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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24日,主题为“规划60年:成就与挑战”的2016年中国城市规划年会在沈阳市隆重开幕,本届年会由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和沈阳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辽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协办,沈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承办。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迄今已成功举办了23届,今年又恰逢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成立60周年,来自全国34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1164家政府机构、科研院校及设计单位的逾七千名规划工作者会聚一堂,共商城乡规划改革与发展大计。
今年年会邀请了7位大会报告人,从国家政策、空间研究、经济形势、“一带一路”、全球化、城乡规划学科发展、城市治理等方面探讨当前城市规划工作中面临的一系列热点和难点问题。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黄艳作题为《历史发展阶段的要求——城乡规划改革》的大会报告。

黄艳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
黄艳指出,“十八大”以后,中央对城市规划改革提出具体要求。现在,城市规划改革面对两个主要任务: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任务--建立国家空间规划体系;城市发展方式转型的任务--以人的宜居为目标,把粗放扩张性的规划转变为提高城市内涵质量的规划。
针对建立国家空间规划体系的改革,城市总体规划改革是最重要的工作。
目前城市总体规划制度的突出短板很多,主要包括:缺乏城市全域的空间规划内容,事权划分不清,刚性约束、规范指导的层级传递不足,规划实施缺乏公众、同级人大、上级政府监督的路径和手段,审批效率低下,根据总体规划直接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造成城市“碎片化”等。因此,对城市总体规划制度的改革非常急迫,要通过规划编制、规划审批、规划实施监督的系统性改革,实现对接国家空间规划体系建立、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城市规划改革各项具体要求的目标。
要实现以人的宜居为目标,把粗放扩张性的规划转变为提高城市内涵质量的规划,需要加强城市设计、提倡城市修补。
黄艳要求,城市设计要在城市发展方式转型中发挥作用,同时,通过城市修补、生态修复,实现城市发展模式的转型、城市治理方式的转型。
最后,黄艳强调,规划改革需要明确认识、实现转变。对政府来说,城市规划是公共政策、是管理规则;对市民来说,城市规划师是技术人员,更是社会工作者;从自身的专业角度来看,数据可以改变规划方式、大大提高科学性。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孙施文作了题为《中国城乡规划学科发展的历史与未来》的大会报告。

孙施文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理事、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城乡规划作为社会实践,历史悠久,而城乡规划学科却是一门非常年轻的学科。国际上通常把1909年作为城乡规划学科形成的标志年份,中国的城乡规划学科形成于1950年代。1956年城市规划专业正式招生,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前身“中国建筑学会城乡规划学术委员会”也于这一年成立。《城市规划学刊》前身《城乡规划资料汇编》创刊于1957年。
孙施文教授介绍了城乡规划学科构建的本土文化背景与知识传统,分析了中国城乡规划学科的形成以及中国城乡规划学科的发展演进,对中国城乡规划学科发展的历史进行了总结与展望。
他指出,中国城乡规划学科发展的特征为:
第一,中国城乡规划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与社会实践及其需要密切相关,发展过程中路径依赖明显;
第二,学科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以国外为参照并不断引入其知识结构为基础,有学习就有选择;
第三,学科发展的实用性导向明确,学理基础及相关研究薄弱;
第四,学科及其知识体系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一到复合,再到内部分化和重新集结;
第五,学科发展的知识基础和重点呈现从建构和设计-研究-制度的历史发展过程;
第六,知识体系和结构中的各类知识的融贯性较弱,拼贴特征明显。
中国城乡规划学科发展的努力方向:
第一,规划是应用性学科,学科的学理基础应当是针对问题的知识运用,融贯各类知识付诸行动是关键;
第二,世界各国城乡规划体制不同,学科体系也各不相同,任何的借鉴和学习应当转换与整合;
第三,知识生产是学科发展的关键,中国问题、中国话语应明辨,普遍的学理逻辑和学术规范须遵守;
第四,规划学科的知识和成果输出(学科间、国家间)应当加强,这是规划学科提升和发展的基础工作;
第五,城市研究很重要,规划研究是根本,重视规划原理、制度建设、空间效应等的研究;
第六,强化规划实施评价的研究,这是规划内容、方法、研究、实施、制度等知识内容发展的重要途径。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理事、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段进作了题为《空间研究与城乡规划发展》的大会报告。

