目标背后的目标是什么?大城市比中小城市“生活更美好”?丁教授认为,大的小的都可能是美好的,但“大美”比“小美”面临更多的风险。
最后,丁教授呼吁:在城市化后期阶段,在网络使集聚成为非必须的时代,我们呼吁重新欣赏“小即美”!
张力教授:流动人口权益保障:基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流动性的分析
“钱奖”获奖代表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张力教授做了题为“流动人口权益保障:基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流动性的分析”的主旨报告。
张教授的研究目标是通过基本养老保险的流动性认识流动人口权益保障的特点,从制度层面认识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挑战和人口流动的新障碍。
现实背景:通过梳理城市中不同类别人口的不同权益发现: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的准入是基于“成本支付”而非基于“权利拥有”,由公共财政负担的基本公共服务只对本地户籍人口开放,而不对非户籍人口开放。权益上的“差别”知识流动人偶权益缺失的一个方面,权益的“不流动性”也是权益缺失的另一个症结。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为例,观察现行政策赋予的流动人口的可流动程度。
研究思路:如果区域统筹的级别越高,权益转移的障碍越少,转保引起发的权益变化与地区养老资金的支付能力匹配,“职工基保”的流动性越强;区域统筹级别:通过财务角度和管理角度的六个指标(缴费比例、缴费基数、待遇计发标准、养老基金调控模式、基金预算模式、业务管理体制)的统筹水平评价;转保障碍:通过基本养老关系的转入、转出条件分析;转保导致的权益变化与地区养老基金支付能力匹配。
流动人口基本养老保险的流动性特点:流动性存在制度障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与支付具有明显的统筹层次过低的地域分割特征(只有3个省份达到省级统筹);转保“严进宽出”:转出地获利:养老统筹基金在转出地和转入地之间实行“四六分成”导致转出地当前和累计获利率稳定在31%-34%;转入地社会统筹基金损失: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时,转入地承担的损失较小,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转移时,转入地承担的损失较大;个人养老待遇减少。
政策启示:养老保险流动性低的表现形式和成因:个人权益受损;区域统筹级别低;异地转移接续障碍存在;与人口流动现实相悖:现行制度不鼓励参保二次流动;自由流动是权益保障、社会融合的重要前提;权益保障的公平理念有待加强;户籍制度对人口流动的制约减弱,权益流动性的影响增强;让权益根据人口流动而流动,将在更深刻的层析上体现出包容性发展的应有之义:以权力的形式保障每个人都能在为发展做贡献的同时分享发展的成果;
后续研究:基本医疗保险的流动性。
第二单元:专家围绕主题展开讨论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刘传江教授谈论了“农民工的回流问题”,刘教授指出目前有10-20篇文章认为农民工的回流是逆城市化现象,按照这样的逻辑,我国有两次“所谓的逆城市化”现象:第一次是知青上山下乡(但是实际上并不是逆城市化),第二次是2008年之后农民工的回流。刘教授认为这种逆城市化是望文生义,因为中国的农民工在城市没有完成市民化的过程。
主持人黄旭辉教授指出,逆城市化的提法是不科学的,中国现在的农民工根本就没有实现市民化,所以谈不上逆城市化。逆城市化是城市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中国还没到这个阶段。
福建师范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朱宇教授谈论了中国“人口迁移的问题”,朱教授指出乡城迁移的减缓不等于中国总体人口迁移的减缓,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人口迁移的强度还不是很高,虽然乡城迁移减少了,但是中国城市和城市之间的人口迁移强度在上升,中国以后的人口普查也应该包括城市内部的人口迁移。人口多次迁移在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险、福利方面的分配有很重要的意义,但是这方面的关注度并不高。
张老师回应:东部尤其是城郊的农民不愿意转,而真正愿意转的中西部的农民绝大部分地在农村,所以他们更愿意将土地变现已获得城市的保障。将内部的交易转换成外部的交易会促进落后地区农民土地的置换。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郭沛教授谈论了“农业户籍人口融入城市的问题”,对于1亿非户籍的落户,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都要跟上,现在有目标了,但是机制的细化还没有跟上,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问题需要这些细化的政策;对于农民工的消费问题,郭教授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如果以放弃土地为前提没有农民愿意将户口迁到城市去;农民工城市融合的3个阶段,经济上的融合(孩子的教育、交得起房租)、文化和生活方式上的融合等。
