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郑俊 规划研究所
前段时间上海总规公示后,迅速成为热议话题,尤其是关于上海市的人口规模等问题,引起各界人士广泛关注。
本文倒不是想凑热闹,而是觉得有必要趁着大家如此关注城市规划,捋一捋城市规划当中人口的那些事,顺便谈一谈本人一些粗浅的认识,请各位不吝指导。
城市规划之所以绕不开“人口规模”这个大家既关注又不那么“真心”关注的数字,首先是由我们当前的“游戏规则”决定的。
城市规划的基本原则是“人地对应”,根据人口规模,按照人均建设用地标准配置城镇建设用地规模,测算各类设施的建设规模。因此,没有这个人口规模,我们的空间就找不到北了,城市建成区可以建多大也没有紧箍咒了。
其实,笔者觉得更重要的原因是“人地和谐”的需求,这也是城市发展的本质之一。人们来到城市,就是因为城市有更好的工作机会,更好的生活条件,更好的服务水平,就是为了生活的更好。那么城市要配置多少设施呢,也就是说要服务多少人呢,太多了资源浪费,太少了会造成社会问题,这就需要一个度量,这个度量的基准就是人口规模。
“人地对应”和“人地和谐”对应的人口规模是不是一回事呢?
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
“人地对应”虽然初衷是希望按照人口规模配置资源,保障基本权益,但实际上往往成为争取更多建设空间的工具。而这些争取到的空间,大部分都会投放在房地产等土地市场,拉动城市经济,并不一定会增加人们的福祉。这也是为什么在“土地财政”背景下大部分城市希望规划的人口规模越大越好,新区越多越好。
“人地和谐”的重点则基于公正、公平,尽量为更多有需要的人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务。虽然人太多,城市的负担会更重,但是人也是创新的源泉,我们不能只享受红利而不管不顾相应的负担,这是不人性的。
人口规模的预测方法多种多样,一般都需要多年的现状数据,或根据人口规模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或人口规模自身发展的规律等,综合对未来发展态势的判断进行预测。也有通过生态足迹等预测该地区最大人口容量的。
不管哪种方法,预测的基数都是非常重要的。城市规划中将常住人口作为城乡资源配置的基础。常住人口是指实际经常居住在某地区一定时间(一般指半年以上)的人口。按照人口来源可以分为户籍人口(本地户籍)和外来人口(非本地户籍),一般经济发达地区本地户籍人口外出的较少,经济欠发达地区本地户籍人口外出的较多。

常住人口的构成
实际上,这里的常住人口基本上就是理论上“人地对应”的人口规模,也是需要经常享受城市公共服务的人口。从“人地和谐”的角度,还需要考虑居住半年以内的人口的需求。并且,如果该地区旅游业发达,那还需要考虑旅游旺季的游客规模,否则旅游人口大量涌入时城市服务能力不足,运转就出问题,降低旅游体验质量,城市的吸引力会下降,不利于城市的发展。
现状人口规模数据,官方一般有统计部门、计生部门和公安部门几个口径。理论上这些数据应该是完全一致的,并且应该是非常准确和清楚的,但由于人口统计的复杂性和难度,所以实际上一般是不一样的,并且也只能尽可能准确。
从户籍管理的角度,公安部门一般是要求最严格和准确的,统计部门的数据也是以公安部门的数据为依据,所以在规划中一般以公安部门的人口规模数据为准。他们的数据包括本地户籍人口和非本地户籍暂住本地的人口规模。对于人口输出较多的地区,统计部门或劳动部门对于外出人口规模的数据一般比较准确。
有了预测的基础,目前也形成了多种预测的方法,但实际上规划期内人口规模很少能预测准确。
首先,基础数据不可能做到一人不差,预测的基础就不是那么准,当然更重要的是由于各种预测基本都是基于有限的历史数据,结合当前的发展形势,对未来的发展态势进行的判断。但实际上有可能过两年发展形势变了,预测的基础也就不存在了,最后的结果自然就不会准确。像2010年前后苏南地区编制总体规划时,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环境较好,城市的吸引力强,外来务工人员数量多、年龄轻,各地发展动力足,规划预测普遍比较乐观,但随着宏观发展环境的变化,国内区域发展政策调整,本地制造业发展乏力,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人口规模和前几年相比差别不大,远没有达到规划目标。预测得越准,越细致,其实就越不准。
其次,是因为“人地对应”原则要求不管多大地域范围,都要系统预测人口规模。但是地域范围越小,经济发展的自主性、独立性就越弱、行政管辖区域变化可能会越频繁,人口的变化,尤其是外来人口的变化就会越明显,中长期发展的规律就越难把握,或者说基本上没有规律而言。
所以,规划预测年限越久、地域范围越小、行政区域变化越频繁,人口规模的预测就越不准。反过来,对于短期人口规模的变化,全国、省域这样大尺度地域的人口规模相对稳定,相对来说能够比较准确的把握。
那既然人口规模这么难预测,那要不要预测呢?本文首先就点明无论是由于“人地对应”的规则还是“人地和谐”的本质要求,都需要预测。
既然必须预测,但又没法预测准,那到底要预测什么呢。“人地对应”的规则要求必须有规模,其数值也是资源配置的重要参考,但更重要的是人口结构和发展规律的研究,更好的通过人口研究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促进“人地和谐”,回归到“生活更美好”的根本主题。

