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副院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北京城市规划学会顾问、北京市政府专家顾问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研究室高级工程师
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编制的几版总体规划指导了首都60多年的城市建设发展,凝聚了几代规划工作者的心血。董光器副院长从性质、规模、布局出发,回顾了历次总体规划的发展演变,其中既有历史事件的还原,也有背后的趣闻轶事,最后还分享了多年工作的体会和感悟。通过这次访谈,我对首都城市发展规律有了更为清晰、准确的认识,也真切感受到了前辈规划工作者对事业的拳拳之心和孜孜不倦追求真理的精神。
董光器:
新中国成立后的北京第一版总体规划是1953年编制,1954年修改上报中央的。当时我们还没有多少建设现代城市的经验,为此彭真市长组织翻译世界各国首都的资料,请了苏联专家来指导,发动留学欧美、日本的第一代规划师,像梁思成、陈占祥、朱兆雪、赵冬日、华揽洪等参与规划方案的编制。最后由市委对诸多方案加以综合,形成1953年方案。这个规划奠定了北京城市的骨架和基础。一个是水源问题,有人说北京不缺水,每年下的雨就足够养活北京了,当时在颐和园周围有很多泉水,从西山渗到地下,流到平原就喷出来了,叫溢出带。市里就组织专家考察周边的水源,并根据工业发展、人口发展的需要进行计算,最后得出结论,北京是缺水的城市。所以当时就提出来,要从境外引水,后来就陆续修建了官厅水库、密云水库等,还提出跨流域引水的设想。第二个是道路系统,当时私人汽车基本上没有,通过吸收国外经验,提出了环形放射的道路系统,在市区修四个环路,在外围修三个公路环,并以市区为中心建设24条对外放射路。1987年,伦敦的规划局长来北京访问,我给他介绍北京的规划,他说大伦敦的规划做了半天,就完整地形成了一条环路,你们4条环路,24条放射线都形成了,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水的问题、交通问题解决了,城市大的骨架就形成了。
第二版总体规划是1955年启动,1957年上报,1958年修改,1959年完善的。我是1956年参加工作的,那时正好是苏联专家来帮助编制总体规划。这一稿总体规划对1953年方案进行了深化,在1957年成稿后,恰遇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形势,当时要求城乡结合、工农结合、大地园林化。为此1958年做了修改,缩小了市区规模,扩大了卫星城的规模,形成一个“分散集团式”的格局,这里面当然有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这些政治上的因素。但是现在来看,“分散集团式”的思路防止了市区“摊大饼”,扩大了绿色空间,这些理念应该说还是比较科学的。当然这个规划也受到一些“左”的思想的影响,比如提出了新建住宅区一律按照人民公社化、集体生活的原则建设,小区设公共食堂,孩子全部入托,大中小学生全部住宿等。另外,就是城市的标准,考虑到城市远景发展,在1953年总规里就认为不能把标准定得太低,因为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城市的环境要好,主要是搞大绿化,城市要现代化,就要发展,搞工业,城市大了,汽车多了,要有足够的道路空间,所以概括出来就是“大工业、大马路、大绿化、高标准”。当时就有人批判北京的“三大一高”,但北京一直顶着,这次规划在此基础上对标准又进行了深化、细化。文化大革命时北京市遭到批判,说这是修正主义的规划路线。1959年的规划在文化大革命前已报送中央,当时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的办公室都挂了规划方案图。当年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的会议,听了北京市的汇报,表示原则同意,后来因为中苏分歧扩大,又遇到困难时期,中央顾不上了,这个规划就没正式批。
