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城市中国时代来临?
根据2014年国家统计局颁布的数据,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已经达到54.7%,有人说我们已经正式跨入“城市中国”的时代,城市代表着中国的未来和希望。根据刘易斯模型,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存在着大量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剩余劳动力,只有依靠城市吸纳更多的农村劳动力,才能提高农村的生产效率,解决城乡经济的二元化问题。
虽然刘易斯模型的背后其实隐藏着若干条件假设,但仅仅凭结论就足以支撑起一些城市管理者和城市精英的傲慢自大。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于他们而言就是构成整个中国未来发展的“终极蓝图”,原因则很简单——城市的生产效率更高。而农村,不过是描绘美好发展蓝图的一抹“底色”。
质疑的声音同时存在。严重的交通拥堵、传统文化遭受冲击、显著的贫富差距、缺乏足够日照和管理混乱的城中村,凡此种种,几乎成为每个大城市的通病。而对这些“大城市病”久治不愈的焦虑与传统农村“田园牧歌”的想象(或者是回忆)交织在一起,同样让一批人言之凿凿的要做大城市的“逃离者”。

拥堵的城市
其实,无论是城市的拥趸还是逃离者,他们对于城乡关系的认识竟然不谋而合:好像城市与农村永远站在对立面上,分别代表着现代与传统、理性与感性、物质与理想,仿佛城市唯一的指望就是继续现代化大生产,同时坦然接受各种“大城市病”,而农村就应该继续美丽而清贫,成为中国文人安贫乐道的“精神家园”。
这种对立从文化、经济、意识形态、行政管理乃至具体空间边际,似乎都必须“非此即彼”。可是如果认真的考究起来,“城”与“乡”从未真正能彻底分清楚过,至少在中国不能。
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曾在《乡村与城市》一书中,通过对16--20世纪英国文学作品的回顾(彼时英国的城镇化率从30%提升到70%左右,与中国当前所处时期近似),批评了部分学者所坚持的“消逝的农村经济”、“快乐的英格兰”、“黄金时代”等缅怀旧日农村的错误观念。他认为,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既非落后、愚昧之地,也非人间的伊甸园;同理,城市虽然代表了新的生产方式,但并不必然代表了进步,其自身依然矛盾重重。
这种对城、乡角色的理性思考同样可以见诸国内学者。不论身处哪个时代,如果我们仅仅浮于表面的欣赏城市的繁华或者是乡村的清幽,就无法对城、乡未来发展方向做出有价值的思考。那么,中国的城市和乡村在深层次上到底面临着怎样的矛盾和问题呢?
1.1 中国的城市:是否在接近“现代化的陷阱”?
近代城市的大规模发展与工业文明和现代化进程紧密相关。
60年代日本国际论坛确定了关于现代化的八项标准,其中第一项标准就是“人口相对高度集中在城市之中,城市日益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i]。而自第二次工业革命至今,西方理论界对传统意义上的“现代主义(现代性)”多有批判:曾经支持西方工业文明快速发展的工具理性方法虽然善于迅速解决眼前问题,但却粗暴的否定了其他一切可能性。
具体到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从1978年的17.9%提高到2014年的54.77%,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陆大道先生曾评价这是“城市化大跃进”。

中国历年城镇化率(图片来源网络)
在这样的过程中,城市以及城市中的人的思想都被快速的改造。我们迅速的接受了西方所有关于现代化和城镇化的理论并付诸实践,却并不来得及仔细斟酌它们是否真的适用于中国。
于是乎,那些饱受批判的西方传统现代化理论几乎都能在中国的现实中找到注解,诸如:传统-现代二分法[ii]、现代化发展内因论[iii]、现代化趋同理论[iv]……[1]。在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大潮之下,中国的城市完全被当成了服务于经济发展的工具,却没有好好承担在文化传承和精神归属方面的重大责任,由此而表现出来的过度扩张、对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抛弃破坏、经营主义和利益主义至上、过度泛滥的消费主义倾向,简直可堪为批判传统现代化理论的范例大全。
有学者斥问:中国是否会落入现代化的陷阱?而我们对于城市也有此问!
