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星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城市地理与城市规划研究专家,在推动城市地理学发展和我国城市规划研究与实践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学术思想和学术成果在国内外影响广泛。本号特别推出周一星先生专栏文集,以系统介绍周先生的学术成果,与诸位同仁分享。
感谢周一星先生的支持!感谢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规划研究中心张莉女士的热忱相助!

周一星先生1984年出国前参加ESEC英语培训时神采奕奕的精神状态被美国同行摄入镜头。
周一星先生1959年进入北京大学经济地理专业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曾任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副主任、北京大学地理科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区域规划与城市经济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地理学会常务理事、城市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IGU城市化工作组常务委员。周一星先生1973年开始从事城市环境研究和城市规划工作,1978年开始专注于城市地理的科研和教学,并努力从城市地理视角参与城市规划工作,是最早从事中国城镇化和城市体系研究的学者之一,在推动城市地理研究国际学术交流、探索和推动中国城市体系规划、开展城镇化和城市发展方针研究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

人类社会城市发展的历史至少已有五、六千年,不久前还发现了距今一万余年的古城遗址。但是作为人口向城市稳定的、持续不断的和加速集中的一个世界性过程,即世界的城市化过程,还是近200多年以来才出现的一种现象。据估计1800年世界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才2%,1900年是4%[1],1925年超过了20%,目前已达40%。
世界各国各地区城市化过程的开始时间、发展速度和已达到的水平存在着很大差异。尼泊尔、卢旺达等极少数国家1979年的城镇人口比重才3%或4%,城市化刚刚起步,而英国早在本世纪初城镇人口比重就超过了70%,进入城市化的后期阶段。虽然,人类未来的聚落形式和城市发展的前途,还是一个正在寻求答案的问题,但是已有的200多年历史证明:人口向城市集聚是劳动分工逐渐完善和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必要前提,城市化过程是和工业社会的发展相伴随的一个客观存在的历史过程。中国尽管有自己的许多特点,也必然要遵循这一普遍规律,走逐渐城市化的道路。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这个国家的城市化程度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这是贝利早在1962年就得出的结论[2]。
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很多,对“城市化”这一概念的理解,目前国内外也不尽一致。本文把每人平均国民生产总值(以下简称人均总值)作为反映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性指标,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一国城市化的水平,探讨它们之间在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关系。已经有人提出城市化可以间接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达的程度。有人还认为它们之间大致存在着一种正相关的线性关系[3]。这类描述看来还有进一步准确化的必要,以更客观的揭示其内在规律性。
利用美国人口情报社编制的《1977年世界人口资料表》提供的世界157个国家和地区上述两个指标的统计数字[4],把它们绘到坐标图上。横坐标是人均总值(美元/人),纵坐标是城镇人口的比重(%)。可以发现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在图上趋向于有规律的集中分布,表明这两个变量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只有极少数国家脱离这种趋势作零散状分布(图1)。这极少数国家如附表1所列,其城市化水平和人均总值水平在世界上的位次相差悬殊,互不相称。这里分别有两种异常情况:
(1) 有些国家人均总值相对很高,而城市化水平相对较低。属于这种情况的又分两类。一类是人口不多的单一石油生产国,如科威特、阿联酋、卡塔尔等8个国家。这些只有几十万到几百万人口的国家,依靠这些年国际石油价格猛涨赢得了高额的石油利润。除了石油以外,其它经济部门比较落后。尽管这些年城市建设突飞猛进,城市化水平仍相对较低或很低,相当高的收入水平并不能综合反映它们经济发展的程度。另一类是瑞士、挪威、奥地利等少数欧洲国家。它们有较长的工业化历史,按经济发展的水平和人民的富裕程度都在世界前列。这些国家城镇人口比重虽然不算低,但相对说来却远远低于其它同类经济水平国家所达到的高度。主要原因是它们划分城镇的标准偏高。世界发达国家普遍把城镇标准的人口下限指标订在200~3000人,而奥地利是5000人,瑞士是10000人。挪威把人口在2000人以上,房屋间距不大于50米的居民点视为城镇,而条件相似的其它北欧国家,却把200人以上,房屋间距不大于200米的地方划为城镇[5]。此外,地理条件和经济结构也有很大的影响。多山,人口分布较为分散;没有很多大城市和城市群;它们的主要经济支柱如瑞士的精密机械制造,瑞士和奥地利的旅游业,挪威的航海业、渔业、森林工业、石油业,或者产值很高,或者用人较少,甚至并不必须集中在城市发展。
(2) 有些国家是城市化水平很高,但相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这些国家也分两类。一类是新加坡、马耳他、巴林等面积特别小的岛国,它们人口密度很高,农业用地狭窄,人口多聚居在一个或几个城市中,经济上却还属于独立不久的发展中国家。另一类是温带南美地区的智利、乌拉圭、阿根廷,它们的经济水平离发达国家还有很远距离,但主要由于历史上的原因,其城市化水平超过西欧、北美,十分引人注目。15世纪末叶以前,这个地区本来就不是土著印第安人的主要分布区,欧洲殖民者入侵后,散布在各地农村的印第安人遭大量屠杀,欧洲移民又主要聚居在城市。加上近几十年来工业有较大发展,以各自首都为主的大城市人口畸形膨胀,使本来就很高的城镇人口比重更显突出。哥伦比亚也存在类似情况。
对上述不过20个国家的情况略为多说几句,是想说明这些国家在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异常”关系不是偶然形成的,其影响因素不外国土大小、人口多寡、历史基础、自然资源、经济结构和各国划分城乡的不同标准。世界各国的这两个变量的关系都或多或少的受这些因素的影响,不过是以上少数国家受其中个别因素的影响过分突出罢了。