60年代困难时期,城市建设基本停顿。市委要求规划局趁此机会总结13年以来的城市建设经验,为迎接新的城市建设高潮做好准备。通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发现了很多城市建设中的问题。一是骨肉不配套,当时主导思想是先生产、后生活,结果生产发展了,生活跟不上,住宅缺,上托儿所困难,看病困难,交通拥挤等。二是环境污染,由于工业发展过大,出现了东郊挤、南郊乱、西郊大的乱象,市区的水系全部污染了,出现了37条“龙须沟”。另外还有其他一些问题。这次研究为后来的规划工作打了一个好的基础。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北京的规划被国家建委下令暂停执行。在没有规划的状态下,城市建设出现了很多乱象。例如,把仓库盖到规划的京周公路上,后来要修路,又马上拆房子;把厕所修在自来水干管上,污染了自来水。建设局规划组提出意见,革委会管城建的杨寿山还发脾气,说规划怎么管那么宽呢,修个厕所还要管;在大北窑把公共汽车站的调度室修在中压煤气管上,引起煤气泄漏,造成火灾;碧云寺附近的农民乱采煤,把碧云寺泉水的泉眼挖断了,后来的所谓的泉水都是自来水。1971年,万里恢复工作后,开始重新修订总体规划,但由于文革还没结束,当时市委书记是吴德,说看不懂,就搁下了,他当时也没有心思管城市规划。
之后,由于各方面对规划的意见不统一,规划迟迟没有出台。直到1980年中央书记处听取了北京城市建设问题的汇报,当时胡耀邦总书记作出了“关于首都建设方针的四项指示”,提出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国际交往中心,首都建设要实现社会治安最好、科学教育发达、环境清洁优美、人民生活安定,经济建设要适合首都特点,重工业基本不再发展等。之后,总体规划才于1982年编制完成并上报中央。可以说,这个规划是一个拨乱反正的规划,在落实中央指示的基础上,总结了过去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针对城市建设突出的问题,提出了解决思路。由于还是计划经济体制,规划实施的计划经济特点也很鲜明。比如提出规划实施要解决好领导、体制、投资等几个问题,首先要加强领导,最好能请万里来,由副总理直接管;二是建设体制要改革,最好把建设任务下达到北京市,由市里按规划统一建设,建完后统一分配,该给谁给谁,这样就不乱了;三是投资要加大力度,跟中央要150多亿元,用于改善首都的基础设施。国务院审查时,赵紫阳说规划很好,这些事也应该做,但党说话是算数的,国家没那么多钱,所以这个规划只能原则批准,就是说你往这个方向努力吧。这个规划得到了中央高度重视,由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文件,原则批准,同时考虑到中央机关很多,为了协调各方面关系,决定成立首都规划委员会,像国家计委、经委、总后营房部、中直机关事务管理局、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等都参加进来,当时希望万里副总理当主任,后来万里说还是由北京市长来当吧。这个阶段的北京城市建设发展很快,主要是住宅和基础设施的建设规模扩大了,还了部分欠账,像团结湖小区、双榆树小区、劲松小区,都是那个时期建的。
1992年总体规划正在做准备工作的时候,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了,接着十四大又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种情况下,这一版规划需要解答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怎样进行城市建设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要明确首都21世纪发展方向,因为以前历次总规的的最终日期都是2000年,这次要到2010年,是跨世纪工程。当时我们没有经验,所以就采取了开门搞规划的方法,动员了中央和地方的共80多个部门参加,我们出了24个题目,都列出提纲来,规划部门的人员分散到这80个部门里,和他们一块搞规划,最后规划是在综合了60多个专题报告,100多万字的材料的基础上形成的。由于事先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见,在规划出来以后,得到各方面的拥护。这个规划在好多方面都有突破,比如城市性质增加了“现代国际城市”“世界著名古都”的说法,经济发展方针提出了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第三产业发达,优质高效的,适合首都特点的经济,基础设施把南水北调、西气东输等都放进去了。最关键怎么来实施总体规划,提出了几条措施,一是土地有偿使用,开发房地产,二是城市基础设施产业化经营,三加强法制建设,四是公众参与,这几条措施和市场经济都比较契合。这一版规划中央审查时很干脆,批复同意修订后的总体规划,说符合十四大精神,符合北京的实际,对首都今后的建设和发展具有指导作用,望认真实施。1992年版规划从实施来说是比较成功的,20年的规划提前5年实现,应该说规划还是比较符合实际。后来因为申奥成功,2000年以后城市发展速度陡然加快,人口规模迅速突破,于是提出修改总体规划。2004年,新的总体规划得到国务院批准,这版规划在大的思路上和1992年规划是一致的。