浙江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院长陈前虎教授谈论了“大中小城市的问题”,第一是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的人口控制问题,从长远来看是不需要的。因为从劳动力的供求角度来看,大城市的劳动力是稀缺的,如果控制人口流入必然会影响经济的长期发展;从劳动力的供给来看,农民工是需要迁移的,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来看,农民工的数量在不断的增加,农民工的迁移是家庭决策,是理性行为,迁移对他们带来的收益远远大于对他们的负面冲击。第二是到底应该发展大城市还是小城市问题,从我国整个城市化的角度来看,我们是需要大城市的,因为我国人多地少,大城市容纳了大量的人口,土地的利用效率、创新能力都远远高于小城市。
杭州师范大学政治与社会学院卢福营教授谈论了“不同类别的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问题”,大家谈论流动人口的时候更多指的是农民工,然而流动人口涉及外来人口和农村人口转城镇人口,卢教授将流动人口分为三类:一是从外地涌入的,二是进城农民工,三是城郊的、小城镇的以及农转非的人口,不同类型的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路径机制是不同的;对于流动人口的融入城市的问题,首先应该明确什么是融入,单纯的解决户口问题是否能解决融入问题,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浙江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周丽苹副教授解释了丁金宏教授提出的6省市常住人口的增长由负转正的问题,周教授认为这是有可能的,因为随着人口存量的下降,人口的转移速度也会随之下降,而且在将来一带一路对于中西部尤其是西部的人口流出方向会产生更大的影响,中西部地区的人口集聚的能力会逐步的增强;对于刘老师提到的人口回流的问题,他认为人口回流和城市化是不矛盾的,人口是回流到中西部的城镇里面去了,中国城市化的特点有聚有散,人口迁移有选择性,当融入不了大城市时,回流到所在地的中等城市或者小城镇是一种更加健康的城市化的过程。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院长童玉芬教授谈论了“我国农民工的融入问题和流动人口的问题”,她指出我国2.7亿的流动人口会不会逐渐减弱,是回流到农村还是回流到中西部地区,这个问题需要放在全国城市化的背景下来看,从城市化的发展水平来看,50%是城市化的拐点,过了50%会呈现加速指数增长的趋势,之后会减速并居于平稳,可见,我国的流动人口从乡村转移到城市还是有很大的空间的。
(供稿:李丽霞;供图:李丽霞)
论坛由由国家“畅通工程”专家组组长、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东南大学交通学院教授、长江学者王炜教授主持。
上半场:主题发言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杨保军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报告的题目是交通与城市——我国TOD发展的实践与挑战。杨教授首先介绍了TOD的发展历史,TOD源于美国,目的是遏制小汽车主导的城市蔓延。因而,轨道系统重新引起人们的兴趣,TOD越来越受到重视。杨教授认为TOD不仅是交通技术,也是城市布局模式,更是新的城市基本构成结构。TOD在中国的发展面临着宏观、微观和制度三个层面的挑战,关键在于中央和地方部门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的利益协调。
杭州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交通研究所所长王峰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报告的题目是杭州“公交都市”实施策略研究。杭州市是国家创建“公交都市”示范工程的示范城市,但是,杭州市城市空间拓展与交通发展协同不足、大容量公交相对滞后、大公交系统内部需进一步整合、地面公交运营问题、小汽车过度使用和慢行环境日趋恶化,与交通部“公交都市”考核目标差距相差甚远。杨教授认为杭州市未来的发展目标是提升公交吸引力、调高公交分担率,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杭州市建设“公交都市”的四大策略是:提升公交导向的城市发展;完善多层次公交体系;加强轨道交通换乘接驳;提高公交运行效率和服务水平。
杭州市委办公厅、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毛燕武副处长报告的题目是大TOD模式导向的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研究。城市群是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必然趋势,区域高速交通骨干网络逐步形成。立足长三角城市群的发展实践,引入植物叶脉理论的基本原理,将城市群公共交通“叶脉”与城市群“叶片”的关键要素及其典型关系进行分析,从大TOD模式引导城市群生长、城市群发展需求特定的公共交通匹配两个方面,构建基于大TOD模式的城市群成长模型,开拓城市群研究新方向。
下半场:专家发言
国家“畅通工程”专家组组长、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东南大学交通学院教授、长江学者王炜教授王炜认为中国城市交通拥堵的成因是交通需求与交通供给之间的严重失衡。基本策略是建设以公交主导型的交通系统引导城市的发展。这需要实现三个转变:从土木工程到交通工程的转变;从越大越好到系统匹配的转变;从条块分割到系统协同的转变。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孔令斌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认为TOD是城市建设的关键。美国TOD的发展是与城市中心复兴对应的。我国城市的发展应该是公共交通系统,小汽车肯定不行。前期,城市摊大饼式的发展,使得城市发展面临严峻的困难。针对我国而言,需要引导城市TOD发展,如何引导是关键。密度不是我们面临的问题,土地混合利用和设计是我们城市发展的难题和关键。制度设计方面,也是我国城市TOD发展的瓶颈。同时,部门间、各级政府之间的协调很重要。这需要制度方面的设计,没有一个好的制度设计,我国城市发展将面临更大的困难。
