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年会经严格评审,共有244篇论文在平行专题会议上进行宣读,《上海城市边缘区乡村聚落空间演变及规划建议》一文,由上海同济城市规划研究院邓潇潇在“专题会议二十四:需求导向的乡村规划"会场宣读。

关键词:上海,城市边缘区,乡村聚落,空间类型,演变路径,规划建议
1.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工业化水平持续快速提升,各级城市为了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开始向更为广阔的周边非城镇化区域拓展,与城市建成区毗邻的乡村地区受到核心城市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的影响,逐渐成为城市外延活跃地带,即城市边缘区。城市边缘区是城乡之间的过渡地带,兼具城市与乡村特征,是城市化最敏感,变化最迅速的地区(顾朝林,1995)。
城镇化的冲击和乡村工业化的推动,使得传统的自循环、封闭式乡村聚落逐渐开放。由于临近中心城市的特殊区位,位于城市边缘区的乡村聚落最先受到城镇化的影响,体现出与传统乡村聚落截然不同的演变方式。
城市边缘区乡村聚落的空间演变,是城市边缘区乡村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的空间投影,也是城镇化过程中城乡关系转变的具体体现。其研究将有助推进城市边缘区城乡协调一体化发展,促进城市边缘区乡村聚落的优化转型。
2. 相关概念界定
2.1 上海城市边缘区
上海是我国最大城市之一,其城市规模自改革开放以后呈快速扩张趋势。
1979-2009 年间上海城市面积由254. 92km2 增加到2968.01km2,增长幅度达1064%(尹占娥等, 2011)。城市建成区的扩张同时带来城市边缘区的不断外迁,老的城市边缘区逐渐转化为城市核心区,更远的乡村腹地受到城市的吸引和辐射被逐渐纳入城市边缘区的范围,因此上海边缘区实际为一个滚动变化的地域范围,其界定需通过多要素综合研究,本文不做详述,谨以上海中心城区外围区县作为上海城市边缘区范围,即闵行区、宝山区、嘉定区、松江区、青浦区、奉贤区、金山区、崇明县和浦东新区部分区域。
2.2 乡村聚落
“聚落”(settlement)一词源于德文,意指居住地。《现代地理学辞典》(P672)中,“聚落”被定义为人类为了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而集聚定居的各种形式的居住场所,又称居民点(郭晓东, 2007)。聚落按照规模与性质,可以分为城市聚落和乡村聚落。
对于乡村聚落的界定有两种主要方法,一种是地理划分法,认为乡村聚落是位于乡村地域范围的居民点,第二种为人口划分法,乡村聚落是指以农业活动为生的乡村人口的聚居地。这两种界定方法对于城市边缘区的乡村聚落都有所局限,城市边缘区作为城乡过渡区域,乡村聚落和城镇聚落在空间上呈现交错布局,乡村人口和城镇人口在同一聚落比邻混居,因此单一的地理划分及人口划分不能反应乡村聚落的真实属性。本文结合两种方法,将乡村聚落定义为,非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的居民点,以及城镇建设范围内,以乡村居民为主要居住人口的居民点或居住社区。
3. 上海城市边缘区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研究
上海周边区域乡村聚落的空间演变可以归纳为两个不同的阶段:未被纳入上海边缘区范围以前,地域城乡二元结构明显,乡村聚落为单一均质的传统型村落;被纳入上海边缘区以后,城镇化速度加快,城乡之间的壁垒逐渐消解,乡村聚落的格局发生根本性改变,新型乡村社区的兴起取代了传统村落的地位,成为城市边缘区乡村聚落的未来发展趋势。
3.1四种乡村聚落类型
未受到城镇化影响之前,上海周边区域乡村聚落类型单一,以自然村为单位的传统村落是乡村生活的基本空间载体;随着上海城市边缘区范围的扩张,被纳入其中的区域乡村聚落逐渐转向,新型乡村社区开始兴起,逐步替代传统村落成为城市边缘区乡村生产生活的中心,因而乡村聚落也分化为四种类型:
