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国内城市规划、交通专家建言武汉2030总体规划——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应加强跨区域一体化发展
微信公众号:众规武汉

李晓江:武汉此轮总规编制之难,难在空间资源的把握和配置上。
武汉的区位优势明显,但周边地区的腹地较弱,布局相对分散。与郑州、长沙等其他中部省会城市相比,武汉的近域腹地人口和经济密度普遍偏低。
纵观国内外城市,伦敦、巴黎等全球城市已实现较为充分的跨区域一体化发展,国内的北京、上海、成都、广州、厦门等大城市也都在谋划跨市域的大都市区发展。武汉作为特大城市,如果能拥有一个很有潜力的腹地,中心城市也将变得更加强大,从而提升长远竞争力。
面向2030年,在与周边区域的空间资源配置上,武汉应向外疏解非核心功能,与周边城市圈进行合理分工、功能洗牌,而集中精力进行自身核心功能提升和产业结构调整。在这一点上,瞄准国家中心城市的武汉,应主动作为。
此外,城市规划的思路和趋势也在发生变化:中国正在经历结构调整和从量到质的转型,武汉也正由工业化中后期向后工业化转型,过去引以为荣的工业基地城市,要逐渐向创新经济、服务经济转型,生产性服务业、金融业等将带来机会,光谷也要为武汉的产业提升和置换做充分准备,城市的空间就要支撑这种发展模式的转变。
中央城市工作会上也提出,城市的发展要从单一的经济发展转向城市综合品质的提升,武汉处于城市发展的转型期,规划也应更加注重以人为本,关注社会发展和原住民、新移民的需求。
前不久北方和中部地区的暴雨所引发城市生态安全和公共安全问题后,习近平总书记对城市综合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了重要讲话,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武汉总体规划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在纲要前期研究中已有较好的研究基础,下一步应把握武汉的“江湖之城”特征,搞好水安全,做好水文章,打造世界著名的滨水文化名城。
要站在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高度上,思考如何更加严格划定生态和城市安全红线,保障城市可持续健康发展。
注:李晓江,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领衔开展了《武汉城市圈规划研究》、《武汉大都市区空间发展战略研究》两个重大专项。
唐子来: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要瞄准经济、科技、文化影响力三大目标维度。
由普华永道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联合发布的《机遇之城2016》(中国版)中,根据24个城市综合积分排名,武汉位于第5位(排名不含北京、上海)。
其中,在“智力资本和创新”这一分项中,武汉排名第3,重点大学研究水平位列第1。此外,“经济影响力”也排在第4位。
从排名上看,武汉的科技维度最强,可优先打造成国家科技中心,新一轮总规可以围绕这一目标配置资源。
武汉虽然有科技资源,但并未将此变成科技红利。建议武汉加强体制资本,完善制度及宜商环境。
武汉应着力发展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一个国家中心城市,其资本服务的功能较其他功能更重要。
武汉若要强化中心地位,就要在经济维度上做好资本服务。
武汉在长江中游的首位度目前还不及上海在长三角的首位度,上海正是利用生产性服务业为整个长三角做服务,武汉也应将整个中三角看作腹地,配置资源。
武汉要成为中部地区面向亚太的国际门户,未来的全球门户城市,国际航空门户的规划和建设非常重要,这就要求机场、高铁站之间有轨道交通相连,城市中不同类型机场之间有快轨连接,航线、航班、目的地城市还要增多加密。
注:唐子来,上海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城乡规划系教授,领衔《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和国际化城市研究》,目前已取得阶段成果。
陈小鸿:以武汉特大城市的体量,在下一轮的发展中,应该在更大空间中寻找发展机会,而轨道交通可以更好引导城市空间的轴向拓展,使得人口和岗位在轴向上实现职住平衡,提高通勤效率,寻求城市空间更加高效、更好品质的发展。
武汉自然山水条件优越,但也对城市空间产生了一定的分隔作用,目前武汉已基本形成多心、多核、多轴的空间形态,非常适合发展多模式的交通架构。
武汉目前正在大力建设地铁,一般地铁的设计时速为每小时80公里,在武汉的一些重要交通走廊上,还要考虑建设速度更快的轨道交通。
比如武汉到城市圈城市的城际铁路,由城市枢纽向外围辐射的市域快轨等,推动差异化的轨道建设,提供更加多样化服务。
时间约束空间,城市的空间尺度由一小时通勤距离决定,通过多模式的轨道交通支撑,将城市的核心功能区门到门、外延功能区点到点、城市圈城市站到站的时间均控制在1小时以内,打造多层次1小时交通圈,进一步提升武汉城市竞争力。
轨道交通要为城市长远发展预留通道,而不能只考虑到2030年。此外,受自然山水条件限制,武汉在局部地区的通道资源狭窄,还需慎重选择道路建设形式。
注:陈小鸿,上海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教授。此次领衔《武汉城市空间结构体系与多模式交通规划研究》,并取得阶段成果。
张菁:住建部关于城市规划工作的改革思路是,强调“全域规划、两规合一”,即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合二为一,此外还强调区域的协调及城市生态、宜居方面的规划。
武汉的此轮规划在这些方面均得到充分体现,比如多湖多廊的规划、河湖的生态保护、划定湖泊通江连通道、建立武汉跨区域国家公园体系,以及宜居城市等规划研究,均体现了规划的生态思考。
武汉的“山、水、湖”的空间格局很有特色,可以加以利用,规划成“小而美”的高品质创新创业空间,比如美国硅谷,还有日本“硅谷”之称的筑波科学城,北依筑波山,东临霞浦湖,打造成一个科研基地、教育机构集中的城市。
注:张菁,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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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城市建设会“儿童友好”吗?
微信公众号:新土地规划人