浙江工业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吴伟强教授认为中国的交通问题不是技术问题,是管理问题,管理问题的核心问题是制度问题,制度问题的核心是利益问题。TOD不是技术问题。国内学者有没有把国外TOD的发展经验研究透彻。吴教授认为中国不存在真正的TOD,中国要做好TOD,需要改变开发理念、协调各个部门利益,处理好单位面积产出与TOD的关系,交通规划要先于城市规划,交通建设要先于城市建设,才能在中国做好TOD。
杭州市综合交通规划研究生所长谭永朝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认为中国不存在真正的TOD,只是概念的炒作。中国城市发展还是摊大饼,TOD的建设应站在发展的阶段性看问题,处理好轨道网和快速道路网之间的关系,TOD与其他系统协调关系。区域之间的交通就是交通,城市内部的交通才是公共交通,才具有TOD的内涵。
浙江大学交通工程研究所王福建教授认为重要建设TOD首先要搞清楚TOD的概念和内涵。针对中国而言,要秉持开放和合作的理念,协调发展是TOD发展的核心问题。
浙江大学交通工程研究所王亦兵教授认为TOD是一个理念,关键在于操作和运行。我们现在离TOD的理念还很远,TOD提倡的是慢行。完善的公交系统,才是公交先行的前提。
FM93早高峰制作人孙婧从实际现象出发,介绍了杭州市的交通拥堵情况,认为目前中国的规划只是体现了领导的意图,且政策经常变动。
浙江大学交通工程研究所陈喜群研究员认为目前中国缺少完整的城市交通评价体系,而且评价指标比较单一,因而,他建议采用新的综合指标的基础上构建一套完整的评价体系可以有效促进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
杭州市地铁董事长邵剑明认为中国城市的发展应以TOD模式为指导,关键在于如何提升城市公共交通队城市居民的吸引力。轨道交通运输量大等特征,因而,地铁建设应坚持TOD模式。公交线路和轨道交通线路统筹协调。土地的利用、利益协调等问题是TOD面临的主要问题。
与会的其他嘉宾马东方、候树展、郑齐明、陈帆、雷舒雅、钱秋英等专家认为TOD在中国的发展应结合地方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多模式、多层次的相结合的交通方式,才是未来解决城市交通问题的关键,提高公共交通的服务质量。不同形式的公共交通之间的接驳是城市居民优先考虑公共交通的关键。同时,居民小区的建设应以TOD理念为指引。
浙江大学交通工程研究所王殿海教授对“城市交通问题”的主题报告和专家发言做了总结。王教授认为中国城市面临的问题是前期发展理念的问题所导致的,未来中国城市的发展合理开发土地才是关键所在。在中国TOD的建设中,我们要深刻认识到不同的发展阶段,要对中国TOD建设保有信心。同时,王教授还认为城市群之间的大TOD研究是未来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有助于我国城市群的发展,关键是对城市群大TOD有一个完整的概念和内涵的认识和界定。
(供稿:杨朝远;供图:杨朝远)
2016年11月6日星期日下午一点半,“城市教育问题”主题论坛在天元大厦五楼弈缘厅举行。
第一阶段:主旨报告1
第一阶段由浙江师范大学田家炳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眭依凡教授主持。
教育部教育发展中心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周满生研究员作了题为基础教育国际化视野下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主旨报告。首先,他认为我国基础教育国际化越来越重要,并从中美教育比较差异的角度分析了PISA测试的案例。其次,针对推动基础教育国际化,他提出我们可以开展区域国际化探索,实现以质量为核心的优质均衡发展;要抓好基础教育建设和以课程改革为突破口;把提高教师的国际化素养放在核心地位等意见。最后,他认为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一定要重视发展通识教育,并总结了国内外培养经验的8个核心要素。眭依凡教授点评指出,教育国际化不是教育全部要素的国际化而是部分要素的国际化,我们在教育国际化的进程中不能全盘西化,而是还要保留有民族特色的东西。
接下来,杭州师范大学原校长林正范教授作了主题发言,他从自身实践出发,阐述了对教育国际化的看法。他认为业界对教育国际化的内容普遍存在着误解,教育国际化并不仅仅单指国际学校或者高中国际部。林教授指出教育国际化提出的背景条件是国家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提出的人才要求,我们需要通晓世界经济文化的人才,需要能有效的强有力的和世界各国打交道,能有效在世界上传递中国声音的人才。培养这些人才的关键在语言。针对眭教授的发言,他认为我们可以引进国际先进理念,结合中国实际加以创生发展,形成自己优秀的东西。
北京师范大学教师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斌贤教授针对中美教育比较作了主题发言。他指出人们对美国教育的误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认为美国教育很混乱,二是认为美国教育历史短因此教育制度很容易理解,三是认为美国教育的核心价值是实用主义,四是认为基础教育美国不如中国,高等教育中国不如美国。针对第一点,他分析认为美国教育虽然没有统一的学制、教育制度,各州之间各行其是,但这种分权的模式仍旧值得借鉴。这种相对灵活性的教育模式有利于不同地区形成适合自身特点的教育制度,推行不同的教育政策;有助于调动不同人群的积极性;能满足不同人群需要和同一人群不同时期的需要;有利于降低和减少教育政策所带来的危害。针对最后一点,他对美国基础教育不如中国的看法提出了三点疑问,即一国之内没有好的基础教育怎么会有好的高等教育?没有优质的基础教育怎么会有高的人民素质?没有好的基础教育怎么会有丰富的人力人才资源?