总体来看,北京城市建设虽然问题不少,但基本是按规划进行的,城市的框架也无大的变动,几次修编也是与时俱进,不断进步的,指导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大的方向是正确的。城市规划从学习苏联和欧美发达国家经验的基础上起步,随着政治经济形势变化,针对出现的新问题,通过不断的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教训,调整、深化规划,逐步形成了具有北京特色的规划体系。
董光器
1953年总体规划确定城市性质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经济中心,强大的工业基地和技术科学的中心”,这和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有密切关系。北京刚解放时是个消费城市,基本没有工业,只在首钢那儿有个炼铁厂,而且只能铸铁,不能生产钢,在东郊还有日本人建的几个工厂,包括酱油厂、木材厂、农机厂等,农机厂还不生产拖拉机,主要生产滑犁。当时北京有160多万人,其中30万人失业,失业率很高,要不发展经济,政权巩固不了。彭真在人代会上讲话,说北京现在的任务,第一是生产,第二是生产,第三还是生产。在这个背景下,北京提出要搞工业基地,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是无可非议的。再一个,北京是首都,要为全国工业化、现代化带个头。但国家计委有点不同看法,认为北京的工业搞的太大了。北京虽然在1953年就提出要发展工业,但是受当时中央对沿海城市要限制发展政策的影响,工业发展并不快。一直到1956年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沿海地区工业也要适当发展,把这个禁令解开,这才有了在1957年、1958年、1959年工业的大发展。我当时刚参加工作,主要管朝阳区,来了个工厂,钉四个桩,画一块地给它,工厂就建起来了。这一时期工业快速发展带来了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一系列的问题。
工业大发展的思想一直延续到文革以后。当时书记林乎加和北京市经委都是主张工业要大发展的,这和我们提出的骨肉配套,疏散首都单位、产业是矛盾的。后来胡耀邦提出四项指示后,思路才明确了。中央办公厅直接把文件发到了市里。有了这个令箭,规划编制起来就顺利多了。所以1983年版总规就突出了“政治、文化”两个中心,“经济中心”就不提了,其实一开始只提了“政治中心”,后来是万里提出来把“文化中心”也加上。
1992年修编总规时,大家对“政治中心”“文化中心”都没话说,但觉得两个中心对首都发展方向还不能完全涵盖,应该放到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进行考虑,后来就增加了“世界著名古都、现代国际城市”。关于“世界著名古都”,一开始有人提的是“24个历史文化名城的首位”,后来认为还是“世界著名古都”更符合北京历史文化名城在世界上的地位。关于“现代国际城市”,主要是考虑城市要国际化,首先要现代化,而且国际城市的标准是逐步提高的,提“现代国际城市”有较大的弹性,因为需要有一个较长的过程才能达到。另外,城市性质里虽然不提经济中心了,但总规对于“经济怎么发展”这个问题还是要回答的。当时就考虑北京有那么好的环境、那么多的历史遗存、那么多的人口,生活水平那么高,第三产业一定要发达,而且三次产业的概念在1982年时还不是很清楚,这个时候已经很清楚了,所以就提出了“以高新技术为先导,第三产业发达,优质高效的,适合首都特点的经济”,后来贾庆林来了,就简化为“首都经济”。当时管工业的北京市经委主任说这个观点我赞成,这是一个给出路的政策。对于高新技术再多说一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工厂只管生产,不管创新,50年代建立电子管厂,过了30多年还是生产电子管,没有一点发展,可现在都是电子芯片时代了,你的产品卖给谁去,北京东郊的许多工厂后来都维持不下去了。所以最近习主席到北京来视察时就提出要建设科技创新中心,这对首都来说还是十分重要的。
