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秘书:
本文作者曾在上海求学,并具备在另一个特大城市参与总规编制的经验。这种商榷不无益处。
最近,上海2040总规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草案)》(以下简称《上海2040》)的公示,引起关注。市政厅《上海人口那些事》一文,从城市规划从业者的角度,阐述了人口预测的依据以及城市人口的相关问题,论证全面且深入,不仅从规划角度进行准确阐述,也为其他行业的人员提供了详细理论与案例介绍,不失为一篇规划研究的佳作。
但仔细拜读后,笔者认为,文中有一些内容不够准确,故通过此文与其商榷,并结合笔者长期思考,对上海的人口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
1.上海人口增长速度:增量还是增幅?
相比年均增加的绝对数量,增长率更能代表反映一个城市的人口增长速度。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个1000多万人的特大城市,每年人口增长10万人;一个小县城20万人,每年人口增长5万,谁的人口增速快?显然是县城。
而在《上海人口那些事》一文中,作者多次用年均增长的数量描述城市人口增速:“在1949年之前的百余年间,上海人口…….年均净增5万人;21世纪的头十年……是上海开埠170多年间人口增速最快的时期,年均增长63.4万人。”特别是,在论证2040年上海5000万人是个什么概念时,作者说,“以现有2415万人口推算,这意味着,今后25年内,上海每年要净增人口100万以上……这一速率将远远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个高速增长时期。”如果从每年增长的绝对值上看,是这样的。但如果从年均增长幅度上看,今后25年,人口增长到5000万,年均增长率也只是2.95%。
这个2.95%,是什么概念呢?我们回顾一下,21世纪头十年,上海人口的年均增长率是多少?是3.65%。再往前,从1949年到1980年,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城市化长期停滞,但上海人口年均增长率也有2.47%。如作者所言,这一时期行政区划调整造成了人口增长,不过,人口增长的数字里,行政区划调整带来的人口,具体数字不得而知。那么,再往前,从1852年到1949年,在97年间,上海实现了从开埠到国际大都市的发展,历经晚清和民国的战乱,人口年均增长率为6.59%。可见,如果今后25年人口增长到5000万的话,以年均增长率来看,并非像作者所言,“这一速率将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高速增长时期”。其增速不但没有21世纪头十年高,也远低于建国前的增长速度。
2. 上海的人口增长趋势会怎样?
《上海人口那些事》认为,“外来人口始终是上海人口增长的动因”。这一点,我想大家都会赞成。文章还认为,“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呈正相关”。这句话也有道理,但并非绝对。这里缺少对人口和经济增长的定量分析:究竟是因为经济增长速度快,带来了人口集聚;还是因为人口的集聚,推动了经济增长?这个因果关系需要明确。
如果从经济增长角度来看,文章提出,“对中国经济‘L’型的判断,上海也自然被包含于其中”。事实上,对经济做过于长期的预测,困难非常大;如此长期的人口预测,也绝对要慎重,不能轻易下判断。且不说对未来25年经济增长预测的准确性有多大,关于“L”型,经济究竟会下行到什么程度,也缺少定量判断。事实上,我国提出,要在“十三五”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在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如果从中国经济发展趋势来看,总体依然向好,不应做出过于悲观的判断。
仍以建国前一百年为例,清末和民国经济发展最好的“黄金十年”,据推算,GDP年平均增长率也只是8.4%左右(参考1)。其余更多时候处于战乱之中。但那个时期,上海的人口仍然是快速增长的。
许多经济下行的国家,人口反而更加集聚于大城市。上海也经历过这种情形:民国世纪经济动荡,人口更加向上海集聚。事实上,在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小城市由于产业结构单一、发展基础薄弱,受到的冲击更大。大量人口因小城市工作机会少,而来到大城市生活。目前很多年轻人,从一些经济不振的地方,来到富有经济活力的大城市工作。“逃回北上广”也反映了类似情况。
作者认为,“事实上,人口增长从来都不是线性的。”非线性的人口增长,意味着有下行的可能性,也有更快增加的可能性。哪怕是人口老龄化严重、经济衰弱、全国人口负增长的一些欧洲国家和日本,大城市的人口仍然是持续增长。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文章提出了2010年以来上海的人口增速在下滑的现象。这个更需要具体分析原因:这种下滑是市场机制自发的,还是城市人口政策收紧造成的?事实上,人口增速下滑和近年来不断加紧的人口限制政策密切相关。近日网上流传的一张图片很能说明问题:上海曾经是买房送户口的。近年来则不断推出限制人口的政策,比如,买房限购、外来人口子女就学门槛不断提高(父母或父母一方持有的居住证件、务工证明年限从1年提高至3年)。这其实反映了,上海的人口增量减少,更多是人为政策导致,是对市场机制的一种扭曲。如今上海人口增速下滑,是政策收紧的结果,不能作为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如果基于这样的政策去制定城市人口政策,无异于用一个新的错误决策去掩盖前一个错误。
3.人口对城市发展目标意味着什么?
