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测未来:超越智慧城市主义的城市、数据、管治
Speculative Futures: Cities, Data, and Governance Beyond Smart Urbanism
源自: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16, 48(9): 1691-1708
作者:Agnieszka Leszczynski
推荐:李志刚,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zhigangli@whu.edu.cn
大数据能够通过云端、可移动设备、传感网络等设备收集大量、多样、持续、实时的信息流,正应用于当代城市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并成为实现智慧城市的重要工具,对当代城市治理模式有着积极的影响。但当前文献对大数据和城市治理的研究多集中于优化“智慧城市”实时性,缺乏对城市安全性的研究。本文更加关注城市的安全性,强调探索用城市的算法管治(urban algorithmic governance)来预测城市未来的重要性。这一项目采用特定的算法,通过识别和转移城市混乱与个人伤害的危机,从而控制并优化城市的未来发展。本文认为,在个人和城市这两个大数据尺度上能够应用算法管治进行预测:在人的尺度上,“移动邻里安全”这一应用软件能够为个人设定规避城市非安全区域的路线,说明算法管治通过数字化能够实现对个人行动的调整;在城市尺度上,情感分析方法通过获取非结构化的实时个人情感内容并绘制个人情感地图来预测实时的市民冲突的空间分布。但这两种实证方法均存在一定的问题,由于数据和算法无法脱离城市本身以及其体现在空间上的不均衡性,通过城市“安全性大数据”来预测城市未来不够准确,因此需进一步进行探索并提醒政策制定者谨慎使用大数据。
关于全球城市理论和城市理论本质的讨论
Debate on Global Urbanisms and the Nature of Urban Theory
源自: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16, 40(1): 181-186
作者:Jennifer Robinson, Ananya Roy
推荐:王磊,武汉大学中国中部发展研究院。leiwang@whu.edu.cn
本文是对2013年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召开的关于重塑城市化概念的会议论文的摘录,并针对相关系列文章的观点进行的讨论。以西莫内(Simone)、皮克(Peake)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城市本身及其自身在政治、权力和实践领域中不同的经历推动着更多理论的产生和实践,而重塑城市化理论以跨越这些差异以及呈现出全球城市化理论新的流派是十分必要的。与此同时,更为灵活和创新的研究方法显得尤为重要,“比较主义”和“意识形态普遍主义论”等新的方法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文章接着介绍了关于斯科特(Scott)和斯托普尔(Storper)提出的普遍性城市化理论存在的两个主要分歧。一是罗伊(Roy)认为斯科特和斯托普尔误读了历史的差异变化,二是西莫内认为集聚经济不能成为解释城市化的唯一理论。文章最后指出如同美国地理学家协会2013年关于“全球城市理论流派”的讨论一样,这次的论文集同样围绕着已经在过去约十年中被广泛且激烈讨论的问题,并再一次重申了理论创新的重要性。
美国得州非正式住房演变:由拉美裔贫民社区转向土地细分规范社区
The Nature and Extent of Self-help Housing in Texas: From Colonias to Model Subdivisions
源自:Journal of Plann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 2016, 36(2): 145–157
作者:Noah J. Durst
推荐:张磊,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城市规划与管理系。Leizhang1976@ruc.edu.cn
上世纪后半叶,美国得克萨斯州拉美裔贫民社区(colonia)开始不断蔓延,这些社区在缺乏道路、给排水等基础设施的情况下,将土地分割出售给低收入的拉美裔居民用于住房建设,社区环境普遍恶劣。为应对这一问题,上世纪90年代以来,得州实施土地细分规范(Model Subdivisions Rules),要求所有住宅地块在细分之前必须满足基本的供水、道路要求。此后,形成了大量的土地细分规范社区。然而,本文基于卫星影像数据、社区普查数据和地块产权数据,对得州七个郡内的普通社区、拉美裔贫民社区和土地细分规范社区内的基础设施、地块情况(面积、控制率)和住房情况进行系统比较。研究发现虽然土地细分规范实施后形成的社区其基础设施比之前的拉美裔贫民社区有很大改善,但是地块面积、房屋面积却有所减少,住房质量并未得到提升。最后,作者对于规划师提出了几点启示:首先,规划师要关注非正规自助住房现象,重视其为低收入者提供可支付住房方面的作用。第二,对于这些社区的房屋建设一方面要提供更多技术帮助,同时还应当适当调整法规使之更加灵活、更具有适应性,符合非正式住房建造周期长、渐进逐步改善的特点。第三,得州贫困家庭数量不断增长,而政府对于公共住房的投入却在减少。在此环境下,单纯通过加强土地管制并不能解决低收入者可支付住房问题。