段进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理事、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段进教授以国内外空间研究的历史对比为基点,从国内城乡规划学界的空间研究演进、国内地理学界的空间研究演进、国内建筑学界的空间研究演进三个视角分析了六十年来的空间研究演进。他指出,总体上,空间研究有力地推动了国家城乡发展的“空间复兴”,并为其奠定了理论基础。
段进教授指出,城乡规划发展的一个趋势就是城乡发展的“空间复兴”。当前,空间规划成为规划行业的重要工作,空间成为城乡规划学科的核心内容。在“空间复兴”的大背景下,城乡规划之所以能更好地发挥空间统筹的作用,气原因主要在于对空间规律的系统认识和对空间规划技术方法的把握。但现实中存在着三个方面的隐忧:认知层面来讲就是对空间作用的片面认识;从研究层面来讲是空间规律研究的简单化现象;从实践层面来讲是套用空间规律、忽视差异性。
段进教授强调,面向真实世界的城乡规划,需要把握一个重要的方向,即尊重和顺应空间规律的城乡规划发展转型。尊重和顺应城市空间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城乡规划工作的基础。但空间规律又与一般自然科学规律不同,还应充分考虑到建成环境的人文性和现实世界的差异性。
段进教授强调,要全面认识城市空间的作用,努力掌握空间发展的规律,正确运用空间发展的规律。只有这样,才能让城乡规划在国家“空间复兴”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所长助理、研究员刘卫东以《“一带一路”:开启包容性全球化新时代》为题作大会报告。

刘卫东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所长助理、研究员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得到了有关国家的积极响应。同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在当年中央经济工作会上,“一带一路”成为特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专有名词,并在此后逐步成为统筹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长远、重大国家战略。两年多来,特别是 2015年3月《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公布以来,这个战略得到了各部门、各地区和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已经形成举国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局面。
刘卫东教授指出,正确理解“一带一路”需要认识其出现的大背景,这就是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要以“包容性全球化”为核心概念理解“一带一路”。他指出,丝绸之路的走向随着地理环境变化、经济发展和政治形势的演变不断发生变化;丝绸之路不是一个具有固定线路的空间现象,而是一个文化符号,其当代内涵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
因此,总的来看,共建“一带一路”是包容性全球化的倡议,是探索推进全球化健康发展的尝试,这既符合中国走出去的需要,也是让全球化惠及更多国家和地区的需要,是在经济全球化机制下促进区域共赢发展的一个国际合作平台。“一带一路”建设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在维护文化多元性的基础上共谋发展、共求繁荣、共享和平,是大多数国家的共同愿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作了题为《 2016 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的大会报告。

张立群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贡献津贴。
张立群教授在报告中指出,2010年以后,随着“一揽子”计划的撤出,中国经济增速持续回落。2012年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开始转向“稳增长”。但受国内外发展环境变化和经济转型升级活动的影响,经济下行压力始终较大。2016年,随着稳增长政策效果的持续显现,中国经济增速换档基本完成,经济增长总体趋向平稳。
未来,世界经济呈继续恢复态势,投资增长将大体趋稳,消费继续保持平稳增长。在这样的经济走势下,7月26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通过实施适度扩大总需求、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良好发展预期的组合政策,努力保持经济平稳发展走势,实现“十三五”良好开局。
张立群教授指出,当前的政策重点需要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调整:
第一,要坚持适度扩大总需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注重相机、灵活调控,把握好重点、节奏、力度,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良好宏观环境。
第二,要落实各项减税降费措施,保证公共支出能力和力度,发挥财政资金效应,引导社会资金更多投向实体经济和基础设施建设薄弱领域。
第三,要引导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合理增长,着力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优化信贷结构,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第四,要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隐患,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
第五,要持续深化“放、管、服”和财税、金融、创新、国企等重点领域改革。全面落实“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重点任务,通过有效的市场竞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实现优胜劣汰和产业重组,提升产能过剩行业集中度,积极推进科技创新,增强核心竞争力,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
第六,要采取正确方略和有效办法推进五大重点任务,去产能和去杠杆的关键是深化国有企业和金融部门的基础性改革,去库存和补短板的指向要同有序引导城镇化进程和农民工市民化有机结合起来,降成本的重点是增加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抑制资产泡沫和降低宏观税负。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宏山作了题为《回应导向的城市治理》的大会报告。