我们应明确这样一个道理:人口不是城市的负担,而是城市重要的资源、发展的动力。八九十年代,广东得改革开放之先,大量外来人口为珠三角经济崛起做出巨大贡献。而上海在本世纪头一个十年,经济快速增长,重回中国经济核心,也是得益于那时的大量人口增长。我国近些年经济增速的放缓,同样与人口红利消失、适龄劳动人口数量逐年减少密切相关。大量的青壮年外来人口,恰恰是当前大城市的人口红利。
上海2040的发展目标是“全球城市,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我们再看看其他全球城市,纽约、伦敦,乃至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的城市,都是鼓励和吸引人口前来居住的。纽约市民里,有37.1%出生于海外,有色人种比例超过一半。伦敦的英国白人同样不足一半。加拿大的多伦多,被评为最全球化的城市,有超过一半人口都出生在国外。
上海要建设国际城市,必须拿出海纳百川的开放胸襟。真正的全球城市,不仅大量吸纳本国人口,还有数量可观的国际移民。如果在上海落户比拿欧美国家绿卡还难,高端人才完全可以选择其他国际城市。在全球人口流动、劳动力市场国际化的世界中,其他世界城市都在竞相吸引人口,上海也必须采用开放的人口政策,参与城市间的竞争。人口集聚和国家的繁荣相辅相成。回顾强盛且开放的唐朝,国都长安,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口过百万的大城市,也是一个世界城市,云集了全国和世界各地的商贾巨富、贩夫走卒。而当时欧洲国家的首位城市,都还是10万左右的人口规模。
作者也提到,纽约等城市出现过“经济下行阶段城市人口锐减”的情况。但需要注意,欧美国家的一些大城市,的确在一定时期人口减少,但那都是在国家和城市已高度发达的情况下出现的。上海与国际城市各方面还存在显著差距,不应未老先衰。
如果如作者所言 ,“经济下行”、“随着上海步入高龄化社会、少子化趋势难以短时间扭转,…..未来甚至不排除上海常住人口规模在2025-2030年期间达到峰值后逐渐下滑的可能性”…如果真是这样一个老龄化、人口减少、经济下行的上海,还能建设成规划目标的“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吗?如果上海的人口真的逐年减少,且不说城市繁荣不再,甚至还需要国家进行转移支付,来保障这个老龄之城的社保。
4.水泥森林,真的很不堪?
作者认为,如果上海人口达到5000万,会产生“一个5000乃至6000多平方公里的水泥森林的图景,难道这就是我们理想中的上海吗?”
我们不妨畅想一下这样的图景。首先,如果到了2040年,上海人口达到5000万,那么5000-6000平方公里的“水泥森林”恰好能满足这么多人的生活,这恰恰是一种理想的图景。另一种可能是,如果真的达到了5000万,但建设用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依然是按照2500万人建设的,那才真是一种“恐怖”的图景:城市拥挤不堪、资源短缺。通俗点讲就是,本来能建两栋房子,安置两家人。但由于只规划了一栋房子,只好让两家人挤在一个房子里。
作者还认为,“剩余的1840万人要全部集中在中心城66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这将是一个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中心城……”,并认为这并不合适。
首先,这个密度并不比世界其他很多城市,特别是许多亚洲城市的中心区高。从全世界来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都是越来越追求集约、密集的。格雷泽在《城市的胜利》中指出,密集的城市、浓缩的空间,不仅造就了城市的繁荣,也是可持续的发展之道。美国的城市低密度蔓延是城市发展的一个例子。而亚洲的城市向来有高密度的传统。香港、新加坡等城市,密度比中国国内城市高很多,却一直是可持续发展的典范。中国城市密度还不够,是地理学、城市规划界专家学者经常讨论的话题。而且,在今后二三十年内,随着未来科技发展,城市管理更加精细化、智能化,城市为何不能通过更精细的发展实现高密度下的宜居?