第一阶段的最后,与会嘉宾进行了提问交流,大家踊跃发言,气氛热烈。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史秋衡教授提出了三点看法,首先,我们必须要考虑我国教育的国际化、现代化处于什么位置,要和谁比较。其次,国际化对接时,不同区域有不同的要求,要考虑教育国际化在不同地区的结构分布。最后,他指出我国中学与大学的衔接非常差。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教授将高等教育国际化界定为高等教育扩大对外开放,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增加留学生的派遣与接收,开展合作研究与联合办学的趋势。同时指出基础教育国际化中,一般学校需要注重国际化,国际学校需要注意本土化。最后,他提出留学低龄化、精英人才外流、中国是个崇洋大国的问题。周满生研究员回答,留学低龄化是历史趋势,由各种原因构成,同时也是家长、学生对现实的趋向问题。国家应注重导向问题,不能把国际化优质学校办为出国留学班。眭教授认为崇洋是源于之前闭关锁国的教训,是为了学习外国先进经验。针对精英外流问题,他认为国际人才学成回国后能带动国家发展。
上海市教科院高教研究所原所长谢仁业研究员认为学生的价值观趋向多元化,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普遍对所学习的内容不满,他们认为老师应鼓励创新和教会做人。
北京师范大学教师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斌贤教授指出政府也应反思自身问题,教育不只是国家的事业同时也是家庭的事业,如果教育不考虑个人发展,指定的教育政策会损害家庭利益,那么任何政策将不会具有执行力。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系主任吴雪萍教授从四个方面阐述了观点。首先,教育国际化的背景是我国参与国际治理,需要国际化人才。其次,教育国际化的目的是通过国际化手段来做强中国教育,提升中国教育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以开放倒逼改革。再次,教育国际化的内涵关键是跨文化的观点,国际化不是单项输入而是双向的,各国应相互交流相互借鉴。最后,教育国际化的路径是多样化的,我们应建立全纳,公平,优质的教育体系。
第二阶段:主旨报告2
该阶段在杭州师范大学原校长林正范教授主持下展开。
首先,上海市教科院高教研究所原所长谢仁业研究员作了题为高等教育国际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创新发展的主旨报告。内容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不忘初心:国际化是高等教育与生俱来的基因和功能;第二部分为建立自信:探索中国特色高等教育自主创新发展道路是教育国际化的根本目的;第三部分为改革创新:教育国际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转型,谢教授在这一部分提出了教育思想理念从单纯学习借鉴向自主创新模式转型、教育发展模式由原来被动跟踪型向主动超越型转变等七条意见,并举了丰富的实例加以说明。
接下来,与会专家进行了热烈讨论。杭州市委教育工委金波副书记从实践层面提出教育国际化要跟上城市国际化的步伐。他指出杭州市最近所做的教育国际化工作有:加强顶层设计;加快国际学校的建设步伐,外籍人员子女随班就读;友好学校结对;海外教师研训;大力引致海外人才,国外优质资源引进等。
杭州市教育科学研究所余晓东所长认为教育国际化的挑战关键在国际化如何从形式走向实质,这需要整体思考、综合思考。政府的主要工作是推动和保障,首先,可以进行教育国际化区域打造;同时,可以建立试验区,提供宽松政策;还可以众筹国际优质教育资源;关键是要抓好切入点,以G20为例,可以办论坛办会展,促进项目落地杭州。
杭州师范大学发展与改革处季诚钧处长提出了基础教育国际化的三个县域指标:师生互访人数,境外调研学习比例和友好结对学校比例。
香港教育大学国际教育与终身学习学系胡少伟助理教授认为我们要有超前的观点,培养学生国际化视野和IT素养。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杨明教授针对余所长提出的切入点问题指出民办学校可以在国外办分校,先灵活起来。
杭州下沙中学江志明校长提出了三个问题:教育国际化在义务教育阶段要达成什么样的目的?基层学校在教育国际化方面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存在什么样的政策瓶颈和政策保障?