医院的区位、质量和选择:以2002—2013年英格兰为例
Location, Quality and Choice of Hospital: Evidence from England 2002–2013
源自: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2016, 60: 112-124
作者:Giuseppe Moscelli, Luigi Siciliani, Nils Gutacker, Hugh Gravelle
推荐:于涛方,清华大学建筑学院。yutaofang@tsinghua.edu.cn
在当前城市发展中,公共服务设施的布局优化在公平性保障、经济效率促进等方面开始成为重要因素。在中国,医院等的布局成为引导城市发展的策略之一,许多人称之为公共服务设施引导的城市开发(SOD: Service Oriented Development)。在京津冀区域协同规划纲要中,医院和高校也是促进区域协同发展、促进首都功能疏解的重要部门。然而,医院的布局投资大、社会经济效应明显,需科学合理布局。传统城市规划中医院布局千人指标方法开始与现实需求和城市策略不相适应。在过去几十年里,西方很多国家开始进行医疗制度改革。改革的目的之一是通过减少病人的就医医院的选择限制,激励医院的服务质量提升,来吸引更多的就医需求,从而提高医院的收入。然而现实运行情况是否如此?2006年前,英格兰国家卫生服务(NHS)的医院选择一般限制在当地的医院。2008年后,病人可选择任何合格的医院接受服务。本文作者采用2002—2013年英格兰地区髋关节置换方面的就医选择数据,进行了医疗卫生服务需求方面的相关机制定量分析。分析内容包括:距离、质量和排队时间如何影响就医选择?这些因素是否对城市、乡村等地区的病人有不同的影响程度?医院的需求和质量弹性系数是否与竞争者数量多少有关?结论是病人通常会去医疗服务质量较高、排队时间较少的医院接受治疗,2002—2013年间,不去最近医院治疗的病人比例从25%上升到50%,医院的需求和服务质量弹性系数显著上升。医院竞争数量越多,就医需求和服务质量、等待时间的弹性系数越大,而来自农村的病人对距离因素相对更不敏感。
为自动汽车而规划:美国大都市区规划组织、区域规划方案和自动汽车
Planning for Cars That Drive Themselves: Metropolitan Planning Organizations, Regional Transportation Plans, and Autonomous Vehicles
源自:Journal of Plann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 2016, 36(2), 210-224
作者:Erick Guerra
推荐:胡以志,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richard.hu@canberra.edu.au
自动汽车在技术上进步非常迅速,在商业上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投资和研发,在某些地区已经开始试验性应用。在可预见的未来,自动汽车将会得到更广泛的使用,行驶在城市的街道和城际高速公路上。但是,在历史上,规划行业就对新技术和新现象反应滞后,比如汽车的大规模生产和使用导致的郊区化发展。对当前的自动汽车技术,规划行业同样没有做出及时或超前的准备,目前的发展主要以技术和商业为主导。自动汽车的应用,对城市规划行业又是一场颠覆性的革命,涉及交通设计、城市形态、政策法规、社会公平等,以及现在还不可预测的变化。本文作者收集了25个美国最大的都市区域的交通规划方案,其中只有一个方案附带性地提到了自动汽车。由此可以推断,美国目前的主流交通规划,并没有充分考虑到自动汽车。为了进一步寻找这一缺位的原因,作者通过与部分交通规划组织人员的访谈,发现主要原因并不是对自动汽车没有认知或者持怀疑态度,而是基于这一新技术及其影响的不确定性,一些人认为这还很遥远或者认为自动汽车只是众多改变未来的技术之一,从而导致在交通规划上,并没有觉得自动汽车的应对是一件很紧迫的事情。自动汽车的缺位在中国目前的规划认知和实践中同样存在。尽管对于这一新技术可能带来的积极和消极变化我们还不能充分评估,但是有必要现在就开始研究、讨论,并在规划上开始提出一些超前性的应对措施。
公众号排版:赵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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