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郐艳丽(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城市规划与管理系)
“我们都是被城市化的一员,我们回不去故乡,也离不开城市。从乡村到城市,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正在进行最后的大迁移。”——道格·桑德斯《落脚城市》。

城中村 图︱HelloRF
道格·桑德斯的《落脚城市》
道格·桑德斯(DougSaunders)是加拿大著名的记者、专栏作家。2010年,他寻访伦敦、阿姆斯特丹、巴黎等发达城市的隐秘角落,又探访孟买、重庆、里约热内卢等地的底层平民,足迹遍布5大洲16国,对从农村到城市人口迁徙的城市化现象进行了深度调查。在此基础上完成了《落脚城市》(ArrivalCity)。
“在外人眼中,六公里是一座肮脏腐臭的贫民窟。……头顶上满是电线和有线电视的线路;废水从水泥地涌出,流过房屋四周,沿着开放的水沟灌入一条臭气熏天的河流,流淌在山谷底部的水泥桥梁下。……你也许会认为这里是穷人迫不得已的栖身之地......不过,你一旦从主干道走入通往山谷底部的泥土小径,即可看出六公里的真正本质,在山谷顶端,在每一扇窗户的后面,在每一栋水泥房屋粗陋的门口里面,都可听到生产的当啷作响。15年间,重庆市郊的‘六公里’,由70人的村庄变身为12万农民工进城的‘落脚地’”。
这就是《落脚城市》的开篇《六公里·中国》。道格·桑德斯在《落脚城市》中从经济学和管理学等视角,运用个体观察的手法记录了从农村到城市人口迁徙、安身的历程,为我们了解世界各地城市化进程中亲历从农村到城市迁移过程的人,他们的生活,他们在城市中的居住生活状况,打开了一面鲜活的窗口。在我国自1978年以来的城市化滚滚浪潮中,有数亿农民工从农村到城市,他们在城市中的生存状况怎样?他们从事什么职业?他们住在哪里?......这些是人口和社会学家试图要解答的问题,也是众多文学、影视作品所描述的对象。
城镇化滚滚浪潮中的农民工
在改革开放初始的1978年,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仅为17.9%,到2014年我国的城镇化水平达到了54.77%。伴随着城镇化水平的快速提高,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2014年《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显示,全国流动人口约有2.45亿。
如此巨量的农村人口在城市的具体生存状态并没有全国尺度的动态监测和准确统计,但是从针对某些地区的调查数据我们还是可见一斑。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11年对北京亦庄和顺义的流动人口进行了抽样调查。调查发现,流动人口中的62%从事非专业技术服务,即绝大多数进城农民从事低端行业,以制造业、建筑业、餐饮业和废品回收等为主,他们的月平均收入为3121.14元;他们中有一半以上与他人合住,具有在大城市中买房定居意愿的只占27.1%,70%以上的人并没有永久性落脚城市的意愿。
进一步看,这些低收入的农民工又是落脚在城市的哪个角落呢?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于2006年9月至10月组织了“北京市1‰流动人口调查”,调查了42个街道,回收了约占北京市流动人口1‰的4087份有效问卷。数据显示,80%的流动人口住在城中村或城边村,他们中有一半租住农民原建房,有80%住房面积在20平方米以下。近些年农民工的居住状况并未有明显的改变。随着区位较好的城中村改造进程的加快,农民工转移到更外围的城中村。2013年中国人民大学叶裕民教授对海淀区城乡结合部的调查显示,海淀区流动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由2000年的17.4%提高到2010年的38.3%,随着重点村的改造,流动人口出现由近郊区山前地区向远郊区山后地区扩展趋势,城乡结合部范围急剧扩大,出现“一个肖家岭倒下了,千万个肖家岭站起来”的政策衍生效应。

城中村中混乱的环境
为什么绝大多数农民工会选择住在城中村呢?原因很简单。城中村具有生活成本低、区位优越、管理薄弱等特点,是符合大多数流动人口收入水平和身份特征的理想居所。城中村不仅是进城农民成本最小的城市化途径,对于进入城市的外来人来说,也是学习城市生活方式、行为和价值观念的绝佳场所。