总体来看,在北京的城市性质中,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是一以贯之的,其他都是根据时代的发展,按照北京在国家发展大局下的核心职责确定的,有时增加这个内容,有时增加那个内容。
董光器:
刚解放时,大家对城市规模搞多大都没谱,当时就参考莫斯科500万人、伦敦1000万人的规模,提出北京市区将来大概600万人。那么这600万人怎么出来的呢,主要是考虑当时北京市区范围东到定福庄、西到石景山,南到南苑,北到清河,一共是600平方公里,大体上可以装600万人,就定下了这个规模。应该说当时没有多少根据,但是到2000年时,恰好中心城发展到600平方公里、600万人。到了1959年,毛主席提出大地园林化,城乡结合、工农结合,于是就把市区部分规划建设用地改成了农田绿地,相应地市区规模也从600万人缩小到350万人,同时提出郊区要大发展,全市达到1000万人。当时提出这个恐怕更多还是主观愿望,真要实现也很困难,因为郊区也没有那么好的条件,好多工业放到郊区都发展不起来。但是,对市区规模的压缩对后来的城市发展起了好作用。1982年时,人口发展总的思路还是承认现实,强调控制。当时觉得全市1000万人已经打不住了,就提出了1200万人的控制目标。中心城区规划目标虽然从过去的350万人增加到了400万人,但那时候北京市城镇人口已经500多万了,而且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当时写报告时,我就提出这肯定实现不了。1992年时,第一次提出暂住人口要纳入城市规划,因为当时暂住人口已经将近100多万了,但将来发展多少没有经验,公安局也说不上来,我们根据前几年发展情况,大概每年20‰左右,到2010年大概250万人。对于户籍人口怎么定,我们找了公安局、民政局、总后、中央机关事务管理局座谈,觉得还是可控的,根据户籍人口增长情况,提出到2010年户籍人口1240万,大数1200万,加上暂住人口,总数1500万人。在2000年以前,户籍人口、暂住人口都是按照规划在发展,2000年以后,北京申奥成功,中央2800多亿元投资下来,基础设施、房地产大发展,人口猛然增加,没有任何限制措施,最快时达到每年60多万人,年均增长率达到37‰,这样一来,人口一下子就突破了。
到2004年时,根据北京的水资源容量测算,1650万人最合适,留点余量到1750万人。当时社科院以及国外一些专家根据东京的经验提出来北京将来要到3000万人。我就说东京3000万人其实是首都圈的人口,北京要是3000万人,首都就要搬家了。最后妥协的结果就是1800万人。2000年后没有任何措施来限制人口,当时市政府说人要来,我也没办法,而且要欢迎他来,为他服务。现在人口已经这么多了,再要疏散就比较难了,虽然近期中央提出来要建设副中心,要疏散产业,但这是个漫长、艰苦的过程,主要是已经形成了产业链,要人为打碎,转移出去,如果靠市场力量,只能慢慢来,政府可以加以引导,但作用有限。而且现在提出来的2300万人,我觉得已经超出了北京的容量了,是无奈之举。
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阶段是密切相关的。我总结了改革开放初期到现在的城市发展经验。一般来说,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后就进入结构调整时期,就不是靠人海战术来推动经济增长了,这个时候人口增长就会减缓。珠三角在改革开放初期人口增长每年40‰,到2006年就降到了10‰以下,浙江北部地区在改革开放初期达到33‰,现在是2‰。北京比较特殊,人均GDP早就超过4000美元了,人口还在增长,这里面还有其他的因素,一个是政策因素,比如奥运带来的基础设施、房地产的大发展,再一个是中国的城镇化速度太快了,英国工业化用了200年,欧美用了100年,日本用了50年,而我们在30年大发展过程中,中小城市还没来得及发育,移民潮就完成大半了,这些移民在这么短时间只能涌向大城市。将来只有靠区域发展,人口慢慢的调整,达到一个区域平衡。
北京空间布局一个重要特点是“分散集团式”,这个是在1958年规划里形成的。当时毛主席提出了大地园林化,城乡结合、工农结合的思想。我们就在刚刚完成并报给中央的总规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由于时间很仓促,主管规划的书记郑天翔,把陈干、沈其(当时管规划的组长)叫过来,趴在地上,把近期规划图当远景规划,剩下的都抹绿,形成分散集团式,并提出城区要有40%的绿地,郊区要有60%的绿地。虽然是特定时期的产物,但从现在来看,分散集团式扩大了绿色空间,并提出城市建设的空间要有所限制,这些理念都是比较科学的。