同时,如果有5000万或更多的人口集聚在上海,从区域和全国的角度看,恰恰是高效的、生态的城市发展模式。大城市的人均土地占有更少,更能通过公共交通等,实现资源集约利用和城市精明发展。
另外,如果觉得1840万人集中在664平方公里土地上过于拥挤。那为什么觉得是人多了,而不是地少了呢? 如果一个城市把人口作为资本来吸纳,那必定要建设符合人口总量的“水泥森林”来安置人口,这更证明了“水泥森林”的合理性。
作者“相当于把两个以上澳大利亚的人口强行塞进上海这个气球里面”的比喻,我认为也不合适。如果人口是自发集聚的,那么我们应当尊重市场行为,去服务于这些人口,去把气球做大。无论人增加还是减少,都要让气球随着人走。
最后,“我们理想中的上海”这个概念,确实因人而异。从各渠道得到的信息看,不少参与上海总规前期研究的学者也认为,上海不存在显著的资源约束,从理论上讲,5000万人是可行的。而在宽带山论坛上,某些人觉得,现在两千多万人的上海,人就已经太多了。
5.国际经验究竟是怎么样的?
《那些事》一文,通过研究全世界人口排名前十位的国家及其首位城市人口数据, 发现这十个国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包括日本、巴基斯坦、孟加拉、俄罗斯等四个国家,首位城市人口比重在8.7至10.4之间;另一类则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六个国家(含全球国家人口前五位的五个国家),首位城市人口比重在1.6-3.7之间。从而得出结论:“首位城市和国家人口的关系呈现极大的分化特征,难以从中得到规律性判断。”
原本,笔者对“其他六个国家”的首位城市“首位城市人口比重在1.6-3.7之间”的结论存疑,于是重新进行了统计和核算,特意查找了最新数据的世界前十个国家的人口排名(除了尼日利亚数据来自联合国的资料外,各国数据均来自其官方统计),但发现排名和《那些事》一文略有出入(可能和《那些事》采用的是2015年的数据有关):日本人口数排在第十一位,取而代之进入前十名的是墨西哥。因为《那些事》并没有列出前十大国家,因此作者应该是用日本代替了墨西哥。

世界各国人口排名,来源:维基百科
如果用日本代替墨西哥,根据世界人口排名,作者所说的“其他六个国家”即为世界人口排名前十位的国家除去日本、巴基斯坦、孟加拉、俄罗斯,即巴西、印尼、美国、印度、尼日利亚和中国。笔者根据可获得的各国官方统计数据,对其首位城市人口比重进行计算。各国城市城市核心区、都市区的概念各异,故每个国家逐一分析。由于我们这里一直在讨论的上海2500万人的规划人口是针对整个市域的,因此尽量找国外类似我国大城市域的都市区来比照。
巴西首位城市是圣保罗,圣保罗都市区(7944平方公里)和上海市域(6833平方公里)具有可比性,2014年有2109万人(参考2),占全国人口10.3%。
印尼的首位城市是雅加达,其城市中心区(Area of DKI Jakarta,664平方公里)类似上海中心城(664平方公里);大都市区(Jabodetabek,6,392平方公里)类似上海市域。
2014年年人口为3033万人,占全国人口11%(参考3)。
美国首位城市纽约, 其Manhattan、The Bronx、Brooklyn、Queens、Staten Island 组成的New York City(786平方公里)类似上海中心城,而纽约大都市统计区(MSA,34490平方公里)类似上海市域(虽然该区域比上海市域大,但仍是同一数量级,与我国面积稍大的地级市类似。并考虑到美国城市郊区的低密度蔓延特征,因此该区域和上海市域是可比的)。纽约大都市统计区2015年人口为2018万人(参考4),占全国人口7.3%。
印度的首位城市孟买市区(603平方公里)与上海中心城类似,大都市区(4355平方公里 )类似上海市域,2011人口2075万人(参考5),占全国1.71%。
尼日利亚首位城市拉各斯,可获取的城市范围有三个:907平方公里(Urban),1171.28平方公里(Metropolis),和1535.4 平方公里(Metro),这几个范围都比上海市域小很多。这里取其最大的Metro的范围,人口为2100万人(参考6),占全国11.5%。而如果找到和上海相同的空间尺度,那么这个比例会更高。
根据2015年统计数据,中国首位城市人口占全国比例为1.76%。这里只有这一个数据和《那些事》的计算结果相同。
在此,去除中印两国,其他四国比例都在7.4%-11.5%之间,与作者所说的“1.6-3.7”范围显著不同。因此,作者可能是用其他城市类似上海中心城的范围,而非都市区(类似上海市域)去做研究。而巴西、印尼、美国、尼日利亚数据为10.3%、11%、7.4%,11.5%,不仅相似度高,还与作者统计的日本、巴基斯坦、孟加拉、俄罗斯等四国的“8.7%-10.4%”的区间段非常接近。这与作者“呈现极大的分化特征,难以从中得到规律性判断”的看法相左。这还是比较有规律的,多数国家首位城市还都是占全国一成左右的人口。
