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地理论以均质平原和经济人为假设条件,解释城市体系的空间结构。大量的验证说明,该理论的一些观念、原则是有意义的,中心地模式的成分或痕迹几乎无处不在,尤其存在于低等级的聚落体系中[1]。但是,人们不应该把三角形中心地分布,六边形市场区的理想模型,机械地硬套到现实中去。连克里斯泰勒本人都没有把他研究的德国南部画出整片的六角形[2]。因为,尽管现实世界中人们的经济活动总的说是近于理智的,但一旦有了人类的经济活动,形成了聚落和城市,再经过历史的积淀,现实的城市和区域发展空间就绝对是非均质的。
在非均质空间和人类近于理智的活动行为下,城市和城市体系的空间结构有没有某种规律性? 这是应用理论层次的问题。
这里提出的“主要经济联系方向论”就是对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加以概括的尝试,并探索它的合理性。
(1)城市是一个开放系统,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与城市以外区域的相互联系。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为城市以外提供产品和服务。
(2)城市与外部的相互作用按方向来分无非是向心和离心两种,即城市的吸引力和辐射力,可统称城市引力。
(3)城市大体上是有等级层次性的。一个城市既对它直接吸引范围内的低位次城镇和区域有吸引力和辐射力,同时也受到这个城市直接吸引范围以外更高位次城市和更发达区域的吸引和辐射。前者可称为第一引力,后者可称为第二引力。这两个层次的引力的叠加,即构成一个城市对外联系由多个方向组成的力场,不同方向力的强度通常是不均衡的。
(4)力场的具体表现就是城市和区域的对外联系,对外联系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联系,经济联系应该是最基本的联系;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治和行政上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会连带吸引其他方面的联系。在迄今为止的社会条件下,对外经济联系通过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的形式得以实现,这四种流的流向流量有很高的相关性。目前以有形的物流和人流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最直接。资金流、信息流的重要性在日益增加,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要转化为物流和人流。因此,对外交通运输成为城市与外部联系的主要手段,成为实现社会劳动地域分工的重要杠杆。到信息社会,信息产品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在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时候,城市会怎样发展,我们还说不很清楚。
以上前提是现实存在,而非理想抽象。
在这样的前提下:
(1)城市的实体地域会沿着它的对外联系方向而延伸,当几个方向的引力不均衡时,城市会偏重于主要对外联系方向而发展。
(2)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一个城市城址的变迁往往朝着它的主要经济联系方向移动。
(3)在一个相对完整的地域里,若第二力场在几个方向上的引力相对均衡,即没有明显的主导对外联系方向时,则中心城市常在第一力场的均衡点上成长发育,取区域的中心区位或重心区位。在第二力场明显不均衡的情况下,即区域在外部有明显的主导对外联系方向时,中心城市常在区域偏于主要对外联系方向的门户位置上形成发展。若一城市能兼得区域中心区位和门户区位两种优势,该城市常常成为稳定的区域首位城市。
(4)城市的主要经济联系方向既有相对稳定的一面,也有随着经济格局、宏观形势和政策的变动而发生变化的一面。因此城市发展的主导方向也可能发生变化。
