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宝城南——
“闽南文化生态园”人文区位学考察
王铭铭、【英】罗兰、孙静[1]
摘要:位于福建省泉州市南部的“聚宝城南”,是市政府规划的“闽南文化生态区”的一个试点项目。在实地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探讨聚宝城南在泉州城市化中的历史隐喻以及“文化生态区”的前景及其与“美丽社区”“美好生活”概念的关系。更重要的是,通过当地的都市化进程及地方生活世界的民族志来揭示当地精英叙述中“文化生态”口号的真意。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在聚宝城南,当地人的生活世界是由人与人、人与神、人与物诸人文关系构成的整体。这一生活世界包含的符号和实践系统与文化生态园区设计中的所谓“文化生态”之间存在着鲜明差异,所谓的“文化生态”,缺乏生活世界的整体性认知。
关键词:地方精英;文化生态园;人类学;人文区位学;城市化
引言
聚宝城南,位于我国东南沿海的历史名城泉州市南部,是福建省泉州市地方规划、文化部批准的“闽南文化生态园”试验区。该区占地0.5平方公里,包括三条南北走向的古街,从西至东依次是万寿路、聚宝街和青龙巷。该区之所以被称为“聚宝城南”,主要因它位于泉州城之南,旧时此地有“城南”名号且有海外交通史研究上闻名遐迩的“聚宝街”,并存有许多文物保护单位,故“聚宝”这个旧名可用以形容该地历史上珍宝汇聚的胜景。`
2015年9月16日,本文三位作者抵达泉州,在聚宝城南片区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实地考察。进入聚宝城南前后,我们翻阅了泉州文史界积累的资料及新近完成的报告。在这一个月的实地考察中,我们走访了负责“文化生态区”项目的官员,访谈了介入与未介入这一项目的地方文人、商人、民间庙宇管理人员,造访了设置于聚宝城南片区之内的基层政权机构(如新桥社区、隘南社区)。在此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这些机构和人员的协助,并对其在地方中的角色加以研究。与此同时,我们凭借文献资料与踏勘,对片区内各宫庙、水系、路桥、城门进行了分析研究,也采用入户访谈的方式,局部了解了家户私人与公共生活的状况。本文即基于这些直接和间接经验写成。
本文三位作者对于古城泉州有着十分不同的研究经验。我们中,一位(王铭铭)自1980年代中期起就开始运用历史与民族志方法对泉州进行研究,相关著述涉及古城社会时空的转型史及包括传统再创造现象在内的现实情景;另一位(罗兰,Michael Rowlands)自1970年代起专攻非洲人类学与考古学研究,2006年开始进入中国研究领域,曾数次考察过泉州;一位(孙静)2013年进入硕士论文研究阶段,2015年进入博士研究阶段,主要关注过泉州乡村工艺与仪式(以安溪铁观音制作工艺为例)。这项研究,部分延续了本文作者各自有过的问题意识,如王铭铭在泉州城乡地方世界研究中显示出的对于地方与世界、开放与封闭、传统与现代“杂糅文明”的关注[2],罗兰在关于文化遗产的人类学研究中显示出的对遗产的“产权”及其与知识精英之间关系的关注[3],孙静在闽南乡间生业及其与地方社会之关系的研究中显示出的对于物与人之间关系的关注[4]。
不过,此项研究是在当下文化变迁的特定情景中展开的,有着它的特定针对性。经历了一个世纪与传统的决裂,过去一二十年,中国的主流观念形态正在转向传统复兴这个新方向上。代表这个观念形态新方向的,既有知识精英的思想传统的绵延主义主张[5]及商人与百姓的“收藏风气”[6],又有日趋“复古”的文化、宗教、教育政策主张。在文化复兴观念形态的不同表达方式中,与地方社会关系最为密切的,莫过于“文化遗产保护”这一带有浓厚“运动”色彩的实践了。“文化遗产”,概念本来源于一种有着浓厚全球主义与国族主义意味的文化态度,但矛盾的是,它是涵括的,既有那些著名的“世界奇观”(如长城)和历史上朝廷所直接营建的宫殿、公共设施及技术与礼仪体系,又有与全球性与国族性关系不大的项目,尤其是富有地方色彩的文化遗存。既然许多“文化遗产”扎根于地方,那么,若是相关机构与人员缺乏对地方文化的认知,便难以表明哪些是“文化遗产”,更难以实施其保护措施。为了亦步亦趋“贴近于”地方,遗产计划的推行者只能依赖地方来办事。与此同时,随着“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出台,地方社区获得了自我表达的新机遇,纷纷通过其与“上级”的关系纽带———地方精英———的作用,来复兴自己的传统。