最后,林正范教授总结了大家的发言,分论坛圆满落下帷幕。
(供稿:王旻隽;供图:王旻隽)
论坛由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院长刘维屏教授主持,主要有3位专家进行了相关报告:
第一位报告人是河海大学副校长王超院士,就城市河流水环境综合治理问题发表了主题报告。整个报告分六部分进行。首先分析了国内外城市河流综合治理的特点。以美国密西西比河、法国塞纳河、河南代尔夫特市河等河流治理的实例,阐述了发达国家“尊重自然、以人为本;统筹考虑,综合规划;注重水质,强化管理;返土归真,维护方便;人水相亲,舒适优美”的河流治理理念。在此基础上,举我国南京市外秦淮河、成都府南河等河流治理案例阐明了我国“防洪安全、排涝快速、供水高效”的河流治理理念,提出了河流水利工程和河流生态工程协调、统筹的发展方向。其次王院士对河流水环境综合治理理念、目标及技术内容进行了讲解,提出了“水安全、水环境、水景观、水文化、水经济”五位一体的综合治理理念及“以人为本、人水相亲、尊重自然、和谐相处、保障安全、环境优美、舒适宜人、经济发展”的发展目标。报告中提到的适宜水面面积率保障技术、河流生态护岸构建技术、河流新构件材料护岸技术等城市河流治理的关键技术给大家带来很多新思考。接着王院士用其亲身参与的——古黄河水利系列工程:水安全保障工程、水质改善治理工程、水景观水文化水经济功能区划等为大家详细讲解河流治理中的难点重点。工程按照海绵城市建设的总体要求,运用“雨水积蓄渗透净排规划技术”、透水性路面广场建设技术”、道路与绿地生态连接技术”等除涝保障工程的关键技术,控制污染源强化净化水,使城市居民能亲水、戏水,在提高人民群众生活品质的同时也改善了资源配置效率提高了经济利益,通过系列工程真正达到人水和谐、环境优美、社会祥和、经济发展的总体效果。演讲经结束后与杭州市环保局副局长徐青山、浙江工业大学环境工程学院教授潘理黎就技术适用范围的限制等问题进行了交流。王院士讲解图文并茂深入浅出,给大家展示了很多前沿的观念与技术,给城市治理水环境治理者带来了很多启发。
第二位报告人上海市水务规划设计研究院赵敏华副总工程师,发表了以“海绵城市生态经济”为主题的报告。他首先提到所谓“海绵”是形容城市与水的关系:城市就像一块大海绵,布满气孔,下大雨的时候就吸水,天旱的时候就把吸收的水再“吐”出来;将城市河流、湖泊、地下水系统的污染防治与生态修复结合起来。报告分为:绿水青山金山银山,温岭东部海绵样板、行政命令市场选择、海绵城市生态经济四个部分进行。首先通过回顾以往洪涝等自然灾害对人民群众造成的巨大损失说明了治水的重要性,提出了“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水治理理念。然后以温州东部新区为新型海绵城市的典型代表,选用大量实时图片、新闻报道、当地领导的发言等翔实的材料,介绍了温州东部新区生态排水系统等先进的水治理措施;同时与德国水价管理模式对比提出了未来水治理发展的方向与趋势。着重强调了城市缺水是因为水泥地太多,要解决该问题必须要顺应自然,优先考虑把有限的雨水留下来,优先考虑利用自然力量排水,建设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海绵城市”。最后借用道德经中“吾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提出了让水循环、万物生长、绿色海绵、科学发展的“吾水共治”的理念。整个报告图文翔实,引经据典。
第三位报告人杭州市环保局徐青山副局长,就杭州市五水共治实践问题做了汇报。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基本情况、所做工作、存在问题。首先简明扼要的介绍了杭州水治理的情况,接着从工程性措施和制度性措施两方面介绍了所作的工作。杭州市五水共治强调了民众的参与,建立民间巡河队等。这种高效、经济、环保的做法得到了人民日报、BBC等媒体的一致好评。最后徐局长提出10个目前杭州水治理存在的问题,请在座的专家为杭州问症把脉,大家热烈讨论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徐局长结合自身工作实践从管理学的角度来阐述了治水的问题,发人深醒。
(供稿:郑璐;供图:郑璐)
2016年11月6日星期日下午一点半,“城市土地(住房)问题”主题论坛在天元大厦五楼弈乐厅举行。由浙江大学土地与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吴次芳教授主持。
第一单元:“钱奖”获奖代表与专家代表主旨发言
浙江大学土地与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浙江大学土地与国家发展研究院总经济师靳相木做了题为“住宅建设用地续期问题及其解决”的报告。靳相木教授在报告中提出,在《物权法》出台前,用地续期制度是单轨制续期,本质是何意续期;在《物权法》出台后,用地续期制度是双轨制续期,申请续期制度与自动续期制度并存。考虑民意的诉求,住宅建设用地续期从法律问题转变为政治问题,而“自动”的理解方式也在近期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和热点。靳相木教授认为,要解决当前住宅建设用地续期制度存在的问题,必须破除现行国有土地出让制度,重新构建人民与土地间的联系。在实施路径上,可以从以时间换空间——暴露问题系统解决、政治解决方式——顺应民意引导民意、经济学的逻辑路径——强化土地市场,以及法学的逻辑路径——用益物权取得方式的新法理四方面出发。靳相木教授还提出,初步续期方案应是长期实践得来的“发现”而非“创制”,遵循法定条件、法定程序、法定期间、法定内容和法定义务解决现存问题。