表1 上海城市边缘区乡村聚落类型表
类型 | 传统村落 | 城中村 | 中心村社区 | 安置社区 |
布局特征 | 居民点沿河流呈点状或带状分散布局,四周有农田包围,住宅布局疏散,密度低,有菜畦、自留地与宅院穿插 | 被城镇建设用地包围,保持传统聚落的形态,但用地较紧凑,与周边城镇建设用地的边界比较模糊 | 集中布局,一般为村委所在地,与镇区道路联系紧密。内部住宅造型一致,布局规整,多为南北向行列式布局 | 集中布局,多层或高层公寓式住宅,建筑围绕公共开敞空间布局。 |
形态 | 碎片状或带状分布 | 带状分布 | 团块状 | 团块状 |
住宅 | 独立式住宅,独门独院 | 独立式住宅,独门独院 | 独栋洋房 | 公寓式住宅楼(多高层为主) |
层数 | 二至三层 | 二至三层 | 二至三层 | 多层或高层 |
分布位置 | 未进入边缘区前均匀分散布局;纳入边缘区后,传统聚落主要分布在距中心城市和郊区城镇较远的农业区域。 | 中心城区边缘或郊区新城、郊区市镇 | 各行政村中心位置,交通便捷 | 郊区新城、郊区市镇 |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3.1.1 传统村落
传统村落是农业社会时期上海周边区域乡村聚落的主导类型。自然环境是传统乡村聚落空间结构的决定性因素,一方面提供聚落资源背景,另一方面构成限制聚落空间发展的主要瓶颈。在聚落的形成过程中,风水理论,即有关人与环境关系的经验性集体心理,对聚落的选址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在“藏风聚气,界水而止”的营建原则指导下,乡村聚落与山、水、田之间形成和谐的互动关系,并使同一自然环境影响下的乡村聚落呈现相似的风貌。
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下,内向型乡村农业生产活动以家庭为细胞,以村落为核心,以耕作为空间界限,形成了相对独立封闭的空间结构。在自然环境和农业基础的制约下,传统村落在空间分布上表现出明显的均质性和职能的同构性(韩非等, 2011)。
就内部形态而言,乡村聚落也表现出高度的均质性,主要表现在相似的建筑形态上,上海边缘区传统聚落乡村住宅大多为体量相似、面积类似的二层或三层独院楼房,住宅布局分散,院落之间常有自留田、堆场和空闲荒地穿插,造成土地的浪费,如下图所示。

图:日渐衰落的传统乡村聚落和夹缝中的“城中村”(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3.1.2 城中村
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一些临近中心城区、郊区城镇的乡村聚落逐渐与城镇建设用地相交融,在用地布局和空间形态上很难辨别两者边界。部分城镇开发跨过乡村聚落在其外围进行,最终导致聚落被城镇建设用地完全包围,成为孤岛式的边缘区城中村。虽然从土地权属上,该类村庄属于乡村集体用地,但从用地功能和用地性质上,这类村庄已经从一定程度上承接了城镇职能,并凭借紧靠城镇的区位优势得以共享城镇的各种资源。
尽管空间上仍保持传统乡村聚落的布局模式,但“城中村”已转为街道社区建制,居住村民也已转为城镇市民,不再从事农业活动,多以商贸、餐饮服务或出租自营物业谋生。相比于周边城市社区,城中村聚落的居住条件相对落后,房屋出租价位较低廉,成为外来务工人员聚居的主要区域。为了获取更大的房租利润,城中村的加建、改建现象较严重,聚落的空间结构较混乱,如图3所示。
3.1.3安置社区
由于城镇扩张、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园区建设,大城市边缘区乡村聚落征用搬迁情况较为普遍,对于被征地村民的安置,政府一般采取统一规划、集中修建的方式,在城镇建设用地中划拨固定面积的异地安置土地,用集约的方式安置数个行政村的失地村民。常见的安置社区有别墅式住宅和高层公寓两种类型,前者户均面积较大,环境质量较好,更能满足转型中的乡村居民的生活习惯;后者用地集约紧凑,配套设施齐全,但居住品质与别墅式中心村仍有一定差距。