“地方精英”(local elites)概念,从社会学有关乡绅的论述[7]引申而来,在史学上,用以指活跃在地方、对地方施加不同方式的支配人物与家族,包括历史上的乡绅、长老、商人及近代以来的地方教育、资本、军事等另一些领域领导者。[8]今日可谓之“地方精英”者,则可包括地方党政机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工作人员、科研机构和人员、学者、企事业单位领导人员,及正在兴起的半政府、非政府性质的非盈利组织领导人等。地方精英在组成、作用方式、观念形态方面都有异质性,也随着时代变化而产生变异,不过,他们有着某种共通的“中间型政治理性”,起“权力的文化纽带”(cultural nexus of power)的作用。[9]生于斯长于斯,他们熟知其“一方水土”,同时介于地方的内外之间,对外界有强大的适应力,善于从外界变化中寻找自身赖以影响地方的资源。
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这个大背景下,在各地,文化变迁出现了一个特殊氛围。地方精英依赖既有的地方文化资源创造出一些地方文化的“超地方变体”,这些“变体”时而令地方上的人感到它形同“四不象”,时而给他们带来一定的地方荣誉感。
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带来的,不单单是“被发明的传统”[10],因为这种传统既仰赖具有一定历史本真性的既有的地方物质性、社会性、符号性遗存以获得自身培育所需之养料,又需以本真的传统面目出现,以获得认可。然而,必须看到,这种“传统”与30多年来得以恢复元气的地方生活世界[11]之间存在着程度不一的差别。在地方精英依赖的地方民间力量相对强大的地方,这一差别,必然要比地方民间力量相对较弱的地方小些。然而,一条鸿沟普遍存在于地方文化的“超地方变体”与作为文化的地方生活世界本身之间:即使是在地方民间力量相对较大的地方,由地方精英为“经营者”而再梳理、再组织、再创造的传统,再接近于其原来版本,其与地方生活世界之间仍存在着鲜明差异,以至矛盾。地方生活世界仍归属于生活在不同地方的人们,作为绵延流动的历史的创造者,“地方人”的生活,尤其是它的整体性,虽并不符合那些当地文化的“超地方变体”对文化的界定,却有着自己的体系及表达这一体系所需有的象征符号和实践行动。
在聚宝城南,我们观察到了新的变迁情景中的文化分化现象。泉州的地方政府与地方精英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于近期决定在这片依据一定历史与人文地理基础划定出来的片区上建立“闽南文化生态园”,在保护片区既有旧貌的同时,植入“闽南文化”诸因素,使之与当地生活相结合,向世人展示闽南文化多彩多姿的面貌。分析“闽南文化生态园”的建设计划,我们看到,它呈现的文化图景,既与20世纪初以来一轮轮“新文化运动”所反复推行的“绝弃传统”[12]历史目的论图景有所不同,又比1970年代末以来地方政府实施过的所有文化政策更为靠近地方生活的本来面目。聚宝城南之所以被选择为园区的所在地,既是因为这个片区幸免于过去二三十年的“建设性破坏”,又因为这个片区内部存留的遗迹和社区生活面貌,像一个缩影那样反映着所谓“闽南文化”的对外开放性与文化“土俗性”这对立统一的两面。然而,这项建设计划,毕竟与地方精英的文化想象关系最为密切,它借助于“地方性知识”展示的,是其所谓的“闽南文化”,而非“聚宝城南文化”。我们观察到,泉州地方精英从聚宝城南本地选择出来、与他们从外部引入的文化因素搭配,以表现“闽南文化”的那套东西,与我们通过实地考察所理解的“当地文化”,存在着鲜明差异。与我们看到的“地方文化”分立而来的那个文化的“超地方变体”,含有一个值得我们解释的吊诡:它与文化遗产保护方案制订者延续既有文化的宣称,是相矛盾的。
文化分立现象代表的吊诡,有着深刻的历史性与社会性。在本文中,我们对这一历史性与社会性进行解析,具体将围绕分立现象,陈述我们的实地考察之所得。具体来说,将分以下几个部分来叙述:1.在泉州城市变迁史的大背景下,说明“聚宝城南”文化遗产项目出现的背景与缘由;2.借助历史研究,阐明“聚宝城南”的历史与隐喻属性及与此相关的“闽南文化生态园”项目的观念特质;3.分析“文化生态园”的设计图景,指出其与近期流行的“美丽社区”“美好生活”等意象之间的关系;4.考察城南聚宝历史地理情景,阐述我们对聚宝城南区域历史变迁实际图景的基本认识,指出园区所在地“城乡结合部”的既有本质,反观地方文史叙述的“宋元繁荣中心论”与“文化生态园”规划设计上的问题;5.借助社会科学的历史与质性研究法,从“文化”的社会学与人类学界定入手,考察作为生活和社会过程的完整体系的文化及聚宝城南水系与公庙体系之间的密切关系,说明人、物、神三种力量如何在社区祭祀中心汇合;6.以公庙与遗址公园的分化和对立为事例说明,我们对当地生活和观念世界中“遗产”(尤其是宫庙、寺院与传说)灵验价值的忽略及其原因;7.总结以上内容,引申出关于当下文化分立情景的看法。