(5)城市沿主要经济联系方向而发展的基本原理是最小努力原则。即通过中心城市集散的人流物流效率最高,人·公里和吨·公里趋于最小。因为在迄今为止的社会中,经济联系仍要追求出行时间和交通运输成本的节省以提高效益,经济联系仍需要人们面对面的交往,人们在交往中通过环境感知的积累又会强化人们的空间活动行为。
以上“要点”是从大量实例中概括的,这里举一部分典型例子加以阐述。
例1,广东龙门县城建成区沿主要经济联系方向而延伸。惠州市所辖的龙门县县城龙城镇,位处东江支流增江上游龙门河北岸的山间小盆地,古代因航运起点位置在七星岗一带兴起。对外联系有北、西和东南三个通道。向北、向西因县域边缘有增江与流溪河间的分水岭──九连山的阻隔腹地很小,主要对外联系方向是东南向,沿河而下经增城到珠江三角洲。水运中断后,陆路交通也是先循河谷向东南到平陵镇后折向西到增城或向南到惠州。由主要对外联系方向所决定,建成区从七星岗明显沿河呈带状向东南延伸,这一趋势目前仍在继续[3]。
我们也许还能记得,过去在平原上的很多城镇,建成区从老城门沿大道,都会向外延伸构成“关厢”,不同方向城门外“关厢”的长短和大小,其实就代表了城镇对外不同方向联系的强度。不难判断,最大或最长的关厢即指向此城镇的主要经济联系方向。这是大量存在的城市发展的基本事实。
例2,广东新会的区位与它和江门的关系。原新会县的县城会城镇历史上是粤西潭江流域的中心城市。向EEN方向流动的潭江在会城镇附近南拐经银洲湖可出崖门通海。如果潭江流域和新会的主要经济联系方向向南出海,则会城镇应该在通航河道会城河与潭江交汇处形成和发展。事实上古代在今会城镇西有过新夷、盆允等县建置,后都并到新会县。因广东的政治、经济重心一直在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新会县的主要经济联系方向应该趋于NNE方向的广州,这一方向的引力使会城镇在偏离潭江干流大拐弯处NNE方向的会城河河畔成长。江门又位于会城镇NNE30公里,原来不过是新会县管辖的一个镇,就因它处于新会县的主要对外联系方向上,成了潭江流域和新会县与广州联系的实际上的门户,逐渐取代了会城镇的经济职能,城市的规模和地位后来居上,反而超过了会城镇,早就成为地级市。形成这些现象的主导因素就是潭江流域及新会的主要经济联系趋向于NNE的广州。
据新会最新一轮的城市规划,会城镇城市用地将向潭江两岸和银洲湖转移,该规划意图是否能够实现,首先取决于新会的主要对外联系方向在规划期内转而向南直接出海的可能性[4]。
例3,河南伊洛河流域下游县兼并上游县及当代洛阳的城市发展。洛阳现辖的宜阳县、洛宁县、伊川县,在古代都曾经各有两个县,县城都分别设在洛河或伊河沿岸。由于伊、洛河上游是高丛的伏牛山,而崤山、熊耳山、外方山相互平行又分别穿插在洛河、伊河两侧。地形限制使伊洛河贯穿的这几个县都以下游洛阳作为自己的主要对外联系方向,各县之间的横向联系却不多。长期发展的结果,这三个县在历史上都曾经发生了两个县归并成一个县的现象,而归并的结果均为处于上游的县被它下游的县所兼并,反映了城市经济活动向主要对外联系方向迁移和集聚的规律。例如北宋熙宁年间处于上游的福昌县合并到寿安县,即今宜阳县;元代,处在今洛宁上游的长水县并到永宁县,即今洛宁县;伊川是洛阳南大门,伊阙素有古都咽喉之称。战国时,伊川为韩国新城郡,治所在今伊川平等乡古城,唐时,改名伊阙县,宋降为镇,伊阙县略入洛阳。民国16年冯玉祥督豫,在今伊川县内设立平等、自由两县,民国21年合并二县为伊川县,治今址。从新城、伊阙、平等、自由到伊川,城址均沿主要经济联系方向,向下游迁徙[5]。
例4,县城搬迁中的一些教训。有一些县由于种种原因需要县城搬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习惯于把新县城搬到县域的中心区位,以便于实施行政管理。但由于常常忽视这些县对外经济联系力量的多向不均衡,有的新县城偏离了县的主要经济联系方向,结果起不到全县经济中心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县城区位不经济的矛盾突出了。例如山东肥城,老县城因煤矿采空,地面下陷而需要搬迁。当初有三个方案:一是迁到老城火车站以东,二是迁到王瓜店镇西北四孔桥一带,三是在老城火车站以南四公里处的空地上新建。70年代中,以不占好地为原则决定取第三方案。依我看此方案最差。新城迟迟没有发挥效益、形成规模,原因就在新城区位偏离了县内的经济重心及肥城与泰安之间的主要经济联系方向[6]。
