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城乡统筹规划研究中心主任
2008年,朱介鸣教授首次在规划实践中接触到中国乡村的建设用地布局,发现非常细碎,农民生活需要的公共设施和给排水管道规划被分散的村庄布局切割,农田需要的灌溉设施也被散布的建设用地割断,若用城市规划的准则判断则很不合理。作为规划师,在规划工作中还需要深入了解农村的发展方式和非农经济发展的模式。
乡村建设过程中常常会有已经在外发展的同乡回乡捐款修路造学校,帮助家乡建设。福建、广东乡村中常有海外华侨华人回故乡捐款建设村庄社会设施的举动。这种行为很少发生在城市社区。中国农村历来有乡贤阶层,乡村通过乡贤进行承上启下的自我管理。中国许多传统的价值观也源于乡村和乡贤,如顾炎武的“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朱柏庐的“见富贵而生谄容者,最可耻;遇贫穷而作骄态者,贱莫甚”,等。
建设用地细碎分布明显不利于乡村发展的可持续性,城市规划师的方案是简单的所谓“三集中”(居住、工业和农田集中布局)。然而发现这个所谓简单的规划方案完全抹去了农村的村庄基本单位,将乡村的细碎空间结构等同于城市的整体空间结构。显然这个规划方案是不可行的,这就是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乡统筹规划研究中心正在关注的实质所在,如何理解乡村的基本社会经济结构,以及在此基础上乡村经济社会转型所产生的空间结构?
1.农村社会经济及变迁
村庄(行政村或自然村)是农村的基本社会经济单元,这是农业中国的基本架构。村庄相对封闭,小农经济,不鼓励自由流动,外出流动必须向市镇迁徙,而不是流向另一个村。成为新村民的机会仅限于婚嫁和出生,外人迁入的可能性几乎是零。
传统村庄社会由乡贤管理,所谓贤人政治。当然这是村庄管理模式“光谱”中最好的一种,最坏的是土豪劣绅鱼肉乡民,前者的农民安于现状,政治保守;后者的农民成为革命的主力军,推动改朝换代。社会主义人民公社和阶级斗争彻底颠覆传统的乡贤阶级,但是改革开放后新的乡贤以能人身份出现,如江苏华西村的吴仁宝和永联村的吴栋材。新一代乡贤的主要标志是积极领导村民发展村庄集体经济,不同于致力发展民营家族企业的农民企业家。
80年代以来的乡村经济变迁主要在于非农产业的发展,而农业耕种由家庭承包制负责。首先是乡镇和村庄集体企业发展,随后因为面临改革后的国营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竞争,乡村集体企业逐渐倒闭或转制为民营或股份制企业。非农发展改变了中国的乡村,从封闭走向开放。乡镇集体企业发达的地区,农民获得“第一桶金“,体现在农村住宅的大幅度改善。
2. 城市化对农村发展的影响
城市化欠发达地区,农村仍然贫困,劳动力外出打工。城市化发达地区,集体实业型企业逐渐消失,被民营和股份制企业替代。土地租赁成为乡村集体经济的主要支柱(理论上是“非法”的,容许流转后才成为合法)。
1987年的统计数据表明,农村集体企业就业岗位全国平均比例是5.4%(5.4个/100农村人口)。1996年,比例上升至6.3%;2011年跌至0.7%,乡镇集体企业发展落下帷幕。与此同时,在农村地区投资的非集体企业逐步上升,1987年10.0%;1996年14.3%;2011年18.6%。为农民提供了大量的非农就业机会。问题是农村非农就业岗位分布是不均衡的,沿海发达地区偏多,而中西部偏少,说明区域城市化程度正面影响农村非农产业发展。根据下表,农村非农企业产值省际空间布局比GDP省际空间分布更偏向于发达地区(GDP中有国家计划投资部分);而农村集体企业产值省际空间分布比农村非农企业产值省际空间布局更不均衡(因为乡贤能人可遇不可求)。结论是农村非农发展更受市场推动。
表1
1987年
1994年
2011年
GDP省际空间分布基尼系数
0.372
0.408
0.402
农村非农企业产值省际空间布局基尼系数
0.567
0.614
农村集体企业产值省际空间布局基尼系数
0.527
0.604
0.619
3. 土地开发模式:城市与乡村的差别
城市土地开发模式是土地国家所有制、土地出让、用地规划控制土地利用。乡村土地发展模式是土地集体所有制,土地自用、没有用地规划控制(只有建设用地数量控制)。农村非农发展时,或者城市政府征地,土地转为国家所有制;或者农村为发展非农经济的集体开发。根据1954年宪法,在土地用于农业用途的前提下,农村土地归农村集体所有,用于农业的集体所有制土地产权是相对确定和受到保障的。当农业用地转化成非农建设用地时,土地开发权(农业用地开发成非农建设用地)和收益权(非农建设用地的收益)的归属成为一个高度不确定的问题。事实是,几乎所有的严重土地利益冲突都与城乡结合部的农村用地有关。1996年第一起拆迁自焚事件;2016年一村民疑因强拆致活埋致死。20年来无根本性改善,就是因为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产权模糊。利益冲突的尖锐程度由农地转变为非农用地之间的土地价值差异决定。
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认为模糊产权下的土地开发,土地利益往往会被仓促地、土地利用低效率地攫取,结果是土地开发低效率和低质量。以村为单位的非农土地开发造成空间细碎化。
4.城乡统筹规划:乡村与城市的关系
南海模式与昆山模式是农村非农发展模式“光谱”中的两个极端。南海的土地收益归村,村民相对富裕,但是建设用地细碎化造成城市质量低下与生态环境恶化。昆山土地收益基本归政府所有(宅基地归村民),城市化质量比较高。1990年,昆山的GDP是20亿元,南海39亿元,南海是昆山的一倍;2014年,昆山的GPD是3000亿元,南海只有2090亿元,南海只是昆山的2/3。按经济效益来说,昆山显然比南海好很多。从公平角度来讲,2010年村经济总收入的基尼系数,昆山是0.303,南海是0.488,南海各村之间的收入差距比昆山大,昆山通过政府财政转移缩小各村之间的村收入。对于城乡统筹而言,昆山是一个更好的发展模式。
发达地区对中国城市化的贡献在于创造就业机会,吸引安置移民。2014年,昆山户籍人口76.1万,外来常住人口127.0万;南海户籍人口126.5万,外来常住人口140.3万。外来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昆山62.5%,南海52.6%。昆山贡献大于南海。
5.城乡统筹规划研究中心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于今年6月成立“城乡统筹规划研究中心”,通过探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城乡空间关系,研究和总结全国(发达、欠发达和一般地区)多种农村非农发展形态及城乡统筹规划模式,达到从实证中提升理论的目的,为城乡统筹规划的编制提供理论指导和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