描述和分析聚宝城南文化遗产项目及这个项目的实施片区的历史与当代状况,为我们理解地方生活世界的当代处境,作了良好铺垫。对我们来说,地方生活世界可用“人文关系形态”来认识,“人文关系形态”概念,是从传统人类学方法中关于“ethnos”或一般称之为“文化”的内涵之论述中延伸出来的,过去用来具体指任何一个被研究地点生活世界的整体性,或者说文化的物质、符号-概念、社会、精神诸层次的相互关联性[13],是由人与物、人与人、人与神的关系构成的某种总体形态[14]。我们认为,迄今所见的国内文化保护或开发计划,通常依据某些对文化的零碎化和表面化定义来拟定,然而,它们却也必然面临着处理文化所意味的人文关系总体形态的任务。因此,我们也用“人文关系”这个来自于对“自然社区”之研究的概念,来探究文化保护或开发计划的实质内容。
此处我们在城区研究中运用的“人文关系总体形态”研究法,接续了人文区位学(human ecology)研究方法。这一研究方法,思想来源于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之间诸社会学派。对此,学界有对城市社会学方法学与综合学的不同解释,我们接受的定义是,“以围绕我们的或围绕文物制度的环境——地理的或社会的环境——为着眼点”[15],形成一种环境论,对城市的特定空间领域与地方区位,加以关系性(relatedness)的考察。我们的主张是,“人文区位学”所谓地理的和社会的环境,都有深刻的历史性,这一点在历史悠久的中国,更是明显。因此,关系论的考察,亦应更加重视前后相续的历史关系,不能拘泥于区位或社区的横切面研究。
一、形成中的聚宝城南
聚宝城南所在的古泉州城,位于晋江北岸,其北、东、西面为群山丘陵环绕,其西及南,晋江自西向东横贯,在城市东南方入海。城市营建之前,此地的“原住民”为越人,华夏人为公元4世纪以后从华北迁徙而来的后来者。这些自北而南迁徙的移民,或为南渡的衣冠,或为开疆辟土的军绅,或为世家大族,或为平民,他们经过数个世纪的拓殖,消化了越人及其文化,以流域河谷为中心地带,建立起了社区、市镇与商贸网络。[16]作为城市的泉州,既是这些社区、市镇与商贸网络进一步升级的自然产物,又是帝国控制、管理、教化地方社会的人为造物。在其经历的不同历史阶段中,如同中国其他城市一样,泉州的“市”(集市、贸易中心)与“城”(镇、行政控制、管理、教化中心)两种属性[17]势力此消彼长。10至13世纪,“市”的方面获得相对的支配性,泉州替代中国经济史的“开封周期”,成为东南沿海“周期”的中心[18]、“中世纪时世界第一商埠”[19]“世界货舱”[20]。14世纪之后,随着帝国治理的强化,“市”方面的重要性,相当大部分让位给了“城”。然而,“市”与“城”二者作为城市这个铜板的两面,始终同时发挥着作用。
泉州经过多次修葺拓建[21],城市空间并非一成不变。直到14世纪,此地海外交通持续发达,“市井十洲人”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筑有各自的神圣建筑,他们共处一城,相互之间有时“和而不同”,有时存在竞争和冲突。[22]但古泉州城是按照一定的宇宙观原则设计的[23],因而,其总体面貌长期保留着某种协调性和整体性(见图1)。
图1 明万历《泉州府志》中的泉州城
自1920年代起,情况开始出现根本性变化。由地方政府、华侨、部分接受现代文化的精英共同掀起的“拆城辟路”运动[24],除了给古城增添了一系列欧化建筑之外,还减损了它的城墙、古代文化象征物(如牌坊)、老式街道等。接着,改造、战争性破坏、工业化等,对于古城风貌的破坏愈加严重。1990年代,不同社会力量似乎形成某种合力,促使古城保护成为政策,但即使是到了这个阶段,诸如对东街、塗门街、北门街、后城、新门街等的“修旧如旧”,其所起到的效果,仍旧是“破旧立新”。[25]结果是,到21世纪来临时,能体现泉州旧貌的(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所谓“旧貌”,其实包括了民国拆城辟路后建立的欧化建筑),只剩下西街、中山路诸路段和所谓的“聚宝城南”了。若干年前,西街及围绕旧西街、中山路、聚宝城南等的去留问题,在地方诸社会力量当中,引发争论。此后,保护古城的主张取得主导地位,随之三个旧街区渐渐成为地方精英与政府致力于保护的园地。