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浙江工商大学土地研究所所长、中国土地学会青年工作为元或副主任徐建春教授做了题为“城市雾霾管控:基于土地利用空间冲突与城市风道的研究” 的报告。徐建春教授应用城市土地利用空间结构理论和风道理论,系统分析杭州市气候背景、地形、主导风向、土地利用现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及城乡总体规划,认为杭州市存在不利于城市风道功能发挥的因素,抑制了城市空气污染的疏解。徐建春教授从土地利用空间冲突分析入手,结合杭州市整体和局部的空间结构,认为城市风道优化与重构的路径可总结为以下四个方面:重视城市风道的重要性、充分利用天然主风道、整合原有生态廊道和新旧绿地、并合理安排配置城市内部结构。并提出今后需要进一步加强通过实地观测数据和空气动力学试验对城市通风道进行定量和定位的深入研究,包括通过构建相关模型开展城市风道的优化与重构对城市雾霾治理效果的模拟与预测研究等。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严金明教授做了题为“新形势下国土空间规划转型发展探讨” 的报告。严金明教授从规划的背景形势、规划的基本认知、规划的转型发展和国土的综合整治四方面进行报告。严金明教授在报告中对经济新常态、人口新变化、生态文明新要求、新型城镇化和国土管理新要求进行解读,充分阐述规划的理解、本质和功能,介绍我国空间规划的转型和重构。在参考日本等国际案例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土地整治转型发展的十大战略导向。
与会专家讨论
分论坛第二单元为与会专家讨论,由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严金明教授主持。在专家讨论环节,相关领域专家、城市土地问题“两奖”获奖代表和市民代表参与程度活跃,先后对主旨报告的内容、杭州城市土地规划困境、以及未来可能遇到的挑战等问题上进行热烈的讨论,对某些关键问题给出实质性的建议。
(供稿:廖翊杰;供图:廖翊杰)
“城市医疗卫生问题”主题论坛由浙江大学医学院常务副院长陈智教授主持,他重申会议主题为公立医院改革与“双下沉”。
第一位发言人是来自浙江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马伟杭副主任,他的主题是关于公立医院的周边改革和“双下沉”。对于第一部分,首先,马主任运用2014卫生总费用占GDP比例、个人现金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例以及全省卫生费用筹资总额等数据比较了浙江省与全国的卫生投入经济概况。接着,他依然用数据分析了医疗服务需求增长情况和资源短缺分布失衡问题,认为存在结构性短缺问题。他阐述了浙江省医改的顶层设计情况,分为“三步曲”与“协作曲”。通过对浙江省医改进程的调研,他判断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已初显成效并提出了要进一步深化改革的要求:一、要彻底打破医疗机构“以药补医”机制:二、强化规划刚性,严格控制城市公立医院规模扩张;三、推进公立医院法人治理结构改革实行目标责任制管理;四、着力破解公立医院逐利机制,研究试点薪酬改革等等。
第二位发言人是葛延风部长,他的报告主题是“公立医院的改革方向”。首先,葛部长开门见山抛出公立医院改革存在的若干问题并提出自己的思考。他认为七年来中国医改及公立医院改革进展和成效很大、公立医院改革(试点)也稳步推进、改革主要由地方主导,重点差异很大等等。但是,当前公立医院的运行方式不是很合理,这样的运行方式就产生了诸多问题,比如说,公立医院过大、服务系统与公众之间的利益目标严重冲突以及通过药品、检查等经营“利润”维系运转等等。针对这些问题,葛部长认为一个好的公立医院应该具备以下基本特征:第一、目标明确。服务于公众健康,追求公益而非逐利;第二、布局合理。区域、层级布局乃至科室和床位配备合理;第三、服务内容定位清晰,与公共卫生机构、初级服务系统分工明确,有效协作;第四、服务半径和服务群体大致稳定;第五、有稳定的筹资来源以确保正常运行等等。
第三位发言人是来自中国研究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朱恒鹏副所长,他的报告主题是“公立医院改革的成效及趋势”。朱所长先从公立三甲医院行政垄断视角剖析中国特色“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他认为仅仅用人体健康水平来衡量医疗卫生的进步程度不太准确,因为医疗卫生对人体健康的贡献率仅有8%,应该采用人民惬意度指标。接下来,朱所长运用青岛厦门等地区的数据并对比发达经济体系医疗服务的分工协作体系分析医疗系统中所存在的问题。
第四位发言人是来自浙江中医药大学的郭清副校长,他的报告主题是“健康中国战略与实施路径”。郭校长从自身的经历出发,谈论我国存在的医疗改革问题。首先,他引用了自己导师的一句话“控制传染病不是靠技术而是靠政治”,强调了医疗改革中制度的重要性。然后,郭所长谈到自己在哈弗大学参与研究时的体会,认为中国对初级医疗保健不够重视,应该把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并且要以预防为主。
第五位发言人项海青专家,他的报告主题是“城市医疗卫生设施的空间布局”。内容主要围绕两个方面进行一是从新医院建设实践看医院空间布局和功能调整;二是G20杭州峰会视角下的医疗保障设施空间布局。