征地农民安置社区在空间布局和物质形态方面和普通的城镇社区无二,配套设施较传统乡村聚落有大幅度提升,但社区内部存在的乡村传统生活方式与城镇化的居住模式之间仍存在一定的阶段性冲突。从安置社区的居民结构来看,安置村民只是社区居民的一部分,仍存在大量的外来人口和租赁人口,这些租房者有外来务工人员、城镇居民、学生等,社区居民异质性强,人口流动性大。

图:上海边缘区安置社区和中心村社区(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3.1.4中心村社区
20世纪九十年代起上海开启中心村规划,十一五规划提出中心村作为上海郊区农民居住单元,之后陆续出台多项有关中心村规划的政策规范、标准文件(宁秀红等,2015)。这些举措有力地推动了上海城市边缘区各区县的中心村社区规划建设。中心村社区规模一般在5-10公顷,是传统乡村聚落平均面积的5-7倍,其规划布局集中、规整,住宅建筑多为2-3层独棟洋房,呈向行列式分布。每户常设有宅前院落,延续了传统聚落的宅院功能,成为各户日常生活的中心。
与集中于城镇的安置社区不同,中心村社区一般分散在各行政村中心位置,为村委所在地,交通便捷,有城镇道路与中心镇区联系。中心村社区的土地权属为集体所有,除市政动迁等情况,一般社区建设的资金来源主要是集体资金和农民个人投资。由于土地为集体所有,村民对宅基地只享有使用权,在现阶段不能够通过房地产市场进行转让交易,只能在集体成员内部进行转让、置换。
3.2 四种演变路径
从农耕社会的单一传统村落到现阶段的多元化乡村聚落,城市边缘区的乡村聚落经历了四种不同的演化路径:其中距离中心城区较远的边缘传统村落保持其独立演变的路径,沿自身发展脉络平稳渐进更新演变;紧邻中心城区或郊区城镇的部分村落在城镇扩张的过程中逐渐被城镇建设用地包围,成为城中村;另一部分村落在城镇化过程中土地被兼并为城镇建设用地,或被重要基础设施建设所征用,则通过拆迁安置的途径,统一迁至安置社区;此外,在各村基础较好或区位较优的位置,部分乡村聚落被改造或新建为中心村社区,通过“迁村并点”的方式,将小规模、分散化的传统村落向中心村社区集中。

图:上海城市边缘区乡村聚落的空间类型和演变路径
3.2.1 路径一 “独立演变”
改革开放以前,上海城市边缘区传统村落广泛分布在除中心城区、郊区市镇以外的所有行政村范围;今天仅在距离中心城区、周边新城或市镇较远距离的边缘农业区域,传统村落仍保持完整格局,这些村落周边有农田包围,聚落界限较为明确,独立性较强。由于与中心城区、镇区有一定空间距离,该类聚落受到相对滞后的城镇化影响,其演变路径主要延续自身发展脉络,除了乡村聚落内部的农宅自发性更新以外,没有规模化的建设活动。
随着上海边缘区居民就业结构向非农化转变,乡村聚落的独立化演变路径在很大程度仍受到了城镇化的波及,传统村落将会进一步减少,被更集约、紧凑的新型乡村社区所替代。
3.2.2 路径二 “城镇包围”
在上海中心城区及郊区城镇边缘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仍存在部分具有明显乡村空间特征的孤岛村落。在城镇化初期,这些乡村聚落都曾独立于镇区以外,在城镇扩张的过程中由于村庄周边除居民点以外的土地均被征用为城镇建设用地,聚落本身改造拆迁成本过高,难以实现资金的就地平衡,因此被城镇开发绕过。该类村落失去了捆绑土地开发的机遇,在外围全部城镇化的情况下仍然保留。由于其周边用地已全部城镇化,这类传统乡村聚落体现出与独立演变的传统型村落完全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
3.2.3 路径三 “拆迁安置”
城镇建设用地的扩张、大型基础设施和工业园区建设征用土地,造成部分乡村聚落的拆迁,乡村居民在政府或相关部门引导下,集中迁至安置社区或新建中心村。与传统乡村聚落相比,安置社区布局更为集中,聚落的资源配置、社会管理效率等方面有所提升,但由于运作过程受到城市开发建设和经济运作模式的影响,安置区位、聚落布局和住宅形式体现出明显的差异性。
3.2.4 路径四 “迁村并点”