1993年,泉州市城乡规划局制订《泉州古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以下简称《古城控规》),为古城规划了土地使用强度、新建筑布局等。1998年鉴于《古城控规》已实施五年,该局又接受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提案,拟对相关条例进行调整。规划局委托侨乡开发协会进行调查研究,为此,协会组成“古城控规调研课题组”,对古城进行实地调查,并于同年12月提出《泉州古城调研管见:关于调整〈泉州古城控规〉的若干建议》,在建议中,将几个幸存街区列为“一线三片”保护范围。2000年,市政府再度召集本地各有关部门对修编方案进行初审,当年9月邀请省内外专家对方案进行技术评审,根据专家提出的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形成了正式成果。据称,《泉州控规》的修订版,基于对古城保护认识的新提高编制而成,旨在保护古城文物建筑、历史街区、古城的城市格局和风貌特色,保护有形的、实体的内容及无形的内容。它确立了“三个坚持”,即坚持古城保护的文 化观、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26]。
1998年的《古城控规》,明确将聚宝城南列在“南片区”内叙述,其内容如下:
南片区重点应体现宋元时代的海交文化,而天后宫和南城楼为这一片区的主体。
天后宫始建于南宋庆元二年,至元代,泉州港已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港之一,海交贸易进入鼎盛时期,元世祖于至元十五年下诏“此风泉州女神,号护国明著灵惠协正善庆显济天妃”,以后又在泉州举行御祭及加封典礼,遂声名远播海内外。
天后宫应重建梳妆楼和清理周边环境,并加以绿化美化,南城楼已规划重建,可陈列海交文化。
青龙巷片区,古民居多年来不断损失,只能有多少保护多少。来远驿与车桥头,是对外贸易鼎盛时的产物,目前只留遗址,没有建筑物,对其历史内容,应建立石碑加以阐明,以体现海交盛况。
李贽故居,应收回入口两旁店屋加以整修,加强管理,重点保护,不要作为单位办公地点。[27]
1998年相关条例修订版提出后相当长时间,对“南片区”主要是实施“控制性规划”,但到了2012年,则出现了聚宝城南保护性复兴的计划。这个计划首先在古城南门之外的“城乡结合部”得以孕育。2012年12月,在若干地方文史学者、公庙事业热心人士及相关干部的促进下,临江街道办拟定了“临江街道聚宝古街复兴工程计划书”。次年2月,临江街道成立古街复兴工程领导小组。临江街道办管辖的范围,是泉州市老城区南隅,古时亦称“南关”,具体包括伍堡、溪亭、隘南、幸福、新桥、跃进、聚宝7个社区,总人口约2.3万人。据该办2013年工作计划,古街复兴工程被列为“重塑临江新姿”的关键环节,具体工程内容包括在古街及周边建立影视基地,组织天后宫、富美宫等有益于海峡两岸关系的祭祀朝拜活动,开展民俗表演及与特色旅游、艺术品、珠宝奇石、文物交易相关的商铺建设。为了实施计划,2013年,古街复兴工程领导小组安排对所划定片区的历史文化摸底调查,同年12月,开始对古街路面及排水系统加以改造,到2014年9月,该工程得以竣工。2014年11月,由街道办事处一级提出的复兴计划,得到了更高一级政府机关鲤城区的重视。当时,区文体局向区政府提了《关于建设“泉州闽南文化生态中心博览苑”的请示》(泉鲤政文体新[2014]61号),瞬即,次月,区政府成立了“泉州闽南文化生态中心博览苑”建设指挥部(泉鲤政文[2014]187号)。与此同时,市文广新局向泉州市政府提交了《关于“泉州闽南文化生态园”建设项目的请示》(泉鲤政文[2014]149号),接着,2015年3月,市文广新局又向福建省文化厅提交了《泉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关于“泉州市闽南文化生态园”建设项目的请示》(泉文广新[2015]88号)。经过自下而上层层申报,“泉州市闽南文化生态园”的建设项目最终获得了自上而下的政府支持。
晚近官方发布的聚宝城南保护规划图,覆盖面相当广,几乎涵盖了泉州老城南部未遭破坏的老街区,它北起天后宫,南至宝海庵,东起护城河,西至晋江,除了三条主要街道万寿路、聚宝街、青龙巷之外,还涉及著名的天后宫及中山南路以及横跨晋江水系的顺济桥与泉州大桥。这个地理范围,大致与1998年相关文件所划出的“南片区”对应。
二、“泉南”兴衰