再如河南孟津县,县城址曾在黄河的几个渡口之间来回变动过,明嘉靖十一年定在老城,即现在的会盟镇,因50年代一场大水,位于县域东部的老县城被淹,1959年决定在全县的几何中心另建新县城。新县城避开了易淹的黄河岸边,却上了缺水的邙山丘陵,更重要的是偏离了县域东部沟通黄河南北的交通干线207国道和焦枝铁路,偏离了县内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各乡镇,现在新县城经济上也缺乏活力。
例5,省域中心区位城市和门户区位城市的相互消长。解放以后我国有过几次省城搬迁,如安徽省会从安庆迁到合肥,河南省会从开封迁到郑州,吉林省会从吉林迁到长春,河北省会从保定迁到石家庄等,总趋势是看中交通方便的省域中心区位。我国位处省域中心区位或重心区位的省会占大多数。在过去农业社会和后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偏重于自成体系,中心区位更利于区域内部的联系和管理。解放后我国的省会城市确实获得过较快的发展。但在外向型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区域都要力求与区外经济取得联系,参与到更大范围乃至世界的经济体系中。而处于区域主要对外联系方向上的门户城市则更利于发挥区域与外部联系的作用,具有更优越的区位优势。改革开放以来这类城市都获得了更快的发展,形成对中心区位城市的挑战。例如大连与沈阳、青岛与济南、天津与北京、芜湖与合肥、宁波与杭州、九江与南昌、深圳与广州、重庆与成都等等城市之间的竞争态势一定程度上都包含有门户区位向中心区位挑战的色彩。显然,认识城市区位对城市发展影响的规律性,协调好它们之间的关系,使它们扬长避短、分工合作,发挥整体效益是有意义的。
推而广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推行“三沿战略”,促进沿海、沿长江和沿陆上边境城市的发展,虽然经济联系的层次不同,但客观上都是促进区域门户区位城市的发展,让它们在对外经济联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从而带动区域以至国家的经济发展。开发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称得上是这方面最成功、最精彩的决策。
作者认为以上原理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因此也常把它用于规划实践,或用来解释一些城市发展现象。有的已经证明是正确的,有的可以引起人们的思考。
例1,安徽芜湖的城址变迁和现代城市规划。向前追溯到春秋时代,芜湖的古城址位于青弋江以南水阳江畔的鸠兹,依托内陆小河运输而发展。到三国时代,青弋江流域经济得到开发,城址转移到青弋江北岸鸡毛山一带,依托的是大河入江运输。然后,城市建成区从鸡毛山沿青弋江向西延伸到入长江的二江汇口,即今芜湖老城“十里长街”两侧一带,进入大江运输阶段。1876年芜湖辟为通商口岸,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先后在长江岸边建立码头,与长江三角洲特别是与上海的水上联系成为主要经济联系方向,城市转而沿长江向北延伸。解放后,芜湖的铁路交通日趋重要,并成为一个小型铁路枢纽,城市发展开始与铁路趋近,从长江岸边向东发展[7~8]。1978年进行新的城市规划时,芜湖已成为衔接宁芜、芜铜、淮南、皖赣(当时正在修建)四个方向的伸长式铁路枢纽,新的芜湖铁路编组站的位置选择,成为城市总体规划方案比较的决定因素。笔者经过铁路流量流向的分析,认为芜湖枢纽的最大货流方向是合肥—南京方向,城市的主要经济联系方向指向长江下游三角洲,因此把编组站规划在趋近于主要经济联系方向的城市东北部,当时称为大和塘方案 (当然还有用地、环境、运输组织和工程可行性等其他方面的原因)[9]。编组站的正确定位,引导了芜湖城市主要向北发展。十几年来芜湖的城市发展基本是按规划实施的。由上可见,城市的主要经济联系方向对芜湖城址的历史变迁和近现代城市用地的发展方向都起了十分关键的牵引作用。