第六位发言人是林枫主任,他的主题是“以人为本 、资源整合构建连续健康服务体系“,主要从镇江实证方面谈讨医疗问题,并提出从10个方面健全医疗服务体系,分别是补齐短板,完善体系;提升能力,织牢网底;管办分离,法人治理;集团管理,纵向一体;签约服务,初级保健;三位一体,慢病管理;急慢分治,连续治疗;上下联动,医养融合;三医联动,激励约束;信息共享,智慧健康。
(供稿:李娇娇;供图:李娇娇)
年会期间,2016中浦.长三角论坛也顺利召开。本届论坛由中国浦东干部学院长三角研究院和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共同主办,主题为“‘一带一路’战略下的东西联动:协同与创新”。论坛由中国浦东干部学院长三角研究院余佶副院长主持。本届中浦.长三角论坛共有7位专家做主旨报告,分上下两个半场,上半场有3位专家发言。
上半场:领导致辞和主旨报告第一阶段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科研部刘靖北主任为论坛致辞,指出“一带一路”是立足国内经济转型升级的重大战略,体现了中国倡导的世界合作共赢发展的智慧,论坛以“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东西联动发展为主题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同时刘靖北主任还指出论坛不仅邀请了相关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而且浦东干部学院研讨班的学员代表也会做主旨报告,这种形式体现了理念和实践的互动,体现了学界与政界的互动交流的结合,是一种很好的尝试。
联合国人居署世界城市指导委员、国务院外专局资深美籍规划专家、原纽约市规划局饶及人局长以“智慧城市发展现状及趋势”为题作了精彩的演讲,从“智慧城市是什么”、“为什么需要智慧城市”、“中国智慧城市的现状”以及“智慧城市在中国的未来展望”四个方面进行了阐述。饶及人局长指出智慧城市是在以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由感知层、网络层、平台层和应用层构成,具体体现在智慧交通、智慧食品、智慧电力、智慧医疗、智慧教育、智慧政府等各个领域,会产生显著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民生价值。在中国,智慧城市的建设受到了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与积极推动,截止目前智慧城市试点已达277个。运用SWOT分析方法,饶及人局长最后对未来智慧城市在中国发展的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进行了展望。
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新型城镇化智库主任、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兼职教授诸大建教授做了题为“上海2040:中国城市发展新模式”的报告。“一带一路”的建设,我们需要把真正具有中国模式同时跟国际接轨的东西带出去,特别是城市发展中的先进理念。诸大建教授以上海为例,探讨了中国城市发展的新模式,阐述了上海2040年总体规划的四大转变。首先是从经济趋向向可持续性转变,可持续发展包含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维度的发展,过去上海的发展是经济有较大增长,社会有较小增长,而环境则是负增长,但在2040年规划中上海的目标是建设成为卓越的全球城市,成为创新之城、人文之城和生态之城,体现了经济、社会、环境的有机统一;第二个转变是从空间蔓延到存量提升,上海目前的建设用地面积已经存在透支,因此上海未来的发展要坚持底线约束、内涵发展、弹性适应的基本导向,在建设用地面积不增长甚至负增长的基础上合理盘活存量;第三个转变是从功能分离到功能混合,目前上海的发展模式存在工作、居住和休闲功能分隔的情况,带来了诸多不便和效率损失,未来上海发展要真正实现三者的融合,使走路出行成为常态;第四个转变是从政府规制到合作治理,充分发挥各个主体的积极性和参与性。
浙江省商务研究院张汉东院长的报告以“推动境外投资提升国际竞争力”为题,阐述了“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境外投资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张汉东院长指出,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以及全球经济形势的好转,中国境外投资实力显著增强,同时,为缓解要素资源和环境约束的瓶颈、追求市场规模和效率,中国企业也具有境外投资的强烈意愿。目前国家政策对于境外投资十分重视,特别是在“一带一路”背景下,通过境外投资来推动区域开放和协调发展尤为重要。未来中国要加快走出去步伐,增强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培育一批世界水平的跨国公司,特别是要创新境外投资方式,重视深化境外能源资源互利合作、注重高新技术和境外研发、设立生产基地打破贸易壁垒、设立境外园区抱团走出去、参与基础设施投资、加强境外农业开发、从绿地投资到并购、本土化经营全球化运作、品牌塑造提升企业价值。
下半场:
主旨报告的下半场有4位专家进行发言。