今日聚宝城南的主要遗留物,还是清、民国、1950年代及1980年代之后各个时代的建筑,这些风格不同的建筑,层累着几个时代的文化变迁遗迹。这些变迁遗迹,似乎极少与古代海外贸易直接相关——这一带虽被认定为与海外贸易相关的来远驿与车桥头,但其余遗址则多缺乏这一历史深度。然而,不可否认,正是在聚宝城南所在地域,发生了一场人们迄今难忘的巨变,在那场巨变中,泉州南门外曾从事农耕、捕捞、小规模交通业的社区,转变为世界大港的交通和商贸要地,写就了东方商业兴盛史的一个辉煌篇章。
泉州之前身,为唐武德五年(622)在南安故郡设置的丰州,州治在今南安丰州,另外就是嗣圣元年(684年)设置的武荣州,州治亦在今南安丰州。不久,武荣州废,三县仍属泉州。699年,划莆田县西部设清源县(今仙游县)。久视元年(700),于今泉州鲤城置武荣州,辖南安、莆田、龙溪、清源四县,衙前辟南大街为市,治地建城。州治从丰州迁来今泉州所在地,建成泉州城后,呈四方形,以如今钟楼为界限,以北为衙门所在地,南为商贸地带。城建四门,分别是东门迎春门,西门肃清门,南门崇阳门,北门泉山门,城外有桥有壕。五代以后,泉州经济、文化兴盛,城市向南扩大规模,拓建到今天新门街与涂门街之间,俗称“涂门(山)街头”,有七门。北宋时期,与五代相比没有大变化,南部仍以新门、南门、塗门为界,管理对外贸易的市舶司,位于界外。南宋建炎三年(1129)十二月,偏安东南的赵氏朝廷先将宗室349人迁于泉州,又将管理赵氏皇族的南外宗正司从浙江绍兴迁到泉州。南外宗正司司署,设在古榕巷内之“水陆寺”中,司内设有睦宗院、惩劝所、自新斋、芙蓉堂,还有天宝池、忠厚坊等。皇族的花费,朝廷只给少量补贴,其余则由泉州地方财政负担。[28]为了扩大南宋朝廷的财政收入,南外宗正司不仅直接介入市舶司的管理,向来往商船征税,而且数度修城,使城市从新门、涂门街这一线向南扩大,一直扩到现在的下十字街,建立了一个新的南门城。这段城墙从西南的新门(临漳门)起,沿江筑城,经过水门、南门,转弯到涂门城,接着与五代城址相连接。元至元十四年(1277),元将唆都带兵攻泉州,泉守蒲寿庚降元,此后,“泉南”进一步成为外国人聚居的商贸繁荣、宗教多元之地,废罗城之镇南门,拓就翼城,周三十里。[29]
古代泉州城商贸最为活跃、文化接触最为频繁的地域,一直在城之南。“南”之具体所指,随时代变化而不同。不过,有一点却似乎相对恒定,那就是,它是由城外农耕区域衍化而成的夷夏杂处的商贸与文化交流的中间地带。唐时,城南滩涂农业已有起色,一些世家大族在此定居,主事农耕,供奉祖先和土地神,也持续经营着向水的世界(包括河流与海洋)讨生活的行业,包括捕捞、运输与贸易等。北宋时期,泉州地区的交通贸易已非常发达,以至于朝廷在元祐二年(1087)设福建市舶司于泉州,管理泉州诸港的海外贸易及有关事务,该司持续存在,直到明成化八年(1472)才迁往福州。[30]
“泉南”或“城南”之名最早出现于南宋,指新门、涂门街以南部分,该地商贸与文化交流到12世纪初已十分频繁。这一带曾是河滩或池泊地,但当时已部分成为平原,那里的来远驿、聚宝街,是中外交通要地。南宋拓城,将之圈入了城之围墙之内。元时,“城南”的发展达到顶峰,镇南门更名为德济门,“城南”被“城内”涵括,相应的,德济门外的社区开始变为“城外”。
关于元之“泉南”,庄为玑先生说过以下一段话:
元泉州城最繁华的地方在于“泉南”……从地图上看,自中十字街以南,有三条自北向南平行的街道,主要是在中间偏西的南门新街(中山南路),以西有五堡街,以东有天后路,其间小巷密如蛛网,正是元代繁华的所在地。文献中常提到的通淮街、聚宝街、青龙街、排铺街,最后为新桥溪边的登瀛新街,都在“泉南”的范围内。其中有宗教古迹,如涂门清净寺、车站的番佛寺(即婆罗门教寺)、南门回教寺(石刻最近译出)、南教场棋盘园的蒲家花园(即今花园头),都是外国人常聚的地方。[31]
图2 泉州历代城址变迁图[32]
“泉南”或“城南”隐含着某一历史的奥秘,即正是在府城南面的“城乡结合部”,城市的“市”这一方面先发达起来并渐渐得到“城”的圈入。一如经济史学家苏基朗在《刺桐梦华录》中所指出的,宋代泉州的商业核心圈建在南部郊区[33],这个地带处于南城墙外,系属郊区,相对远离官府监控。苏氏的论述仅限于宋朝时期,他所标示的城南区域是新门、涂门街以南及德济门以北区域。这一区域在元之后已被纳入帝国的城市管理体系之中了。