摘录:致力打造“美国第一儿童友好城市”的丹佛市,构建儿童友好城市的有力措施之一,就是在全市范围内打造“见学地景”(Learning Landscape),现其已成为世界范围内、城市尺度儿童友好户外游乐空间环境的出色案例。

自1998年开始,政府联合私人、尤其是科罗拉多大学景观建筑系共同出资2000万美元,将全市46块废弃的学校场地改造为充满吸引力的、多用途的户外儿童游乐空间,其设计均由科罗拉多大学师生完成。
每一个见学地景空间,都包括以下的一些设计要素:社区入口、阴凉处、公共聚集区域、自然野生公园、户外艺术、多用途场地、硬地游戏教育元素、可参与的安全游戏设施、创新游戏元素等。


不仅为儿童提供多样化的、自然的游戏空间,也为儿童提供认知自然、熟悉自然的见学场所。
多个见学地景空间逐步形成网络,成为不同规模和层次的、步行可达的儿童户外游乐场地,大大提升了丹佛的儿童吸引力和城市魅力。
由于获得了巨大成功,2003年城市政府更投票通过增加1000万投资对其增设。

同样,丹麦哥本哈根的经验也表明,多层次下的点状儿童户外游乐空间,是整体推升城市儿童友好度的有效手段。
从20世纪初开始系统兴建以来,经过近百年的不懈努力,哥本哈根的点状游戏场地已经发展成为以居民小区场地为基础、公共场地为骨干(社区儿童游戏场地和公园绿地游戏场地)、机构附属场地(幼儿园、学校、医院、教堂等的儿童游戏场地)为补充的层级结构体系。其空间设计注重吸引性、冒险性和益智性,并尽可能考虑与其它家庭成员需求的结合,同时多采用自然式的设计手法,一方面强调与周围环境的协调,另一方面也为儿童提供接触自然的城市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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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市除应在市政公园规划用地中专门预留出相应的户外游戏场地空间,或对原有公园绿地等进行适应性改造,还应当给予开发商容积率奖励政策,以市场方式引导其设置相应空间,注重免费性、开放性和生态化、趣味化,逐步形成城市对儿童的友好度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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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李强:新型城镇化、市民化与人的城镇化
微信公众号:清华同衡规划播报
人的城镇化的最终目标,是城乡居民拥有平等的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政治权利和发展权利。

摘录:
农民工市民化的目的是真正实现“人的城镇化”。这涉及到“社会融入”与“市民化”,即在城市和乡村的发展过程中,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一部分农民从传统农业转为现代农业或非农产业,过上现代文明的生活,并形成现代文明的生活理念;强调的是一种权利,即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享受与市民平等的权益。
清华社会学系曾对农民工群体进行过调查研究,总结出农民工市民化研究与政策制定时应正视的十条现状与趋势:
1) 新生代农民工成为流动人口主体,1980-9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占调研总量的49.1%;
2) 逾70%农民工不打算回乡就业,即便回乡就业,也很少有人选择回农村;
3) 如果回乡就业,近80%农民工不愿意再选择在农村工作;
4) 新生代农民工中愿意回村的比例很小;
5) 近85%的农民工不再打算务农,新生代农民工愿意务农的比例更低;
6) 新生代农民工愿意务农的比例非常低;
7) 农民工在城镇定居的意愿:“有”、“没有”和“没想好”约各占1/3;
8)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镇定居意愿比老农民工强烈;
9) 逾80%的农民工愿意选择在县城及以上层级的城市定居;
10) 新生代农民工倾向于选择层级相对较高的城市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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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划日报230:全部文章
微信公众号:国匠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