那么,印度的比例为什么那么低呢?熟悉印度城市体系的人都知道,相比中国,印度的城市层级体系更为平均和扁平。排名靠前的几大城市,孟买、德里、金奈、海德拉巴、艾哈迈达巴德、加尔各答等,各城市之间人口相差不大,没有显著的数量落差。而我国的北京和上海,人口可谓显著高于其他城市。从这个角度讲,印度具有一定的独特性,有点类似德国的城镇体系,大城市不突出。另外,印度城镇化率明显低于中国,大量人口仍居住在农村,大城市发展集聚效应还不显著。
事实上,通过简单横向比较这几个人口大国的首位城市比例,就轻易下结论,显然有些粗糙。我们不仅需要考察更多的国家,同时也应意识到,一个国家的首位城市人口比重,和一个国家的面积、总人口、发展特征等众多因素都有着关系。在这方面研究颇为深入的陆铭、陈钊二位教授,收集了一个覆盖全球142个国家(经济体)多个变量的数据库,通过建立计量模型发现,影响首位城市人口规模最为重要的因素是国家的总人口,而且城市化水平和经济开放等因素都会促使人口向首位城市集中。研究结果表明,上海的人口并非像很多人所认为的那样“太多了”(参考7)。
6.设施的弹性足够吗?
为什么城市规划要预测人口?因为建设用地与人口挂钩,而人口也决定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量。
作者特别强调,“2500万绝不是上海今后配置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的唯一基准值。”因为,“养老、基础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设施,以满足常住人口需求为主,水、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为满足实际服务人口的需求,预留了20%以上的弹性;文化、医疗、体育等高等级公共服务设施,还需要满足更大区域内人群的需求。”
首先,我国城市规划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都有各种千人指标之类的标准。总量实际上都和人口挂钩。作者也表示,“养老、基础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满足常住人口为主。”这些最重要的满足人生活需求的服务,是留住人的最关键的因素。如果人口超过这个预测值,那么必然有人面临因“以教控人”而被迫离开。同理,如果5000万人是可能的,那么基础设施仅仅20%的弹性也是捉襟见肘。
而高等级公共服务设施,本身就是我国城镇体系中按等级配置设施的产物。换句话说,无论上海有多少人,只要是我国的首位城市、长三角第一级的城市,都要一样这样设置。这类设施就像是奥林匹克运动馆一样,本身就是服务区域、全国的,与普通市民的需求关系没那么大。
此外,现在的上海等大城市,都存在为数不少的未被统计的外来人口。有学者研究提出,特大城市实际人口数量远大于统计的人口数量。这些人口很多从事低收入、非正式就业,年轻时为城市做出了大量贡献,却没有享受到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年龄大了只能被迫返乡。真正注重公平正义的现代大都市,显然不能忽视对这部分人的公共服务。
几点思考
笔者同样是城市规划行业从业者,对规划编制工作深有体会。参与总规编制着实不易,一个县的总规从头到尾做下来,都能让人脱一层皮。一个大上海的总规,要考虑到方方面面,更不是轻松的活。总体来看,《上海2040》在规划理念、规划模式和公众参与上都有很大创新,可以说是引领全国规划编制的旗帜。
笔者对此深表钦佩,并非常认同《上海人口那些事》结尾的那句话:“无论2040年的上海有多少人,作为城市的规划建设管理者,都要为这些人建设比今天更好的宜居环境。”笔者这里的一些意见,也是为了更好地完善规划和制度设计,营造更为美好、更为宜居的上海。
笔者也想借此机会,基于这次讨论,延伸探讨,发表几点对城市规划的思考。
(1)需要重新认识城市人口内涵
人力资本是创造城市财富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在新时期,城市竞争力的核心将是人。城市规划需要对人进行重新认识。笔者非常赞同《上海人口那点事》的作者对“以人定地”的技术工具的否定和“人口结构的多元分析”思路。