明以后,泉州古城还保留着宋元的规模,在“城南”,商贸交流持续进行,但光景大不如前,通过江海进行的“贸易”,多转为民间,在官府范围内,被重新定义为“朝贡”,交流范围也大大缩小。元代《岛夷志略》的作者汪大渊,到过泉南,说这一带是“诸番辐辏之所”[34]。汪大渊1330年及1337年两次从泉州随商船浮海,所著《岛夷志略》,基本反映了泉州海上交通的范围。这个范围的核心地带,似为东南亚、南亚的岛国部分和大陆近海部分,但延伸范围则包括非洲东岸北段和红海的“西洋”。明代,“泉南”依旧是交通要地,但贸易对象却缩小为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界定的“中国东南宏观区域”(福建、浙南、粤东)内部[35]及琉球。到清代,城市的政治中心被武职部门陆路提督军门取代,城市从“文治”转为“武治”,江海地区成为海防要地[36],泉州“市井十洲人”的盛况往日不再。城南商业虽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但它以行郊[37]为形式,以满足内需为目的,集中在德济门外以南、护城河(天水淮)西北的“新桥头”等地。如今鼇旋宫附近尚存鹿港郊的遗址,另新桥头还有1964年出土的海关遗址,其中有清康熙五十五年(1709)九月所立的清海关《奉督抚两院示禁》石碑,碑刻内容为揭露和取缔海关人员对客商横征和收礼的陋规。[38]
19世纪中叶,随着厦门、福州“通商口岸”的设立,泉州的区域性经济优势再度下滑,其“市”的内涵进一步减少,到20世纪初,其形象已是一座保守的“老城”了。民国时期的古渡口被依次改造,并重新编为第一至第九码头(东海乡竹街林)。20世纪60年代,内港航线及其码头依旧是市民源源不断的物资生命线。[39]现青龙宫东侧的区域,原为农田,1980年代起逐渐建起了运输公司的公寓宿舍楼,提供给工人居住。聚宝街的黄帝宫在这一时期沦为搬运公司的工具室,而富美境的万寿路南段,多是码头工人居住的平房。另外据黄天禄先生所说,当时这条巷子叫“水巷”,售卖咸鱼卤。根据文史资料的记载,“咸鱼起水后尚余留在船舱的咸鱼卤可熬炼成鲜甜的调味品——‘鯆卤’,在那个连味精都要凭票供应的年代,市民排长队争相购买咸鱼卤成了码头上的一大奇观”[40]。
1950年代初,城南除了有大量搬运工人之外,还有生活相当困难的产业工人。泉州市政府为了解决民众的饥苦问题,1952年开始相继办起了社会福利生产组、社(16个),主要是组织手工业生产。数年后,国家处于暂时困难时期,为使城市社会救济对象逐步改变单纯依靠国家救济而生活,1963年由国家拨款,组织了20个生产自救组。[41]
过去三十年来,泉州的城市面貌发生了两度巨变。1980年代起,城市东扩,越过原城墙划定的城乡界限,进入本为农田乡野的地区。1990年代起,城市进一步膨胀,穿透四周的所有界线,按照“打开大门、治理两江、保护古城、开发新区”的方针规划建设。不止如此,在环湾大城市建设框架内,2011年,泉州行政中心在古城东方8公里外的海岸上矗立起来。设计者使行政中心所在地形如一艘巨舰的舰首,泊靠于东海之滨蓄势待发。跟着行政中心东移步伐的,还有主要的医疗、教育、房地产开发、商业机构,它们的新据点建成之后,古老的泉州,在功能上将为一座全新的滨海都会所替代。而这一滨海都会的建成,将彻底结束泉州以大溪来连接海洋与腹地的时代,使聚宝城南这一曾经的交通贸易枢纽地带成为“故事”。无论是1990年代“南片区”的叙述,还是过去几年“聚宝城南文化生态园”的计划,都是在这样的情景下提出的。正是在泉州“滨海都会化”的进程中,复兴“泉南”宋元繁荣景象的愿景被畅想着。这种愿景可能早已深潜于精英与市民中,但作为一种格式化的话语,其出现的直接背景,是1974年泉州后渚港出土宋船这一事件。正是在此之后数年,地方文史界中出现过一轮研究泉州港市的热潮。以上征引的关于城市形态演变史的论述,都是在这个阶段中提出的,它为后来的叙述和文化遗产的地理界定,作了奠基性的铺垫。与此同时,不应忘记,也正是在“泉南”方位得以确认的过程中,对于与海岸保持一段距离的古城如何“通海”这一问题,地方文史界也展开了研究。如1978年冬的一次考察表明,后渚港有数条通往泉州古城的古道,其中有水道一条、陆路四条,水道的终点正是位于“泉南”南端的聚宝。[42]
[1]作者简介:王铭铭,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北京100871);罗兰,伦敦大学学院教授(英国伦敦WC1E6BT);孙静,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1)。