例2,洛阳城市体系规划。近现代洛阳的城市用地基本上在陇海铁路以南沿铁路呈带状东西展布,符合城市沿东西两个主要对外联系方向发展的规律。现在城市已连绵20公里。若继续东西延伸,城市建设既不经济合理,也受到用地条件的各种约束。向西已受秦岭余脉的阻挡,向东受杨文铁路编组站的阻挡。未来应向何处发展?我认为洛阳这样一个深处我国中腹的地区,其经济发展一方面要利用居中区位与沿海的几个经济发达地区和内地的特大城市建立起多元化的经济联系;另一方面又要找到一个合理的主要对外联系方向。定量分析洛阳到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以及洛阳到京津方向、山东半岛方向、连云港方向和西安—兰州方向的人口与经济联系潜能,以到长江三角洲方向为最大。洛阳今后的主要经济联系方向应取长江三角洲发达区为最佳。目前它通过陇海和京沪铁路与该方向取得联系,但因这两条铁路都是运输极为繁忙的过饱和干线,洛阳以至河南极需开辟一条新的便捷通道把两者联系起来。规划提出利用焦枝线洛阳—宝丰段、宝(丰) 漯(河)线、漯阜(阳)线和阜淮(南)线构成直趋长江三角洲的通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是把现在体制上互相分割的既有国有铁路和既有准轨地方铁路在运输上衔接起来而已。投资省效益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替代与此线平行的规划宁(南京)西(西安)线的作用。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建议洛阳城市发展要从主要依托陇海线逐渐转向主要依托焦枝线,挖掘1970年才通车的焦枝线对洛阳城市发展的促进作用。城市新区可首选洛河以南、焦枝线以西、避开隋唐古城建设,使城市用地发展方向与主要对外联系方向相一致[10]。此规划虽经审批通过,但此构思能否付诸实施,取决于跨省、跨部门的国有铁路和地方铁路部门能否在有关决策部门的重视下协调沟通起来。
例3,如何利用德州、梧州的地理优势。位于大运河畔的山东德州市,是一个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老城市,早在本世纪初就已经是津浦铁路和石德铁路交汇的枢纽。它的交通地理位置不可谓不好。但是它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人口规模始终不像人们想象得那么好、那么大。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历史上这里的农业条件一直比较差;位处冀鲁交界,历史上隶属多变,建国后对这类认为迟早会“嫁”出去的“女儿地区”投资较少。我认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德州在计划经济下处在它腹地的主要经济联系方向的“上游”,从主要经济联系方向论的角度看,这是一种既非中心又非门户的最为不利的区位。在正常情况下,德州的经济服务范围应该是以它为中心的属于原河北衡水地区、沧州地区的部分县和属于山东德州地区的那些县。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在河北一侧本应该到德州的经济联系,大部分转向衡水、沧州和石家庄等河北的城市,使德州的腹地大大缩小。德州在山东一侧的腹地如以原德州地区为准,则有12个县之多。但是强大的省会济南市紧邻德州地区,除了少数几个邻接县外,德州地区的大多数县到济南的经济联系远比到德州更近便。也就是说,在计划体制下,德州地区的主要经济联系方向显然是济南方向,而德州却位处它管辖腹地的主要经济联系方向的背后,在它前方的县实际成了济南的经济腹地,完全可以不经过德州直接与济南联系(大概开三级干部会议之类的活动除外)。德州长不大这是主要原因。掌握同样的原理,德州的发展要充分利用市场经济体制,把过去省界对经济的分割作用变为利用两省之间的经济位势,发挥交通枢纽的优势,让自己在促进山东与京津冀之间的经济联系中,既充当山东方面腹地的门户城市,又成为河北方面腹地的门户城市[11]。
类似的例子出现在两广边界的广西梧州市。梧州曾经是两广总督的驻地,在历史上一直是广西城市体系中数一数二的中心城市。梧州作为广西西江流域的门户和两广联系的咽喉创造了这一历史辉煌。新中国建立后,由于种种原因,广西区内外的主要经济联系方向发生变化,通过湘桂铁路的NE-SW向联系的重要性超过了通过西江的E-W向联系。在内向型计划经济体制下,梧州偏离在广西的主要经济联系方向之外,原本向东联系的梧州的腹地转而向西成为湘桂线上城市的吸引范围。城市丧失了腹地也就丧失了发展。作者建议广西要充分认识到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两广联系的重要性。建议加速两广间陆上通道的建设,打通广州向西经梧州到桂林和三江的铁路。这不仅是大西南与国内外大市场之间最近便的通道,梧州也会焕发青春,广西也能得到更快发展[12]。