杨宏山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随着治理理论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针对城市治理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杨宏山教授指出,从公共管理的视角,城市是优质公共服务资源集聚的地理空间,城市治理的使命就是提供高品质的公共服务体系,提升配套性,构建可持续的财政筹集机制,改进公共服务。
在市场化改革中,城市形成两种联盟:一是以精英为主体的增长联盟,他们具有与决策者直接对话的渠道,拥有政策制定的话语权和一定的舆论影响力。另一种是以普通民众为主体的社群联盟。城市善治就是要在发挥增长联盟作用的同时,也要倾听社群声音,寻求最大公约数。
当前,我们国家治理处于从“效率优先”走向“凸显公平正义”的转型期中,我们在借鉴国外城市治理经验的基础上,也要建设回应导向制度,从城市规划的角度来讲,首先要加强规划师职业伦理建设,没有倾听,就没有一流的城市规划;其次,整合城市热线,便于公众参与;第三,构建联盟对话机制,推进民主治理,如委员会制度;第四,推进整体治理,化解“碎片化”问题;第五,改进市政绩效评估,强化问责约束,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是优质公共服务资源集聚的地理空间;城市是国家治理的缩影,城市善治,则国家善治;城市是国家创新的源泉,新制度在城市试点,再形成扩散效应;回应导向的城市治理,既要发挥专家作用,也要改进政策系统,增进协商民主,倾听社群声音,在对话中集聚共识。
清华大学恒隆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郑思齐作了题为《对中国若干区位导向性政策(Place-based Policies)的研究及讨论》的大会报告。

郑思齐
清华大学恒隆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何为区位导向性政策?区位导向性政策从广义上来讲,几乎所有的规划政策都是区位导向的,从狭义上来讲,国家通过公共投资、政策优惠和补贴等方式推动地区经济发展、提升社会福利的重要政策手段。这些政策与具体区位“绑定”,强调政策与地方自身的自然禀赋和经济基础形成合力,共同推动产业集聚和人力资本外溢,从而带动经济增长。
郑思齐教授指出,与区位导向性政策相关的三个关键城市经济理论是集聚经济、 人力资本溢出、 空间均衡理论,然而从理论到实际是困难的。那么区位导向性政策在什么情况下才会有效?存在要素配置扭曲,要素流动不充分,存在集聚经济、知识溢出的情况下,才会显现效果。
郑思齐教授对中国“交通基础设施投资、 开发区政策、 城市内破败地区的更新、 保障房建设”四类典型区位导向性政策进行了定量研究。
在对“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政策的研究中发现,第一,区位导向性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能够带动周边土地和房地产升值,为“溢价回收”政策(“Value Capturing”)提供理论和现实依据;第二,区位导向性政策体现了城市开发中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协同效应;第三,在实施区位导向性政策过程中,要注重公平性问题。
在对“开发区政策”的研究中发现,开发区政策具有显著的生产和消费溢出效应,要重视差异性,尊重城市发展规律。
在对“城市内破败地区的更新”研究中发现,“城中村”拆迁改造的溢出效应非常明显。
在对“保障房建设”政策研究中发现,住房保障覆盖范围是一个热点话题,地方政府提供住房保障的“短期成本与长期收益不匹配”。
郑思齐教授指出,区位导向性政策也面临着一系列常见的问题,如: 高铁、高速公路布局在哪里? 是否需要产业政策?哪里需要?需要怎样的政策?
如何避免这一列问题呢?要遵循三个原则:
第一,效率原则,要把资源投入到具有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的地方。
第二,人口自由流动原则。
第三,向没有享受到区位导向性政策好处的地方进行适度财政转移。
9月25日上午,由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主办,城市设计学术委员会承办的专题论坛一“机遇·使命·挑战”在沈阳新世界博览馆召开。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理事、城市设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教授级高工杨保军以《城市设计新方向》为题作特邀主题报告。