事实上,随着经济发展,城市人口的变动模式将更加多元。我们在规划中预测大城市人口,潜意识里默认本地人会一直生活在这里。而事实上,伦敦、纽约等国际城市,不少本地人也会去外地生活。人们甚至在不同年龄段,在城市之间、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真正的国际大都市,更像一个大的舞台,有人来有人走,每个人都在舞台上展现自我,实现梦想。正如“New Yorker”这个名称,不是形容纽约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而是形容那些来到纽约奋斗、具备纽约精神的世界各地的人。
纵观我国改革的进程,也一直是解放对人的束缚、不断提升人自由意志实现的过程。人口的自由流动与迁徙,是人的权利,也会是今后改革的方向。我们关心的重点,不应该是通过比照其他国家,来确定上海的人口规模有多大,不应该是要让上海的人口控制在什么区间,而应该放在保障人口自由流动和集聚上。通过制度设计和保障,让每一个愿意来上海的人能享受基本的城市服务,让每一个愿意离开上海的人随时能走,并且随时欢迎他或她回来。
(2)重新认识城市规划的价值导向
长期以来,我们的城市规划过于强调技术逻辑思维,工具理性大大压过价值理性。但作为一种公共政策,必须要做价值判断,而不能单一追求效率。新型城镇化强调以人为核心。我们需要从个体的视角,注重社会公正公平的实现,注重对弱势群体的关怀,注重对人自由权利的保障。与其说理论上多少人口规模合理,不如强调尊重人口迁移的自由选择,并通过规划来配合个人的选择,通过前提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等多种方式,帮助人完成自我实现。
从另一个角度讲,生活中常见这样的场景:女人埋怨男人不肯为她送礼物:“不是钱的事,是那份心意,那种感觉。”在这里就是,究竟要写2500万还是5000万,这个数字可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人口流动的态度:我们是控制人口,还是尊重人的自由选择?规划需要从理想蓝图的引导,走向公众服务的意识。只有处理好这一问题,人口指标等问题才不会引起众多异议。
(3)重新认识争论的价值
近些年来,城市规划一直致力于促进公众参与。但由于长期工作理念和方式,公众参与规划一直不够充分,往往是被动参与。笔者刚参加工作时,一个县的的规划局大院门口挂了几幅公示牌,几个农民在看边议论。“你说这上面写着让大家提意见,你有啥意见?” “提啥意见啊,没用。”而规划局的另一边,几个农民因为征地不满而上访。这就是在规划过程中缺少参与,而事后被动参与的例子。
《上海2040》,特别是人口部分,引发了大量社会议论。这是好事,反映了上海在城市规划公开、市民参与方面的进步。事实上,这次规划一开始就广泛进行宣传,编制过程开放吸纳社会各界意见。这让看似神秘的城市规划逐步走出了黑箱。
作为公共政策,规划需要脱去精英思想,而要让普通市民都能听懂,都能讨论。我们需要有更多不同学科背景、职业身份的学者以及社会公众参与规划的讨论。城市规划是个软科学,很多时候并无唯一答案,更重要的是,要去充分倾听不同的声音。
最后,本文写作仓促,笔者认知有限,文章如有不当之处,望多多指正。不胜感激。
参考文献:
(1)于淑娟,《“民国黄金十年”的繁荣为何反而导致农民加入红军》, http://news.ifeng.com/a/20160423/48561241_0.shtml
(2)2014 population estimates. Brazilian Institute of Geography and Statistics (IBGE) (1 July 2014)." . Ibge.gov.br. Retrieved September 14, 2014.
(3)http://www.thejakartapost.com Population growth of Greater Jakarta and its impact
(4)Annual Estimates of the Resident Population: April 1, 2010 to July 1, 2015 – 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 and for Puerto Rico – 2015 Population Estimates". U.S. Census Bureau. Retrieved March 28, 2016.
(5)INDIA STATS : Million plus cities in India as per Census 2011. Press Information Bureau, Mumbai.
(6)"Population-Lagos State". Lagos State Government. Retrieved 21 February 2016.
(7)陈钊,陆铭,《首位城市该多大?——国家规模、全球化和城市化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