图1 世界137个国家和地区城市化水平和人均总值关系曲线
(×为本文表1所示的20个国家)
如果排除这20个国家,对余下137个分布相对集中的散点进行回归分析,可得如下最佳分布曲线(图1):
Y=40.62lgX-75.83 ……(1)
Y: 城镇人口占国家总人口的百分比数(%)
X: 该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美元/人)
剩余标准差S=9.8
相关系数 R=0.9079
对方程作方差分析,结果说明在信度0.01的情况下,回归方程也非常显著。
该方程的剩余标准差稍大,主要是由资料分布的不均匀造成的(不发达国家的总数在全部资料中占比重过大)。如果对原始数据进行一些处理,把137个国家和地区按城镇人口比重2%为间隔进行分组,求出每一组若干国家的平均城市化水平和平均每人国民生产总值,得出相应40个组的 和 值(附表2)。这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散点分布的不均匀性,扩大了每一组数所代表的人口数,以削弱大量小国的影响。对这一组数据进行回归的结果是(图2):
Y=40.55lgX-74.96……(2)
S=7.15
R=0.9609
在信度0.01的情况下,回归方程也高度显著。

图2 40个国家组的城市化水平和人均总值关系曲线
方程(2)的拟合程度比方程(1)明显提高。这条曲线较好的反映了当时世界各国城市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普遍存在着的关系。这一统计关系,揭示出如下规律:
(1)各国城市化水平和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之间有很大的一致性。城市化水平高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也较高;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城市化水平也较低。
(2)各国的城市化水平与人均总值(美元/人)的对数值之间大致呈正比增长关系(图3)。这一关系在图1、图2上反映的一个现象即在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绝对差异不大,但相应的城市化水平之间的差异却很大;处在中等城市化的各国,其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相当大,但相应的城市化程度的差异却较小;在一些发达国家之间,人均总值可以相差几千美元,而城市化程度的差异却更小,甚至有稳定在某种水平的趋势。

图3 40个国家组的城镇人口比重与人均总值对数值的关系
(3)以上关系引伸出:不同国家之间城市化水平之间的可比差异程度与它们的人均总值成反比。从线型上看即曲线上各点的斜率从原点起由大变小。用方程式表示即对方程求微商:

从以上关系可以求知,在人均总值200美元左右的国家,人均总值相差100美元时,城镇人口比重可能相差8.8个百分点,而分别在500美元、1000美元、3000美元、8000美元附近的国家,人均总值相差100美元时,城市化水平的可能平均差值则相应为3.52、1.76、0.58、0.35、0.22个百分点。
上面分析了处在不同发展程度的世界各国的情况。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过程来说,也总是由落后向发达逐渐发展的过程,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之间是否也有上述类似的关系呢?这里找了几个典型国家50年代以来的资料加以分析(附表3)。日本是战后世界上接近于经历并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全过程的唯一的一个大国。苏联是推行了计划经济的世界大国。美国的情况代表了一个大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以后的发展过程。南斯拉夫国家规模较小,但它是从50年代的较低起点出发、城市化和经济发展都取得了相当成就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国家。
把附表3的数据放入图4、图5,虽然这几个国家在50年代到70年代各自经历的发展阶段不同,加上资料的局限难以一一配制回归方程进行全过程的对比。但从图4的几条粗略相连的平滑曲线上可以看出,它们都具有与方程(2)类似的对数曲线的线型。因此可以初步认为:

图4 1950-1975年日、苏、美、南城市化水平和人均总值的关系

图5 1950-1975年日、苏、美、南城镇人口比重与人均总值对数值的关系
(1) 一个国家在工业化时代的不同发展时期,城市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有高度的一致性,两者呈共同增长趋势。
(2) 一个国家在正常发展过程中,城镇人口比重的增长,一般说来与人均总值的对数值大致成正比(图5)。
(3) 一个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人均总值每增加一定数量,同时可能提高的城镇人口比重数,随着该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渐降低,表明城市化的发展随经济的发展而具有阶段性(图6)。

图6 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阶段划分示意图
在初级阶段,国民经济中农业占很大比重,农村人口在全国占优势或绝对优势。这一时期经济发展普遍面临着技术落后和资金不足的矛盾,工业经济的发展主要依赖从农村取得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城镇人口比重从开始时的百分之几逐渐上升到百分之三十几至四十几,甚至更高。经济发展的起点越低,经济发展的实际年平均增长量可能越小,城市化的初始期也就可能越长。工业化的基础建成以后,经济和城市化均进入中级发展阶段,其特点是随着经济的继续发展,要求劳动力继续从第一类产业向第二类产业、其次向第三类产业转移,使城市化水平继续不断的提高,城镇人口逐渐超过农村人口,甚至达到60~70%左右。与初级阶段相比,城市的经济作用也越来越显著了。进入发达阶段,国民经济的基数和人均总值水平都已很高,经济发展速度虽然可能慢了,但在绝对量方面的增长还在继续,甚至可能相当大。这种发展不再主要依靠劳动力的增加。为了维持农牧业对劳动力的最低需要,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过程显著放慢甚至可能趋于停滞,而相应的是城镇人口在第二类产业和第三类产业之间的分配开始发生质的变化,这一变化成为经济向前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
诺瑟姆(Ray M. Northam)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过程概括为一条稍被拉平的S型曲线[6] (图7),这和上面概括的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曲线相对,在原理上基本一致,它们反映了城市化规律性的两个不同侧面。