城中村中的安全隐患
除了从上述专业的调查研究报告中了解我国农民工的基本情况,我们还可以从像道格·桑德斯的《落脚城市》、威廉·富特·怀特的《街角社会》等纪实性文学、影视作品中,体验他们的经历。这些文学、影视作品,形象地展示了这一特殊人群落脚城市的历程,而这往往从时间和空间上超越了我们直接的经验范围。也就是说,这些文学、影视作品使得农民工落脚城市的历程可以被我们更形象化地认知和感知,它们与专业的调查研究报告共同展示出城市化过程中我国农民工的综合特征。
品书识城:中国农民工之“落脚城市”
收废品群体绝对是和普通居民联系较为密切的一个群体。随着国有废旧物资回收企业日益萎缩和大批农民工涌入城市,农民工成为收废品群体的生力军,他们游离于制度之外,游走于城市边缘。贾平凹的《秦腔》的故事发生地点清风镇原型是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棣花镇,这部作品描写了农民在怎样的乡土困境中一步步地从土地上走出。而贾平凹的《高兴》则以卓越的白描手法展示一个普通的农民从家乡清风镇到西安市,再到咸阳最后回到西安的进城和落脚城市的故事,展示出收废品群体别样的真实人生。《高兴》的原型是贾平凹的童年好友刘书祯,主角刘高兴先是为了盖房子娶媳妇将自己的一颗肾卖给了城里人。由于房子没盖起来,媳妇自然也没娶到,于是他就听从那颗肾的召唤来到了西安城,拾起了破烂。通过高兴的眼睛,作品呈现了西安城市边缘区和中心城区大街小巷中一个主流社会之外的社会阶层及其生存景观。北京市亦有“号称十万大军”的收废品群体散落在城中村,与他们比邻而居的多是临时摊贩群体,文学或影视作品中对其描述很少,但这一群体的活动在城市中极为常见。
盲人是生活在黑暗的角落,无人理睬的群体。毕飞宇的《推拿》就是描述了改革开放后盲人推拿师辗转深圳、上海,落脚南京的历程。他们是被众生忽略的群体,他们的世界看似寂寞无边,确又黑白分明。对于盲人来讲,无论哪座城市和他们其实都没有多大关系,他们往往会选择从事专业性的按摩等工作,一般会住在店里,而商店多分布于居住区附近。很少有人会设身处地地为他们着想,于是便有了无法善终的盲道以及无法穿越的盲道嘲讽般出现在大街小巷。

无法穿越的盲道
当然,还有少量打零短工的流浪乞讨者,他们往往浪迹于各种公共场所。北京实地调查多见公共场所的零星乞讨者,他们往往居无定所,冬季夜间睡于北京西站、地铁站内,夏季多聚集在立交桥下、显有人见的角落,甚至市政检查井内,成为另类的存在。网络作家梁山的《乞讨者》描述人潮人海中,不知来去何从的特殊群体,他们有家族丐帮的组织和预谋,有散兵游勇迫于生计的无奈,足迹遍布大江南北。

收废品者住处 图︱李梦垚 摄
文学、影视作品对底层农民工落脚城市的描绘细腻,直抵心灵。透过这些作品,我们了解到他们生存的困境、生活的窘态以及生计的无奈,因此曾经贾平凹质疑,“农民工是国家在改革进程中的无奈之举、权宜之计还是长远的战略决策?”虽说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但现实中他们落脚城市的生活更加触目惊心。
我国第一代农民工基本呈现个体流动特征,居住问题是第一大要务,城中村现有的公共服务尚可满足农民工低收入、低消费需求。而第二代农民工演变为家庭流动,他们面临的困境不仅仅是自身的生存和居住,还面临子女的教育和医疗等更加复杂的问题。这些不是散布的城中村可以承载,不可能依靠农民工自己解决。他们需要城市服务的支撑和应对,需要城市政府的认同和接纳,需要城市居民的包容和善待。对待农民工的态度考验城市政府良心和城市居民的素质,接纳农民工的能力考验城市服务的水平,唯如此,农民工方能真正落脚城市。

城中村中孤独的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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