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稚: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
书中有这样一句话——“城市的希望在于区域,或者城市的希望在于城市之外”,它的核心思想是跳出城市的中心,如何在更广的地域上组成分工协同的网络,而不仅是行政管辖区不断扩大,不断吞并,不断把可调配、可控制的资源做简单的扩张。
从古代城市、希腊城市到中世纪城市、巴洛克城市,城市发展逐步呈现出物质享受与精神彰显的特征,进入资本时代,城市开始演变为以资本积累形式为主题的发展模式,对于商人来说,理想的城市应该设计得可以最迅速地分成可以买卖的标准单位。
“所谓规划,只是迅速地把土地划成小块加以分配。不考虑地形,景观,人类需要,但恰是这种模糊性和无设计性,增加了它总交换的可用性。”以资本作为原动力的城市发展,随着特大城市的扩张,甚至未来城市的发展都衍生出了一系列城市病问题。例如旧金山,在山水纵横、地形复杂的基地上,强行叠加了方格网、棋盘格,如果按照中国“山水城市”理念,我们绝对不会选择这样一种空间生产模式。
我在伯克利加州大学访学期间,与我的联合导师阿兰·雅各布斯教授探讨过这个问题,他认为旧金山的模式就是资本逐利的直接结果,后续的城市设计则不过是一种救赎。国外很多学者对于这个问题,都有过大量的论述,从人文主义和田园主义情怀出发,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弊病,并为未来指明了发展方向。然而在实践的道路上,我们的探索和努力依然步履维艰。
那么,难道资本就是城市的唯一主题么?城市规划是一个理想与现实结合的行业,发达国家的城镇化走的是一条资本城市的道路,而对于中国来说,它并不是唯一的样板。经历了近40年高速的城镇化进程后,中国城乡建设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我们曾经认为在中国不可能发生的各种城市病的症候。我们不禁要问:城市为了谁?是不是为了资本?何时能真正做到了“以人为本”?
在西方资本社会的城市理论探索中,新马克思主义批判空间资本化、探索社会主义空间生产方式的努力一直没有停过,例如从卡斯泰尔斯的集体消费理论到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再至哈维将城市与空间结构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很早他们就提出了空间资本化所带来的同质化、等级化、破碎化、过度消费等非人性特征,空间正义的实现必须开展对资本空间化的批判。
但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发端最早,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城市化模式。所以长期以来,人们无意识中把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化模式,当作了城市化的唯一模式,甚至将城镇化等同于西方化,实际上是忽视了城镇化道路的多元化本质。从长远来看,资本空间化只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一种特殊现象,我们最终将超越资本逻辑的支配。
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国,应当关注于社会主义空间生产模式,从理论走向实践,从以下若干共识上,推动城乡建设基本价值观的革命性变革,中国新型城镇化涉及人口之多、建设量之大都决定了这个机遇非中国莫属!
属人性:也就是回归日常生活需求,回归自下而上的创造性;
多样性:与城市弹性、城市韧性、城市抗打击力紧密相关;
公众性:财富与空间资源的公平分配、公共利益的保障;
协同性:社会主义基础理论的核心问题,强调集体主义。
自然科学的进步使我们认识到,城市是一个远比阿波罗登月计划更为复杂的巨系统;社会科学的进展也不断揭示出,人的社会角色扮演的复杂性;艺术的传承与演进,带给我们的愉悦感,已经成为生活中一份宝贵的财富。
但是,“万象纷繁,大道至简”,如果离开了一个基本价值观念,只是看重资本和技术的结合,那么它的建设力和摧毁力大体是相当的,中国高速城市化的近四十年,毁灭的文物古迹之多就是明证。我们有必要再次思考规划师的角色和应该秉持的价值观究竟是什么?
即使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城市规划界的主流价值观点和实际作用一直是左派的,甚至是激进的。西方规划界的主流价值观中,社会主义思潮一直占有一席之地。
我国当代规划师应当成为有思想、有清晰价值观的群体,一方面要认清深层次的社会经济矛盾中,很多掩藏在城市病表征背后的东西,如社会公平、弱势群体歧视、公共服务投入不足等等,是规划师“治”不了的;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无视这些问题,必须思考、必须明辨、必须有态度。
社会多重转型的不同步,导致了很多思想上、价值观上的困惑,全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是不可避免的,但一个行业、一个学科必须要有明晰的价值观,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参与转型、参与多元化的入场券。
中国经历了长时间的快速发展和大规模建设,中国的规划师更有责任思考:现代中国将留给世界什么样的遗产?我们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将建设什么样的城市?
中国祖先历来是有明确的价值观,从《尚书·虞书·大禹谟》中的“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到体现中国文化特色的现代文明秩序——民本、和合、平等(核心价值观),再到体现中国特色的城市治理体系——改革、法治、包容(核心治理理念),以及体现信息文明的经济形态——科技、文化、共享(核心驱动力)。
由此,基于体现中国文化特色的现代文明秩序——民本、和合、平等,这一核心价值观,也就构成了我国规划师的空间价值观原型。尽管对于规划师应用什么样具体手段去实现这些价值观尚无公认的定义(因为我们还在探索的路上),但至少应明辨中国和西方价值观的区别及适用性,提高自身的规划修养。面向未来,中国的规划师应立志于引导我们的城市超越“资本时代”,进入“人民时代”。
进入“人民时代”,我们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应当建设什么样的城市,可以从两方面展开探索:
一方面从区域统筹入手,打造中国特色的组合型田园城市,实现生态友好型的高密度生存与发展,形成功能协作、交通同城化、生态共享化、服务均等化、容量弹性化、边界法定化、本地零碳化等空间范式。东西方城市发展背景不同,很多问题都是前所未有的,我们要敢于根据中国的国情进行突破和创新。
另一方面在于城市层面,提出“人民基础设施”的概念,把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充分体现出来。人民基础设施是人民城市的底层架构,将整合城市各项基本系统中与人民生产生活相关的核心内容,真正确保城市以人民为中心。
我们进一步展开三点具体的思考。第一,集成全球最前沿城市科技,确保持续领先和千年韧性。高度集成轨道交通、管道物流、垃圾集运、雨水回用、深层隧道等全球最前沿的城市科技,极大突破世界城市的承载能力和发展韧性。预留系统扩充空间,确保城市为人民提供高度安全和永续领先的基础设施。
第二,均等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同等尊重每个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为每一个人平等的提供城市公园、全民健康、全龄教育、文化创新、人才安居、微商微创等各项生活和生产服务保障体系,不断增强人民幸福感;真正落实中国城市的5分钟便民圈,15分钟生活圈和1小时全城圈规划,肩负起不断增强人民幸福感的国家承诺,实现社会的阶层融合、全龄融合。
第三,践行社会主义空间生产范式,规范资本行为,彰显空间正义。严格划定非商业资本空间范围,依托国家力量,实现规模化优质公共空间生产和资本空间的半公共化。
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没有实现真正的按劳分配(我国目前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的比例比资本主义国家还不正常。)我们要反思:高强度的资本空间中,如何保障公益性,如何做到“人民城市为人民”!
“人民城市为人民”,意味着一个梦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世界发展;一面旗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强调全民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一种文明,传承和创新有源头、有根基的中华文明,坚守“正德、利用、厚生、惟和”的中华文化基因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条道路,坚持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发展道路,坚持民本与城市的适应性,坚持人、城市与自然和谐共处,坚持创新引领发展模式,实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一种模式,践行社会主义空间生产模式,塑造具有多样性、公共性、协同性的城市空间,营造共生共享共治的人民之城。这是两代、三代中国规划师要持之以恒探索实践下去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