[2] 王铭铭:《逝去的繁荣———一座老城的历史人类学考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溪村家族:社区史、仪式与地方政治》,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走在乡土上:历史人类学札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3] Rowlands Michael and Evans Harriet,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 role of intellectuals in Mali and Cameroon”, in Chris Shore and Stephen Nugent (eds.), Elite Cultures: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xford: Berg, 2002. Rowlands Michael and Evans Harriet, “Cultural Rights and Wrongs: Uses of the concept of property”, in Caroline Humphrey, Katherine Verdery (eds.), Property in Question, Oxford: Berg, 2004. Rowlands Michael and Evans Harriet, “Reconceptualizing Heritage in China: Museums, Development and the Shifting Dynamics of Power”, in Paul Basu and Wayne Modest (eds.), Museums, Heritage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London: Routledge, 2015
[4] 王铭铭、孙静编:《物与人:安溪铁观音人文状况调查与研讨实录》,北京联合出版社(待版)。
[5] Wang Mingming, “To learn from the ancestors or to borrow from the foreigners: China’s self-identity as a modern civilization”, Critique of Anthropology, vol. 34, no 4 (2014), pp. 397-2409
[6] Cheung Sidney, “Observation on the antiquities trade in China”,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Occasional Paper, No. 128, 2002
[7] 吴晗、费孝通等:《皇权与绅权》,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
[8] Esherick Joseph and Rankin Mary, 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9] Duara Prasenjit,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10] Hobsbawm Eric & Ranger Terence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11] “生活世界”作为哲学概念,曾被胡塞尔一脉的哲学家用来破除主客界线,其作用有如王国维对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辩证(王国维:《人间词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近期,该概念在人类学中广受采用,用以指一些以民族志为根基的哲学人类学,尤其是关于“常人存在”的人类学(如Jackson Michael, Life Worlds: Essays in Existential Anthrop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3)。我们用“生活世界”概念时,也接受其对主客之分的模糊化主张,与此同时,我们却不以此来形容“存在”。我们意义上的“生活世界”,即是指我们所谓的“人文关系”,又是指这些关系的“地方史”,包括其中含有的“地方性文化自觉”。同时,我们更为强调“生活世界”的整体价值。
[12] Tu Wei-Ming, “Cultural China: The periphery as the center”, in Tu Wei-Ming (eds.), The Living Tree: The Changing Meaning of Being Chinese Toda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34.
