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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秘书： 我们在此分享一些城市研究、实践等领域的创业者心声。相比为学科添砖加瓦，陈沁更注重问题的答案本身。但在给出答案的时候，他也非常重视逻辑的严谨。这正是当下比较少见的品质。 很显然，从以下这张他提供的图片可见，其知乎“数据帝”的身份，也已经并不是秘密了。 <img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src="http://img02.store.sogou.com/net/a/05/link?appid=100520091&url=http://mmbiz.qpic.cn/mmbiz_png/ZKxpoW5ACbasD2Zhg3Gic6MaTLfibQqNAf1K1a7NhCUNGoqeIgLian8Yn7LUibB4qhvl1KF5ibPSPkN8N5lOc0Cr7Lw/0?wx_fmt=png" data-ratio="0.6675" data-w="1200" /> 陈沁 29岁 数联铭品首席经济学家，新经济指数（New Economy Index）编制者之一 2016年2月进入数联铭品之前，我在复旦经济学院教了两年书。我本硕博一直在复旦经院，原本应该走学术道路。最后却走向业界。这里有很多原因。 从学界到业界 首先，我在学术界的感觉是，一项研究往往要做非常久才能做完，其中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被消耗在修改细节上。一篇文章用一个月可能就写好了，但后面要不停地去报告，还要经历投稿和数轮审稿，花上一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发表出来。 我觉得，一项研究最有意思的部分，在第一个月就已经结束了，后面花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只是在对百分之一的工作进行修改。这样就比较容易腻。 其实，很多问题的最主要部分，用两张图就可以说完；但对一个学术文章而言，这两个图才是刚刚开始。 当时，我有一篇文章，投给一个比较好的期刊，对方不停地让我改。我觉得那些修改意见越来越蠢，这样的修改是浪费时间。每次都修改一点点，再发给对方，然后对方反馈意见，再接着修改一点点。心里很烦，但这个期刊对评职称还特别有意义。 那段时间，收到修改意见，我脑子都是一团乱麻，需要看几部动漫，再出去看一场电影，一星期过后，把胸中的烦闷纾解掉，我才能动笔去修改文章。那个时候很痛苦，因为真的不愿再炒冷饭——明明写好了，却还是不断被纠缠在那一些枝节上，而且每个审稿人的意见还不一样，感觉文章被越改越差，简直就是没有尽头。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当时，我正好知道，有一位朋友正在创业，在做大数据相关的工作。我对大数据很感兴趣。虽然不知他们在做什么，但觉得应该很有意思。有一天，我收到继续修改文章的要求，感觉真的不想再继续做了。我就问这位朋友，具体公司在做什么，好不好玩？ 他们马上安排我到成都去看了公司，也就是我现在所在的数联铭品。在那里，我第一次与数联铭品的合作机构财新智库谈到“新经济指数”的技术问题。当时大家谈得很开心，我觉得，这个研判“新经济”的工作很有价值，从中会生出很有意思的东西。那是2015年9月的事。 后来，我与数联铭品的合作越来越多。我在这家公司做兼职时，仍然做过几次学术报告，那是我离校之前最后一篇文章的报告。那段时间，梳理报告上被问到的问题，我也重新审视了一下自己，越发感到，我这种追求迅速解决问题、但又十分粗糙的人，在学术界的生存一定会非常艰难。这些问题重要吗？重要，尤其是对一篇优秀的学术文章来说更重要。但我愿意针对这些问题做大量工作吗？不愿意。于是，我就打定了主意，不能继续留在学界。 2016年2月，我全职加入数联铭品，继续做新经济指数方面的工作。现在，新经济指数也做出来了，反响比较大。李克强总理连续两次提到这个指数，都给了正面评价。这个指数与政府方面的合作也在逐步开展，上个月获得了万事达卡的冠名，在政策层面和实业层面都得到了一些认可。这就是我从学界到业界的经历。 大数据与新经济指数 大数据应用前景如何？人们都听过“大数据”，但很多人不知要怎么用它。其实，我也不知“大数据”应如何严格定义，但可以拿来用的数据的确越来越多，可以应用的方面也越来越多。