杨保军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理事、城市设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教授级高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天津、深圳等城市积极开展了城市设计工作。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强城市设计,提高城市设计水平。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城市设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全面开展、切实做好城市设计工作。
杨保军院长对城市设计提出了四点期望和一点感想。
期望一,城市设计要做到求同存异。城市设计定义本身存在多种表述,但“型体、空间、美学”等核心理念却是共识。所以说,城市设计需要有不同的声音,也需要学术宽容、包容。
杨保军院长指出,城市设计手段可以不同,但目标方向应当一致。中央对城市工作的开展有着明确的目标指向,城市设计发展当务之急,要实际解决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遇到的各种城市建设问题;学术的发展与理念的形成必须基于大量实践的积累,不能仅以个案经验,草率定论,而应放下争议、脚踏实地、放眼长远,从实践中真正探索出中国城市设计的精髓与内涵。只要方向正确,偏差可以在行进中调整。
期望二,城市设计肩负着历史使命、价值使命和百姓使命。杨保军院长分析了城市设计在城市化发展初期阶段、加速阶段、新经济时代的各自使命。杨保军院长强调,城市设计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如何使城市成为市民生活的幸福家园,成为人类文明的恒久载体,成为创新驱动的强大引擎。
期望三,城市设计要做到和而不同。“和而不同”包容那些“和谐”的不同;反对“强加”的不同。
期望四,城市设计要做到宽严相济。杨保军院长以法国的香榭丽舍大道的色彩控制和巴厘岛的高度控制为例,指出,“城市基调”必须严格控制。建筑控制的严格程度从背景建筑到标志建筑应越来越宽松,这是因为越是需要统一协调的建筑类型,就越需要通过制定严格的、共同遵守的准则来达到。
最后,杨保军院长谈了自己对城市设计的一点感想,阐述了规则与创造的关系。他以七律诗的格律严密性为例,指出无规矩不成方圆。城市设计如同格律,设定规矩,才能创造出优秀的作品。
9月25日上午,由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主办,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乡规划实施学术委员会承办的专题论坛二“规划实施与管理:演变与发展”在沈阳新世界博览馆召开。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城乡规划实施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教授、经济学院教授赵燕菁以《存量规划与城市化2.0》为题作特邀主题报告。