浙江大学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一带一路”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董雪兵教授做了题为“‘一带一路’、产能合作与区域发展”的报告,指出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城市和企业的主体作用,特别是要以城市和港口作为重要的基本支撑。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每一个城市要找到它的优势,对于具有区位优势、文化优势、体制优势、市场优势、创新优势的城市,要根据其优势发挥其不同的作用。同时在此过程中要加强地区间的合作和协同发展,从而形成合力促进对外开放。新疆是整个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一个核心区,要通过与国内其他地区间的产业合作、就业合作和人才合作来共同推动新疆的开放和发展。
浙江昆仑商业投资集团郑荣华总裁的报告以“要素禀赋下的城市协同与发展:‘一带一路’的机会与思考”为题,指出“一带一路”的实质意义在于区域发展要素的唤醒,开辟新的市场,加快对外投资和产能输出,推进城市联动和资源统筹。在此过程中的区域发展必须要基于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统筹规划,海上丝绸之路主要以出口输出为契机,利用沿海城市及国家不同的生产要素进行推进,把生产、物流合理地分配到不同区域,降低成本消化产能;陆上丝绸之路要以资源整合为契机,形成东部技术与资本、中部生产与贸易,西部材料与物流相结合的发展战略。此外,郑荣华总裁还特别强调要谨防“城市病”影响下的潜在危机,具体包括同城贫富差距导致产业衰退、产业利差影响下的经济危机、“荷兰病”趋势下的精神沦丧以及城市规划乱象导致商业生态破坏。
上海财经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副院长张学良教授的主旨报告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与中国区域协调发展”为题,以宏大的时空观阐述了“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背景和重要意义。张学良教授指出,“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既是对丝绸之路、京杭运河、宋元海上丝绸之路等中国2000多年发展历史的回应,又是对100年前孙中山先生“建国方略”的回应,也是对30多年前邓小平“两个大局”的回应,最后还是对全球空间经济格局的“解构”与“重构”现象的回应。“一带一路”战略一定程度上重塑了中国的经济地理,对外开放两个“扇面”进一步明确,双“T”型区域发展空间结构进一步确定,“北中南”与“东中西”的网状空间格局初步形成。而对于“一带一路”战略未来如何推进,张学良教授指出要防止以“地的繁荣”为“人的繁荣”的唯一手段,防止以GPD的均等化来代替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要坚持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相结合、以开放促改革,坚持与促进区域发展的其他国家战略相结合,坚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坚持积极发挥城市群的作用。
主旨报告的最后一个报告人是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培训班学员、新疆吐鲁番市委常委、宣传部肖建武部长,报告的主题是“搭建旅游文化新平台,共创合作共赢新未来”。“一带一路”建设,交通是基础,资源是保障,而重要的切入点则是旅游,应该是旅游开道,文化先行。肖建武部长向大家介绍了吐鲁番市丰富的历史和自然景观以及丰厚的文化底蕴,特别是葡萄产业以及医疗、养生、健康产业与旅游文化产业的深度融合,同时也表达了与长三角地区进行合作的强烈意愿,以旅游文化为桥梁和纽带,向西构筑“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和改革开放的“桥头堡”,向东链接、集聚长三角地区的人才、资金、产业优势,共同谱写“一带一路”共商、共建、共享的新篇章。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研究中心毛新雅主任对论坛做了总结发言,并将自己针对“欧盟如何看一带一路”这一问题所得到的研究成果与大家进行了分享。基于欧盟顶尖智库文献回顾、问卷调查分析和实地访谈等研究方法,毛新雅主任总结了欧盟对于“一带一路”的七个主要观点,即为中欧经济合作创造了机遇、需要有清晰的地图和计划、对欧盟主要意味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市场应该为欧盟投资创造公平互惠的环境、一定程度破坏了欧盟统一声音、在欧盟项目的执行应符合欧盟及国际法律及规则、主要目的是中国(国有)企业海外转移过剩产能。对此,毛新雅主任一一进行了论述和解释,并指出应该辩证地看待这些观点。
(供稿:李培鑫;供图:李培鑫)
(特约报道,以上内容未经演讲者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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