图7 城市化过程曲线示意图
综上所述,在工业社会这一历史阶段,城市是社会财富生产和积聚的中心,因此在不同国家的工业化全过程中,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始终存在着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关系。但在初期阶段主要表现为发展中的生产力要求并促使人口向城市的集聚;在后期阶段,侧重表现为较高的城市化水平所直接带来的生产集约化、生活集约化和文教科技发展等结果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整个经济继续发展的促进作用。用劳动价值论的观点来表达这一含义,也可以说:经济发展永远是一定数量和质量相结合的人口,从事各种生产劳动的结果。但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国民经济的发展,在农产品有保障的前提下,主要依靠从事非农业经济活动的劳动力数量(活劳动)的不断增加来实现。在工业化的后期阶段,更多的通过劳动力质量(物化劳动)的提高来实现。
1949年建国30多年来,我国城镇人口增加了7000多万,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城市建设取得了一定成绩。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由于我们人口增长过快及在经济建设上走的弯路很大,我们的人均总值(1977年约171美元,1978年200.3美元)和城市化水平(1977年12.16%)都很低,城市化的速度是很慢的。我国城镇人口比重不仅远比世界平均水平(1977年38%)要低,也比各大洲中最落后的非洲的平均水平(24%)要低,只和非洲最低的东非地区的平均水平(12%)差不多。世界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50年的28.2%上升到1978年的38.6%,平均每年提高0.37个百分点。相比之下,我国从1949年的9.05% 上升到1978年的12.42%,平均每年只提高0.12个百分点。差不多在同期内印度为0.196个百分点,美国0.544个百分点,巴基斯坦0.844个百分点,韩国、日本1个百分点以上。我国的城市化也并不一直是缓慢发展的。1949年到1957年我国城镇人口比重从9.05%上升到13.08%,平均每年递增0.5个百分点,超过世界平均速度。这期间,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与人均国民收入(国民收入数比国民生产总值数略低,当时我国还不用后一指标)水平大体按前述的对数模型关系共同增长,发展相当健康。仅在此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城镇人口几次大进大出,以致我国1978年时的城镇人口比重只相当于1956年时的水平(12.43%)。1978年全国城镇人口比1956年增长了52.43%,而全国总人口增长了52.49%,说明在这22年中城镇人口的增长还赶不上总人口增长的速度,城市的发展规模仅仅勉强容纳了城市本身的自然增长。在绝对量上基本上停止了变农村人口为城镇人口的过程,可以说这是城市化过程相对停滞的22年。我国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在这期间也脱离了正常的发展势头。我们必须正视我国城市化发展中的一些不正常现象,这些现象决不是社会主义城市化的规律性,也不是中国社会主义城市化的规律性。
尽管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城市建设、城市就业的困难仍然很多,但这将是暂时的。众所周知,劳动力资源是我国所有资源中最丰富的资源,人在城市要吃饭,在农村也要吃饭。我们如何利用有限的资金,调动尽可能多的劳动力,一方面向农业的广度和深度进军,一方面把越来越多的可以腾出来的农村劳动力稳步的、持续不断的转移到非农业经济活动中来,取得劳动力资源的最大综合经济效益,实在是四化建设中的大问题。可以肯定,随着国民经济调整的顺利开展,当国民经济进入有计划,按比例协调发展的正常轨道后,我国城市化的进程将会加快,这是不可阻挡的趋势。它反过来对我国控制人口增长、提高科学技术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善农业状况、促进整个经济的发展将会发挥巨大的作用。把城镇人口的增长作为“包袱”看待的消极看法是不足取的。主张看到城市化的积极作用,并不意味着盲目增加城镇人口和盲目发展大城市,而是指城镇人口的增长应该符合客观经济规律,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可能和需要相适应。
已有不少同志对我国2000年时的城市化水平进行过预测。预测主要是从本国农业提供商品粮的可能性作为基础的,有重要的参考价值[7]。按照他们的估计,2000年我国城镇人口比重的低值可能超过26%(要求粮食亩产达到910~980斤)较高值的方案32.7%和41.5%(要求粮食亩产1186斤和1503斤)。这种预测留下的一个疑点是目前最先进的国家中还没有粮食亩产超过900斤的先例,更不用说要在我国十几亿亩这样大的粮田面积上达到这样的单产。很可能在达到这一水平以前,我国的农业结构、食物结构和外贸结构都已发生了可观的变化。据我估计,如果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能以略快于1957年以前的平均速度发展,即每年提高0.5个百分点,到2000年可能接近25~30%。
如果假设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和人均总值按前述方程(2)的1977年世界平均状况发展,那么当我国人民生活进入世界小康水平,人均总值达到800~1000美元时,城镇人口比重应在42.7~46.7%左右。但以我国1977、1978、1979三年的实际人均总值代入方程(2)后得的Y值,与城市化的实际水平间有平均-5.75的离差。离差的产生可能主要和我国城镇人口统计不包括城镇中的农业人口以及这些年我国城镇人口的职业结构尚不正常有关。如按这一离差对上述结果进行修正,可以粗略预计,当我国人均总值达到800~1000美元时,要求城镇人口比重相应达到37~41%左右。不言而喻,在2000年实现上述指标有很多困难,需要我们做出极为艰巨的努力。当我们一旦达到了这个水平,那我们的基础就扎实多了,现代化的路子可以走得更快、更宽广。



主要参考文献
[1] Northam, Ray M. Urban Geography, John Wiley & Sons, 1975, pp.51-53.
[2] Berry, B. J. L.“Some Relations of Urbanization and Basic Pattern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Urban System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Edited by F. R. Pitts, Eugene: the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University of Oregon, 1962, pp.1-15.
[3] Northam, Ray M. Urban Geography, John Wiley & Sons, 1975,pp. 54-62.
[4] 美国人口情报社:“1977年世界人口资料表”,《人口研究》,1978年第1期,59-68页。
[5] Statistical Office of United Nations, Demographic yearbook, New York,1978.
[6] Northam, Ray M. Urban Geography, John Wiley & Sons, 1975,p. 53.
[7] 吴友仁:“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城市化问题”,《城市规划》,1979年第5期, 13?25页;仇为之:“我国城镇人口增长变化的初步分析与今后的发展问题”(油印稿)。
[8] 魏津生:“世界的都市化与人口”,《国外经济动态》,1979年第1期。
[9] 郭振淮:“世界城市化发展的趋势及我国城市发展中的若干问题”,《人口与经济》,1980年第2期, 1-7,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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