1.2 中国的乡村:在现代化的洪流中艰难转型
如果说趋同化是中国城市的一大问题的话,那么当前中国乡村所表现出的巨大差异性又往往让学者们无所适从。
当许多城里人对近郊农民“有房、有地、天天农家乐”的生活状态啧啧称赞,对拆迁农民的巨额赔偿款羡慕不已,对一些富裕村庄数目惊人的年度分红大为惊叹的时候,那些在城市的夹缝中“蚁居”的农民工、依然为每年的旱涝收成焦虑的耕种者、贫困的中西部村庄里的留守老人和孩子,同样构成了中国乡村的图景。中国的现代化与城镇化大潮对传统乡村地区形成了颠覆性的冲击。
这股不可逆转的洪流,的确让许多乡村地区摆脱了物质匮乏的状态,但是也让乡村原有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饱受冲击:传统的农业生产者面临多重身份的转换,传统乡村伦理价值体系在“现代化”语境前面临“失语”。

乡村与城市
当前乡村的许多问题,也许根本不是乡村自身的问题,而是把现代化的运行逻辑和价值体系加诸其上而产生的问题。乡村的现代化之路是整个国家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
乡村所面临的困境,不能简单解读为城镇化的破坏,或者说是城市带来的破坏,而是整个时代无可避免的现代化危机。当我们把城市的问题和乡村的问题放在一起思考就会发现:城市无法拯救乡村,乡村也拯救不了城市。
城市与乡村的矛盾与张力背后其实是当前的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总体危机。如果我们继续生硬照搬西方现代化的经验最终将是一次彻底远离现代化的危机。所有对于现代化问题的讨论,除了不能脱离对时间和地点的考量,更不能抛开对历史脉络的梳理。
中国的城与乡是从传统城乡关系中演变而来的,脱离了对传统城乡关系的认识来试图复制建立起一个个西方现代化模板式的城市和乡村,既不现实也不可能。为此,我们必须对中国的城乡关系进行历史回溯。
2.历史回溯:乡村是支撑国家体系构建的根本所在
梁启超曾经对中西方迥异的“国家-城市”关系有所评价:“欧洲国家,积市而成;中国国家,积乡而成。”具体来说,西方的城市发源于城邦制,城邦内部的市民建立利益共同体,形成契约关系,梁漱溟曾评价西方人早期“始终过的是集团生活”[2]。
自希腊、罗马开始,西方城市的财富积累主要依赖于对外军事战争和长距离贸易。城邦与其外部的乡村地区之间虽有物资交换,但是并不形成绝对的依赖共生关系[3]。
而古老的中华帝国一直以农业作为“立国之本”,中国传统城市的产生和发展紧密依托于小农经济。自汉代以来,中国就开始形成完整的农业经济体系——农业和手工制造业紧密依存,并通过以城市为核心的国内市场和贸易体系,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升总体生产水平。
可以说,在历史上的中国,乡村一直是生产者,城市则是管理者、消费者和市场。台湾经济史学家赵冈的研究表明,汉代中国的城市规模取决于农村的余量率[4]。
中国城市有两类不同的起源,一个是政治中枢,也就是官署所在地,所谓“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另一个是因贸易而成的市镇,其主要服务于农业社会的物资流通需求,又称为“邑”。中国自古所谓“皇权不下县”,县城之下,无所谓城市与乡村。
明代以后,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支持了城市商贸功能的进一步提升,那些因商贸功能而发展壮大的城市,可以被视为是传统中国巨大的农业生产体系中的节点,而并非独立于乡村之外而存在。而县城这样的基层官署所在地,主要管理的也大多是农村的人吧。
记得胡戈曾经把陈凯歌的电影《无极》里面的王城叫做“圆环套圆环娱乐城”,而陈凯歌实在应该赞胡戈一句:“总结的精妙”。中国自古以来“家-国-天下”的行政管理体系,确实类似于这样的多层圈套式结构。
而今,我们的“省-市-县-镇”的行政管理层级,也从来没打算把城市和乡村划分开来、各管各的。这和欧美的行政管理体系相比其实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的中心城市肩负着管理周边农村的行政职责,也因此具有更多的区域特性,这也将使得城市特征更便于进一步向乡村扩散(约翰.弗里德曼)。
2.1 近代以来:对西方现代化发展方式的追求导致对城乡截然不同的发展态度
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运动之后,为了追寻国家民族独立和现代化发展,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逐渐接受了以西方文明为基础的社会观念的改造。而这种观点上的转变远早于社会结构和城乡功能的实际变化,并对原有稳固的城乡关系形成巨大冲击。梁漱溟曾评价为“千年相沿袭之社会组织构造既已崩溃,而新者未立”[5]。
根据国内学者的现有研究,至少在全面抗战之前,中国的城市仍然是消费属性为主,乡村是生产属性为主,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并未发生结构性的变化(这点可以参考国内外学者对于民国时期洋纱洋布对乡村纺织业冲击的相关研究)。
到1949年3月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决定将工作中心转到城市时,仍然认为此时大部分城市“具有消费城市的性质”,只有“变消费的城市为生产的城市”,“才能使城市领导乡村,变农业国为工业国”。
当中国在根本上仍然作为一种内向型的、农本基础的社会而存在时,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已经决意停留在大城市,并形成了新的生活方式与文化认同;这种观念上的转换深刻的影响了近代以后的总体城乡发展轨迹,国家的现代化发展目标被简单的等同于城市的工业化目标,城市与乡村被赋予不同的发展命运。