我做的这部分是用大数据做宏观经济监测和预测，数联铭品也有同事用大数据来做企业征信、反欺诈等等。 数联铭品所做的是大数据在经济金融方面的应用。我觉得，整体而言，大数据应用的行业很有前途。十三五规划里也提到，政府数据要开放。现在大部分数据还是在政府手里，没有开放。很多地方政府向我们表示，虽然上面说要开放，但自己不知怎么开放。我们相对缺少开放的方法和途径，一些公司私底下才能拿到数据。而美国，已经利用企业数据、金融数据、移动互联网数据，做了许多事情。比如，运用手机数据来做失业率的调查——考察写字楼旁边的基站每天有多少固定号码登陆，就可以判断失业率的状况。在国外，这些都已经是成熟的研究，但在中国还完全没有。或者说，数据的化学反应，我们只能看到一点点。 或许有人说，这个行业门槛不高，只要有数据就可以做。一方面，我们的数据收集能力的确很强，能拿到这么多数据，还是很不容易的；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我们的数据分析能力比较强。我们最近去给一些政府层面的客户做汇报，他们的反应之一就是非常震撼，从我们的分析中，能看到本地经济的一些细节。所以，收集数据只不过是工作内容之一，我们在这背后所做的模型、算法等，也是特别重要的。 比如，对某个省会城市，我画了一个图，看哪些行业招聘的人数最多而工资在上升，哪些行业招聘工资上升而人数没有上升，哪些行业招聘人数下降，等等。从中看到，城市中哪些产业的弹性更大，又有哪些产业走向衰亡，等等。如果我们没有理论知识的背景，就不会知道重要的问题在哪里，可能即便拿到数据，也只会做一些计算平均值、增长率的等非常粗浅的工作。所以，我觉得，来做这件事，一定需要有一些学术上的经验的人。 学界做研究也有一些数据，但无论再怎么挖掘，数据的信息量也有限；而业界有大量数据，但是分析不好。所以，学界和业界的优势结合起来，可以做的事情就很多。 我自己是上海人，按理说应当在上海呆着。为什么去了成都的公司？实际上，第一次接触大数据公司，就是数联铭品。由于某种“铭刻效应”，我就觉得这个是最好的。这是出于某种偶然。 另一方面，上海的互联网、大数据行业，在我的接触范围内，也确实没有特别适合我的公司。不过，上海市政府在数据开放方面，确实做了很多工作，比如大数据竞赛等。另外，我六月底去国家统计局做了一次演讲，发现上海的统计部门，在国家统计局举办的统计竞赛中表现非常好，令人印象深刻。 之所以选择数联铭品，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在这里有很高的自由度，不用打卡，是自己去寻找重要的问题，也能高效地去推动、解决一个问题。我觉得，在学校呆久了，这种自由自在的习惯养成了，也只能去这样的互联网公司，很难再去一家企业做螺丝钉式的普通员工了。 那么，为什么这类互联网、大数据公司，会在成都、北京产生，而不是在上海？我想，可能是因为成都的劳动力更加便宜，而北京也有能让人才低成本居留的空间。 我的几位老师，上个月在复旦听了我的一场讲座，他们听完之后，也对这项工作尤其是背后的数据产生了很高的兴趣。这项工作的技术报告最近也在新经济指数的另外两名作者，北京大学的教授沈艳和财新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的努力下，发表在了China Economic Journal上，学术界认可这些工作，我也很高兴。 从我们这个月的新经济指数来看，中国的经济状况非常不好。劳动力的需求在降低，边际产出也在降低。但在新经济方面，上海仍然是城市当中的第一名。这可能与工业衰退有关，也可能与新经济中的消费品类有关。 <img data-s="300,640" data-type="jpeg" src="http://img02.store.sogou.com/net/a/05/link?appid=100520091&url=http://mmbiz.qpic.cn/mmbiz/ZKxpoW5ACbZkABsGZ3VNqAzNibob2pswQfXvS2Nw4siayGHXMdDwvaYiaibeLPxQeNhKy1iag7Oic1nHnIRgyUSuxZCw/0?wx_fmt=jpeg" data-ratio="0.9947368421052631" data-w="3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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