2004年上海市出台《关于切实推进“三个集中”加快上海郊区发展的规划纲要》,指出“农民向集镇集中,农田向农场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的郊区发展战略。其中针对乡村居民点提出了“加快归并农村居民点,建设居民新村”要求,通过自然村向中心村的集中,改变现有的规模小、分布散的传统乡村聚落布局模式,减少零散布局带来的土地浪费和基础设施成本压力。早在该政策推行前的上世纪九十年代,上海城市边缘区乡村聚落的村庄迁并工作就开始起步,各区县的部分分散村委在交通条件较好的位置集中起建新型乡村社区(中心村社区),将规模小、布局散、设施基础较差的自然村居民集中迁入,以降低分散乡村居民聚落带来的浪费。
3.3 上海城市边缘区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特征总结
3.3.1 从城乡聚落分离向城乡一体化转变
未纳入上海大城市边缘区范围前,上海周边郊区仍保持以农耕经济为基础,城乡二元分化的中心-外围空间结构,中心城区、重点城镇的团块聚集式布局和周边小规模分散化的乡村聚落斑块之间缺乏联系,存在明显城乡空间界限。随着郊区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上海城市边缘区经济结构重心由农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形成了全新的多样化空间要素,包括聚集化发展的村镇工业园区;以高档别墅和郊区高层住宅为主的新型商品住宅;集中规划、统一修建的安置社区等。这些要素相互叠加,交融,和传统乡村聚落穿插交错,城乡之间已很难辨明界限,城乡空间结构向一体化转变。同时,城市居住社区与乡村聚落之前的界限日益模糊,已很难单从空间布局、住宅类型上判断城乡聚落的差别,人群的居住混杂现象增加了城乡聚落融合的趋势。
3.3.2 从单一聚落类型向多元聚落类型转变
城市边缘区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的最直接体现是聚落类型的多样化转变。随着城乡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边缘区乡村住宅的需求和供给日益多元,住宅环境和社会组织模式由传统村落型向现代化社区型过渡。上海城市边缘区的传统乡村住宅多沿河道、机耕路两侧修建,呈行列式布局,独户独院,兼具生产功能与居住功能。90年代以后出现了大量新型乡村社区,住宅由行列式带状分布向集中团块状社区转变,区位也由自然环境依托型转向交通主导型。除新型乡村社区,拆迁安置于城镇安置社区也是乡村居民住宅方式转变的一种方式,这种安置社区多位于城市边缘区小城镇,住宅以高层住宅为主,已完全脱离了农业生产功能,是纯粹的城镇型居住社区。
3.3.3从分散向聚集转变
在农业生产为主导的传统经济阶段,由于耕作半径和交通条件限制,上海外围地区乡村聚落规模较小,呈现分散化碎片状布局。随着城市边缘区乡村区域的转型发展,乡村聚落的总数量逐渐减少,而平均规模逐渐增加,乡村聚落的位置也由再各行政村的离散分布向位于各行政村中心或中心镇区的新型乡村社区集中,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由离散向聚集化转变。
4.上海城市边缘区乡村聚落发展建议
在上海城市边缘区乡村聚落的类型、演变路径、演变特征的研究基础上,相应地提出未来城市边缘区乡村聚落发展的三点建议,为乡村规划和新农村建设实践活动提供思路参考。
4.1 强化土地集约利用,引导城市边缘区乡村聚落的聚集发展
根据统计,至1996年底,上海共有2984个行政村,每个行政村村域面积2平方公里,平均人口约为1600人,自然村平均村域13公顷,平均人口90人,人均占地达到186.5平方米,乡村聚落规模小,土地浪费严。由于聚落分布分散,造成土地和社会投资的低效性。分散化发展的乡村布局造成周边农田的碎片化,也增加了基础设施投入的难度,集中布局的乡村聚落的水、电、路、绿化等基础设施投资平均每户183元,而小规模分散化传统村落的投资达到了每户5100元(任春洋等,2000)。分散布局带来的社会经济能耗成为制约传统村落发展的主要瓶颈,集约紧凑的乡村聚落将成为未来发展趋势。因此合理引导乡村聚落的聚集化发展将成为下一阶段乡村规划的重要内容,即引导规模小、布局散、环境差的粗放式自然居民点向设施条件和区位相对优势的新农村社区集中。