关于城市布局,我也不太赞成“摊大饼”这种简单化的说法。伦敦、巴黎、东京哪个城市不是从“摊大饼”开始的?城市要发展,要盖工厂,你离老城太远,要基础设施没基础设施,要服务没服务,难以生存,只能是贴着老城发展,要依靠老城的服务设施逐步发展,那当然是“摊大饼”了。可是因为发展太大后,物极必反,形成了“大城市病”,阻碍了城市发展。这个时候就不能再走外延扩张的老路了,要转向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城市质量、内涵发展的道路。同时,要通过发展区域城市群来减小中心城的压力。当然调整转移的时机也很重要,产业还处于向中心城集聚发展的阶段时,谁也难以阻挡这张“大饼”的迅速扩大,规划应适应发展需要,为城市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当产业从集聚转向扩散后,规划就应该把重点放在郊区和区域。
1992年版总规在城市空间发展方针“两个战略转移”中明确指出“城市建设重点逐步从市区向远郊区转移,市区要从外延扩展向调整改造转移”,当时北京的城市建设80%在中心城区,20%在郊区,我们建议在2010年时实现增量部分40%在郊区,60%在中心城区,这个设想到2009年实现了。2004年的“两轴两带多中心”、现在的京津冀一体化和“两个战略转移”在城市发展的区域观上是一致的,将来只有京津冀城市群形成了,北京的规模才能得到控制。目前,中国的工业发展已经逐步成熟,包括高速公路、高铁等在内地的基础设施发展也很快,还有互联网等,这些对推动城市群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因为时空距离缩短了。另外,也要看到,要形成服务完善、比较发达的城市群,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很难一蹴而就,须要长期不懈的努力。
这个不是我刻意选择的,是在工作过程中逐步觉悟的。我学建筑学时期的感受是建筑师主要讲创意,是老大,别的专业,比如结构、设施都要给我服务。从事城市规划工作后,发现不是这样,谁先谁后不是绝对的,比如没有交通城市就发展不起来,因为到不了那,以前北京郊区的柿子很多,但经常就烂到地里了,没有路,后来郊区公路修进去了,村子的经济就发展起来了。在这儿认识到交通很重要。
上世纪60年代进行十三年总结时,看到盖了那么多房子、工厂,结果污水排不出去,河道污染,就是因为先生产后生活导致的。刚解放时,老百姓人均居住面积4.5平方米,到了六几年,人均只有3.6平方米,居住水平反而越来越低。原来北京的煤气供应主要是东南郊的焦化厂,有一年焦化厂焦炉出故障了,大春节煤气供不上了,后来用首钢的煤气来支援。在前三门地区,李瑞环说大楼盖起来就是胜利,结果污水没接通,电没接通,拖了很长时间没法入住,外国的消息说北京出现“鬼楼”了。从这儿,我思想上有了一个转变,搞城市规划不能只懂建筑,要重视基础设施。但到了这个阶段,我的思想其实还只停留在工程学。
后来在工作中不断思考,城市要现代化,她的动力是什么,是经济。特别是1992年修编总规时,我突出地感觉到没有发达的经济就没有发达的城市。这之后,我的兴趣一直在关注城市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上。从世界各国经验来看,没有经济发展城市就没有活力。所以搞规划的人不能只局限在本专业,越是到宏观战略研究,知识领域越要广。
我觉得城市规划主要任务是为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合理的空间,所以要分析各方面的需求是什么,怎样安排才能各得其所。这里面其实是根据需求、现状条件来做选择,没有绝对的真理。比如,我需求很高,但我没钱,那就只能有多少钱办多少事。搞规划就是各种矛盾协调的过程,在需要和可能、局部和整体、现在和将来这三个关系中权衡,进行方案比较、可行性研究,寻找一个合适的门槛,规划的科学就在于门槛的选择,要选择最合理的门槛,让效益最大化,损耗最小化。
另外,搞规划不能纯技术研究,要把你的观点变成决策者的思想,要引导房地产开发,让他按你的思路来发展。应该说,规划工作的综合性、长远性决定了其代表着城市的整体利益、公众利益,因而有人说规划工作者是“天然的社会主义者”。所以城市规划作为技术来看就是寻找门槛,从世界观来看,就是为大众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