[13] 吴文藻:《论文化表格》,吴氏编:《论社会学中国化》,商务印书馆,2010年。
[14] 王铭铭:《民族志:一种广义人文关系学的界定》,《学术月刊》2015年第3期;《当代民族志形态的形成:从知识论的转向到新本体论的回归》,《民族研究》2015年第3期。
[15] 吴文藻:《〈派克社会学论文集〉导言》,吴氏编:《论社会学中国化》,商务印书馆,2010年。
[16] Clark Hugh, Community, Trade, and Networks: Southern Fujian Province from the Third to the Thir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17] Fei Hsiao-tung, China’s Gentry: Essays in Rural-Urban Relations,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53, pp. 91-107
[18] Skineer, G, William, “Presidential address: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history”, i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44, no. 2 (April 1985), pp. 271-292.
[19] 张星烺:《泉州访古记》,周焜民主编:《泉州古城踏勘》,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
[20] Schottenhammer Agela (eds.), The Emporium of the World: Maritime Quanzhou, 1000-1400, Leiden: Bril, 2001.
[21] 陈允敦:《泉州古城踏勘》;庄为玑:《泉州历代城址的探索》,均见《泉州文史》编辑委员会:《泉州文史》第2-3期合刊,1980年。
[22] 林雅婷:《泉州城历史宗教地理与神圣空间争夺》,中国闽台缘博物馆:《西岸文史集刊》第2辑,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年。
[23] Wang Mingming, Empire and Local Worlds: A Chinese Model for Long-Term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Walnut Creek: Left Coast Press, 2009.
[24] 王连茂:《泉州拆城辟路与市政概况》,《泉州文史》编辑委员会:《泉州文史》第2-3期合刊,1980年。
[25] 罗攀:《迷失的发展———现代化、城市规划与文化遗产保护》,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
[26] 泉州侨乡开发协会:《泉州古城调研管见:关于调整〈泉州古城控规〉的若干建议》,周焜民主编:《泉州古城踏勘》,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年。
[27] 泉州侨乡开发协会:《泉州古城调研管见:关于调整〈泉州古城控规〉的若干建议》,周焜民主编:《泉州古城踏勘》,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年。
[28] 陈自强:《论宋代泉州南外宗正司》,《泉州文史》编辑委员会:《泉州文史》第4期,1980年;Chaffee John, “The impact of the Song: Imperial clan on the overseas trade of Quanzhou, in Schottenhammer”, Agela (ed.), The Emporium of the World:Maritime Quanzhou, 1000-1400, Leiden: Brill, 2001, pp. 13-47.
[29] 庄为玑:《泉州历代城址的探索》,《泉州文史》编辑委员会:《泉州文史》第2-3期合刊,1980年。
[30] 傅宗文:《宋代泉州市舶司设立问题探索》,《泉州文史》编辑委员会:《泉州文史》第8期,1983年。
[31] 庄为玑:《泉州历代城址的探索》,《泉州文史》编辑委员会:《泉州文史》第2-3期合刊,1980年。
[32] 庄为玑:《泉州历代城址的探索》,《泉州文史》编辑委员会:《泉州文史》第2-3期合刊,1980年。
[33] 苏基朗:《刺桐梦华录:近世前期闽南的市场经济946-1368》,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89页。
[34] (元)汪大渊:《岛夷志略》,苏继庼校释,中华书局,1981年,第385页。
[35] [美]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地区城市化》,施氏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陈桥驿校,中华书局,2000年。
[36] 郑剑艺:《基于明清时期的泉州城市形态研究》,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37] 叶青:《泉州行郊点滴》,政协福建泉州鲤城区文史资料委员会:《泉州鲤城文史资料》第20辑,2002年。
[38] 沈玉水:《近现代泉州海关》,政协福建泉州鲤城区文史资料委员会:《泉州鲤城文史资料》第20辑,2002年。
[39] 吴健康:《泉州内港码头记忆》,政协福建泉州鲤城区文史资料委员会:《泉州鲤城文史资料》第30辑,2012年。
[40] 吴健康:《泉州内港码头记忆》,政协福建泉州鲤城区文史资料委员会:《泉州鲤城文史资料》第30辑,2012年,第35页。
[41] 安永绥:《民政福利生产企业》,政协福建泉州鲤城区文史资料委员会:《泉州鲤城文史资料》第11辑,1993年。
[42] 黄天柱、刘志诚:《后驻港通往泉州古道的调查》,《泉州文史》编辑委员会:《泉州文史》第4期,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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