4.2 正视边缘区乡村居民的双重需求,合理选择新型乡村社区的居住形式
城市边缘区的城乡过渡性表现在生活方式上,即是乡村居民的双重需求,尽管乡村居民的户口已转为非农户口,享受小城镇社会保险,但仍在很大程度保持农业社会的生活习惯。在传统村落中,农民宅院作为小农经济的单元,既是生产空间也是生活空间。“堂屋最大,用来做劳作的场所,例如养蚕、打谷等,天冷或下雨时,人们在这里休息、吃饭,也在这里接待客人或者存放农具、农产品。”(李立,2007)由于居住形式由乡村宅院转变为新型社区,这些传统乡村活动失去了空间载体。乡村居民在其根深蒂固的生活习惯影响下,在新社区内见缝插针地开辟空间,将社区公共开敞空间宅院化,自行存放农产品、晒谷物等。因而在新型乡村社区规划设计中,应正视乡村居民的需求,既保障现代化生活所需的服务设施,又能满足延存的农业生活习惯,如在公共空间合理开辟社区农园、公共晒场等空间,以花果蔬菜作为社区景观营造手法,兼顾现代生活与农业生活双重需求,形成独特的新农村社区空间特色和风貌特征。
4.3 采取积极手段引导控制,加强对传统村落的历史风貌的保护与延续
随着城镇化和现代化深入城市边缘区,乡村居民的就业结构和生活习惯逐步向非农化转变,传统型乡村聚落便于农业活动组织的优势逐渐消减,而生活、出行、设施供给的不便日益显露,乡村住宅逐渐闲置,居住人口日益空心化,大量乡村聚落消亡。在21世纪初的2000年,我国自然村总数为363万个,到了2010年锐减为271万个,10年内减少90万个(冯骥才,2013)。这些村落中不乏具有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的传统村落。诚然乡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乡村聚落的萎缩与衰落有其必然性,但传统村落作为乡村地域文化的物质遗存和非物质载体,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乡村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应当采取积极手段予以控制,在历史传承与聚落更新之间寻找平衡点,保护并延续有价值的传统村落。以上海城市边缘区的传统村落为例,首先可充分利用便捷的交通条件和区位优势,以自然环境、文化内涵、建筑空间、风貌特征为依托带动历史村落观光旅游业发展;其次,加强历史村落保护宣传普及,提高村民保护意识,通过传统村落保护提高乡村居民归属感与凝聚力;第三,规划先行,保护与发展并重,因地制宜地提出具有地域特色的乡村保护与规划指导原则,使得传统村落能以多样化方式得以焕发新活力。
5. 总结
我国现阶段仍处在快速城镇化阶段,城乡关系日益紧密,城市边缘区作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过渡地带,面临着经济、社会、空间结构的全面转型。而位于城市边缘区的乡村聚落,其空间演变受到城市郊区化与乡村城镇化的双向影响,体现出与传统乡村聚落截然不同的演变规律。上海城市边缘区乡村聚落在不断扩张的中心城区辐射影响下发生巨大变革,呈现出独立化演变、城镇包围、拆迁安置和迁村并点等四种空间演变路径,形成传统村落、城中村、安置社区、中心村社区四种不同乡村类型聚落类型,这一乡村聚落演变过程体现出城乡一体化、类型多元化、分布聚集化的主要特征。以此为基础,提出未来城市边缘区乡村聚落发展的三点建议,作为乡村规划和新农村建设实践活动提供思路参考,即顺应乡村聚落现代化转型的客观规律,有序引导其集约化发展;兼顾现代生活与农业生活双重需求,合理选择边缘区乡村聚落的居住形式;采取积极手段引导控制,加强对于传统乡村聚落的历史风貌的保护与延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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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特别致谢彭震伟教授的研究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