例4,我国南方对外经济联系的门户城市的转移。广州位处东西狭长的广东省的中部,又处京广铁路南端和珠江口的北端,是我国典型的兼有中心区位和门户区位优势的一个城市,长期以来是广东甚至华南的首位城市,其地位从未受到过挑战。尤其在改革开放以前,广州通过广交会等渠道是我国经济与西方世界交流的重要门户。那时的深圳作为边防重镇与资本主义的香港隔河相望,人口不过数万。改革开放以后,深圳辟为经济特区,港深边界的政治性质已发生了由对立向友好、由封闭向开放的根本变化。深圳遂成为我国与香港乃至世界各国经济联系的最大的门户城市,替代并发展了过去广州所承担的对外经济联系的部分职能,实际人口由几万猛增到二三百万。九七香港回归以后,港深边界又由国际边界变成国内边界,香港将成为我国参与世界经济体系的最大的门户城市,深圳和广州的相应职能又会有所削弱。这三地的空间距离并没有发生变化,但它们的地理位置和城市职能的关系却发生了巨变。我国南方的门户城市沿着国家主要经济联系方向所发生的变化,不是很值得三地规划界深思吗?
主要经济联系方向对单个城市或区域城市体系发展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以上所举只是我工作中遇到的一部分例子。还可以在许多地方找到内容丰富、生动活泼的例证。既有符合发展规律的经验,也有违背客观规律的教训,还有一些值得深思的未来发展趋势。
我建议在进行区域规划、城镇体系规划和城市规划中,要着力去分析区域和城市的主要经济联系方向,它有助于你理解现有的城市地理现象,选择城市未来的用地,帮助你构思区域城市体系的空间框架。但是,城市和区域是一个受多种因素影响的复杂系统,行政边界、地形地物、功能分区、环境要求等都可能改变主要经济联系方向的影响力。在当前体制下,行政边界的作用尤为值得重视。因此我并不把主要经济联系方向作为城市与区域发展的唯一主导因素。
注释
[1] 周一星:《城市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343页。
[2] Christaller W. Central Place in Southern Germany,Prentice Hall, 1966.
[3] 1993年参加由王恩涌教授主持的龙门县城市总体规划有感。王恩涌教授向我提供了有关素材。
[4] 1993年参加新会城市规划方案的评议有感,规划由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承担。
[5] 武弘麟、何海燕:“(洛阳)城镇体系发展的历史背景”,《洛阳市域城镇体系规划专题报告》,第1~8页,北京大学城市规划设计中心和洛阳市土地管理规划局,1995年。
[6] 见1987年本人主持的泰安城镇体系规划报告《泰安市域城镇体系发展布局规划》,第114~116页,北京大学地理系,1987年。
[7] 唐晓峰、于希贤、尹钧科、高松凡:“芜湖市的聚落起源、城址演变、城区扩展及其规律性的探讨”,《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第54~69页。
[8] 侯仁之:“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与城市规划”,《地理学报》,1979年第4期,第315~328页。
[9] 周一星:“芜裕枢纽编组站位置及其他有关问题的调查报告”,1979年芜湖市城市规划报告附件。
[10] 详见“洛阳市域城镇体系规划专题报告”,111~118页,北京大学城市规划设计中心和洛阳市土地管理规划局,1995年。
[11] 1997年参加建设部城市建设研究院讨论德州规划有感。
[12] 详见“梧州地区城镇体系布局规划”,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和广西梧州地区建委,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