然而,后面几十年的发展再次证明,如果农村发展的好,对城市发展也有所助益;而如果城市只想一味从农村抽取想要的资源,却把矛盾和问题都留给农村,最终这些矛盾和问题都会反作用于城市,城与乡的命运始终息息相关。
2.2 当代中国:城市和乡村在快速的发展和变动中,此消彼长,互为依存
从1978年开始到现在,城市和乡村都经历了快速的变动和发展。
70-80年代乡镇企业快速发展,日渐丰富的农村物资供给切切实实的解决了城市捉襟见肘的日用品供应问题;
1980-199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外向型经济兴起,大部分地区的乡镇企业和小城镇日子难捱,农村劳动力开始亘古未有的大“迁徙”,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并支持了大城市的快速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的城市
2000年以后,城市快速扩张,城乡矛盾的激化,严重的“三农”问题已经影响到城乡总体社会稳定,引起了国家和社会各界对农村问题的关注和反思;
2008年之后,由城到乡的环境污染问题已经危害到所有国人的健康,城市产业面临转型困境,然而原本赖以支撑的外部动力却有些靠不住了,几经分析之下才发现,原来动力的源泉还在自身,由此“乡村复兴”问题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乡村甚至被称为未来城市资本投资的新“蓝海”。

城市污染
回顾城乡关系的演变历程可以发现,中国传统城市是紧密依托于小农经济而存在的,乡村是支撑国家体系构建的根本所在。从这样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城市从来无法独善其身。
乡与城,仿佛道家文化里面的“阴与阳”,此消彼长,互为依存,不可分割。城市的空间拓展意味着乡村的撤并和消减;城市人口的增长态势取决于乡村人口对未来居所的取向;更重要的是,城市增长的“天花板”完全取决于乡村的供给能力——比如安全的食物、清洁的水和空气、充足的基础能源;而乡村,虽然可以相对超脱和独立,但是那些想生活的更好的农民们,也需要好好利用城市的技术、机械和资本。
当前,关于“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的表述极多,然而要深究这些表述之后的内涵,却能发现若干面貌不同的“哈姆雷特”。
城市与乡村,是“以城带乡”还是“城乡均等”,亦或是“城乡等值”?城市是应该先发展,然后再扶持乡村发展?还是城市的发展本身就离不开乡村,必须与乡村共进退?我们平日挂在口头的“四个现代化”,谁是目标,谁是手段,谁是结果?如果不能将这些问题厘清,我们是否会在发展的道路上“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未完待续-
参考文献
[1]孙立平(著)传统与变迁-国外现代化及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2-10
[2] 梁漱溟(著)乡村建设理论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06
[3] 吕新雨(著)乡村与革命 中国新自由主义批判三书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01
[4] 赵冈(著)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 新星出版社 2006 - 06
[5] 梁漱溟(著)《乡村建设理论》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06
注释
[i] 这次会议为"现代化"确定的标准共有八项: 1.人口相对高度集中在城市之中,城市日益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 2.较高程度地使用非生物能源,商品流通和服务设施的增长; 3.社会成员大幅度地互相交流,以及这些成员对经济和政治事务的广泛参与; 4.公社性和世袭性集团的普遍瓦解,通过这种瓦解,在社会中造成更大的个人社会流动性和更加多样化的个人活动领域; 5.通过个人对其环境的世俗性和日益科学的选择,广泛普及文化知识; 6.一个不断扩展并充满渗透性的大众传播系统; 7.大规模的制度的存在,如政府、商业和工业等,在这些制度中科层管理组织不断成长; 8.在一个单元(如国家)控制之下的大量人口不断趋向统一,在一些单元(如国际关系)控制之下的日益增长的互相影响(Black, 1976)
[ii] 历史上和目前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社会都可以分成传统和现代两种,而现代化就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迈进。
[iii]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不顺利源自其自身文化和价值观的障碍。
[iv] 现代化是一个朝着欧美型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系统演变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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