上海世博会的主题仍然耳熟能详
关于人口结构方面,上海院的石崧主任在《上海人口那些事》中对于上海人口讨论的回应中也提到,“至少要深化三个层面的结构分析:一是年龄结构研究,通过对城市未来人口年龄结构的分析,研究在社会和经济多个层面带来的正负面效应,从而提出政策制定的必要预案;二是就业结构研究,建立起经济-产业-就业-人口的核心逻辑链,以便更好地进行政策预判和技术监控;三是空间结构研究,城市空间布局其实就是人口居住与就业的空间布局,需要将人口职住关系结合规划布局导向进行综合评判。”

笔者觉得这些方面的确更值得研究,可以透过就业结构的变化发现经济发展的特点,通过人口产居分布的特征发现空间布局问题,进而优化布局。
但是从规划预测的角度来看,就业结构实际上体现的是经济发展、产业发展和行业发展的结果,人口的分布也是空间布局、发展引导的具体呈现,更多的是针对现状的剖析。
只有人口年龄结构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通过对规划期内人口年龄结构的判断,洞察人们对各类资源需求的变化,从而灵活调整资源配置的方式。
规划的本质在于协调人地关系,让人们的生活更美好。预测人口的根本目的也在于如何合理配置资源。主要通过市场调节的资源交给市场,需要政府更多关注的资源,如公共服务资源,则可以通过城市规划进行调节,这些对我们生活质量的影响也较大。
具体来说,公共服务资源主要是指文教体卫、养老等设施,这也是当前矛盾比较集中的领域。深入分析人口结构,对人口发展态势合理判断,有利于我们更好的配置公共资源。从年龄结构上看,虽然二胎放开,少子化有所缓解,但总体来说人口结构越来越老化,老龄设施的需求会越显突出。不过目前就学问题可能更突出,社会矛盾也更集中,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资源紧张,每到开学前各地教育局基本都会严阵以待。

某教育局在开学前的场景
因此,各地都尽可能加大对基础教育设施的投入,缓解当前的矛盾。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就学需求将逐渐降低,相应的教育设施可能会空置,甚至会被废弃。在农村地区已经开始出现这种现象,原来的村小逐渐荒废,造成资源浪费。其实随着时间的推移,老龄人口将越来越多,机构养老设施的需求将日益强烈。那么,能不能在教育资源配置之初就根据人口的特点考虑到未来的功能置换呢,在具体的布局和设计上考虑到教育和养老的功能协调,方便转换,降低未来改造的成本,甚至将人口的年龄结构与空间布局结合,在规划中对设施布局进行综合统筹。
对于医疗设施的配置,大型综合医院除了面对本地区外还需要面向更大区域服务,这些可以根据城市服务能级进行配置。同时可以结合区域人口年龄结构特征及发展态势,有针对性的重点配置专科医院,如儿童医院、心血管医院等。
文化体育设施也类似,大型的文体设施一般根据城市的规模和级别相应配置,这些数量不会太多,真正影响老百姓生活的还是一些基层文体设施。目前来说,就是为红红火火的广场舞大妈大爷们提供一片相对开敞的不扰民的区域,我们可以充分利用沿河等一些细碎的公共开敞空间,这是这个阶段的需求。那么等现在的中年人变成了老年人呢,到时候广场舞是否还会风靡?我们的公共空间需要作何调整?笔者觉得这是我们可以从人口结构变化中思考的。
其实除了公共服务设施外,其他资源配置也需要充分研究人口的结构,透过人口的结构看到人们需求变化的特点,从而优化资源配置。
当然,在“人地对应”规则下,人口规模的预测是必须的和必要的。不过人口规模不是预测出来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是用脚来投票的,预测的规模只是资源配置的参考。并且预测的年限越长、地域范围越小,预测的结果越不可靠。
因此,我们并不需要太关注城市规划中给出的那个数字,而是需要仔细体味规划中各类资源的配置以及相配套的一系列政策或者举措,是不是尊重了人口发展的规律,是不是关注了人们的需求,是不是有足够的诚意,是不是有利于促进“人地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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