赵燕菁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城乡规划实施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教授、经济学院教授
赵燕菁强调存量规划不同于“旧城更新”,它是城市化的转型。存量规划不是转型完成后的“城市更新”,而是转型过程中的“城市再造”。不是空间要素的组织,而是一套新制度的切换。
城市化进程可以分成增量规划和存量规划两个阶段。二者阶段不同,成本不同。在第一个阶段,是一次性投资阶段,常常会面临资金不足的问题。所以关键是能不能获得融资,为一次性成本融资,怎么把现金流变成资本?我国政府通过土地财政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因为递减是未来收益的贴现,可以通过土地出让将未来收益贴现过来,用未来的钱建设基础设施。
在增量规划阶段,我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97年,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人增加到2015年的7.7亿人,增长了3.5倍。城镇化率由191年的0.74平方公里增加到2015年的5.2平方公里,增长了6倍。加上矿区,达到10万平方公里。这足以容纳12亿城市人口,按13.5亿人口计算城市化水平可以达到87%。
在增量规划阶段,经常性的投入会急剧增长,常常会资金不足。最关键的问题是能不能把资本变成持续的现金流?城市化的第二个阶段是第一个阶段的逆过程。这一阶段对现金流的需求超过对资本的需求。如果不能成功地从一次性收益转向持续性收益,城市化第二阶段就无法彻底完成。
赵燕菁认为,现金流是我们判断政策的基准。比如,在当前是否需要加大固定投入问题上,如果加大固投能带来现金流,“4万亿”也不算多,不能带来正的现金流,1元也过多;而在是否要鼓励新经济这一问题上,就要看新经济带来的现金流是否大于其摧毁的现金流;说到当前是否应该减税,赵燕菁认为,如果税收的减少迫使政府更加依赖一次性收入,减税会适得其反;在汇率高低问题上,如果能创造更多的现金流,即使资本项不平衡,也应该下调汇率。
所谓经济转型,就是从资本型增长转向现金流型增长。主要的政策目标,就是将已经形成的存量资本,尽量转化为真实的现金流收入。
赵燕菁认为,存量规划就是要盘活存量资产,给资产寻找现金流。比如,地下管廊、道路停车等等。而公共服务的“免费”并不都是好事。因为其楼市的价值(好GDP的减少)都会外溢到资产估值(也就是坏GDP)的升高上。而桥梁收费、水电收费、垃圾收费,甚至公园收费,都不必然是“坏”的政策。
开征财产税的本质,其实就是将这些分散收费的公共服务,通过一次性征税获得现金流。在70年物业到期该交财产税之前,对公共服务分散收费,也许是一个替代的办法。
赵燕菁认为,房地产是中国经济的核心,其存量部分,一定要小心不要泡沫破裂。增量部分,从拍卖一次性低价,转为拍卖未来的现金流。我国目前的房地产问题不是供需不匹配的问题。而是货币问题。应该切断金融机构给高租售比的房地产项目融资的渠道。对于其它存量住房,合法的,到期该交财产税并自动续期。违章的,该交地租或财产税后,办理合法产权。
我们可以利用公共道路、管线和公共基金等公共资产,城中村等私人资产,以及征收财产税等渠道创造持续的现金流。为了减少收费的阻力,这部分现金流可以不转为政府收益,而是转为居民的储蓄,一一直接打入劳保、社保、医保公交卡等个人账户。
最后,赵燕菁认为,我们的城市规划方法需要变更。我们要变规划决定为市场决定。原来我们做增量规划的时候,什么都是我们规划师定下来的。容积率、建筑,而控规既不能预知变化的功能,也不知变化的数量。按照功能一次性确定用途并收费的规划供地模式,决定了规划不能改性和增容。它会导致进入市场的土地,不是闲置就是违章。
对此,赵燕菁提出,未来有没有可能在规划的时候不规定地块的用途,而只收基本的地价,并针对不同的用途分别收费,由市场和开发商决定其用途?这种方式的可行性还有待探讨。
(根据报告整理,未经专家审阅)
9月25日上午,由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主办,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居住区规划学术委员会承办的2016中国城市规划年会之专题论坛三“融合共享--老龄化与社区发展”在沈阳新世界博览馆二楼会议厅 A举行。中国城规划学会城市设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院长、总规划师、高级工程师袁牧做题为《规划视角下的老年住区创新之路》的报告,从重新认识老人、老龄化的问题、全龄化住区规划、社区服务体系等方面进行解读。

袁牧
中国城规划学会城市设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院长、总规划师、高级工程师
袁牧副院长提出,不提倡单纯的只有老人居住的所谓老年社区,更提倡的是全龄化住区,关注老人的社会属性,关注以老人为本的社会服务体系建设,努力推动的是老年友好型城市和老龄友好型社会的建立与发展。要从以下几方面考虑老年住区的规划:
第一,重新认识老人,老龄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一个人的老去是一个逐渐发生的过程。最好的养老方式,应该是对既有生活和既有生活方式的延续。
第二,针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征,要考虑老龄化出量大、速度快、边富边老等特征;健康状态高龄化、失能/失智化、慢病化等特点;未来十年是出生在50-60年代的老年人群体;产业效应方面,产业布局重点在城镇、高龄老人的服务是产业布局的重点、老龄服务需求将变得异常强劲、老人资产盘活,房地产转型、老人健康医疗和失能服务等产品市场巨大、老年产品和服务要充分考虑老年人的文化品位。
第三,提倡全龄化社区规划。从“家庭养老”到“社会养老”,理想的老年生活,要建立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之上,需要规划先行,建立完善的养老服务体系;全龄化社区的概念是在宅养老,就地养老,不脱离亲情,不脱离社会,不脱离熟悉的生活环境。注重产业平台在其中的作用才可持续。
第四,社区服务体系方面,社区养老要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特殊化需求;医养结合是未来老年住区的核心功能;关注不同阶段的老人“医养结合”的需求。老年住区的规划,必须要满足社区服务体系运营的要求,必须为社区服务产业链健康发展提供基础。
最后,袁牧副院长介绍了清华同衡养老产业的发展之路,搭建养老行业资源平台,诚邀有志于中国大健康养老事业的企业、机构、个人加入,共同为“建康中国”建设努力!
(根据报告整理,未经专家审阅)
(资料整理自中国城市规划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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