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迟退休方案”,“银发经济”,“未富先老”……当老龄化成为城市问题,这些词语也变得高频。然而它们又似乎太大了,摆在面前,容易让人忘记词语背后那些活生生的白发苍苍的个体。
《城市中国》第75期“人群”栏目,用社会学的方法,将目光对准了福利院的老人和护理员,诚恳地看待“变老”和“死亡”。
上海市第一社会福利院位于宛平南路,共有六层楼,为便于老人认知,不同楼层被粉刷成粉红或粉蓝色,以免走错楼层。
我们在四楼遇到了刚刚外出回来的刘阿婆,社工介绍她是演艺世家出身,现在也是一福院合唱团的文艺骨干。上前询问能否帮她拍照,刘阿婆爽气地答应,开始了一连串的动作:脱去外套、在包里找钥匙、开壁柜、装好口风琴,问了句“你们要在哪里拍”,就走出房门在走廊的尽头吹奏起来,一气呵成。
一时间走廊两侧的房间里探出许多只脑袋,另两位阿婆闻声而来,从各自的房间一路踏着舞步而来,与她汇合,组成一幕即兴表演。也有的脑袋嫌恶这突然的吵闹声,翻了翻白眼,响亮地关上了房门。这是老年集体生活中最常见的景象。

走廊里的“即兴演出”,汤阿婆吹着口风琴,另一位阿婆闻声而来(摄影/朱迪)
你每天的活动范围如何测量?
近年来年轻人时兴用各式计步器、APP记录每一天的运动量,步行数公里,再细心比较各自每日消耗的卡路里。
进入老年,活动量随着年龄的上升而递减。上海市第一社会福利院(以下简称一福院)的老人平均年龄87岁,按照上海市《老年照护等级评估要求》(标准编号DB31/T684-2013),不同的楼层被划分给不同护理等级的老人居住。
二楼是办公区,中度照护老人住在三、四楼,剩下的一、五、六楼则是重度照护区域,这三层楼的老人吃喝拉撒、洗澡翻身都需要护理员的帮助。有的老人每一天的活动量以楼道丈量,拄着拐杖从走廊的这头走到另一头,再折返,每一天走上几次往返就是当天的运动量。
一福院的标准房是三人间,严重失能失智的老人集中居住在六间大的专护房间,一共60人,占到整个一福院190张床位的近三成。长期卧床老人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护理员会将其抱坐轮椅,有时也会推至公共区域活动。卧床老人的护理,基本上需要每隔两小时翻一次身,有的翻身的频率更高,需要每隔1小时甚至更短时间翻身。
“换楼”在一福院是敏感的。如同任何一家养老机构一样,老人居住环境的突然变化有时意味着身体状况更差了一些,工作人员和老人对此都心知肚明。
43岁的居剑敏,上海人,是五楼的护理员,她在一福院工作的十多年里,习惯了老人对换楼的抗拒。患有痴呆症的老人也有相对清醒的时间,他们会抗拒说“我还能动啊,为什么要我上楼”。
89岁的张大爷原本生活在三楼,属于中度照护区,他接受“上楼”比一般人耽搁地更久一些。在居剑敏的描述中,“抗拒”并不是一个持续的概念,“老人心情好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和他讲一讲,心情差的时候任何人的话他都听不进去”。但最终还是无法避免换楼层。
张大爷年轻时做的是基建工程,居剑敏还记得以前一福院举办活动时,张大爷总是带着自己的相机摄影,“看他年轻时候的照片,像外国人,卖相老好了!”
张大爷是孤老,不安全感相较别的老人更重,上楼之后依然延续。每有生人走过床前,他总会很警惕地盯着看,怀疑别人是不是偷拿了他的东西,衣服、水果或牛奶。张大爷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妹妹临终前嘱咐自己的子女要照顾好这个舅舅,但后辈来探望的时间毕竟短。社工和志愿者有时会进到房间内组织活动。老人期待这种热闹,但曲终人散,房间一下子恢复安静,心情也低落起来。张大爷再一次仔仔细细检视和盘算,衣服还在不在,牛奶呢?水果呢?

一福院老人年轻时或幼年时的老照片,老人们自愿拿出,陈列于院内公共区域。(摄影/朱迪)
能给张大爷带来安全感的是一串钥匙,这串钥匙始终放在自己的上衣口袋里。居解释,他柜子里锁着的是各种生活必需品比如厕纸。哪怕洗澡也要带着钥匙进淋浴室,之后再原样带出,绝不离身。
一福院的护理员现在实行两班倒,早班从早上6:30到晚上18:00,夜班则是18:00到第二天凌晨6:30,做一休一。一福院的护理员有两种,在编和派遣护理员共约七十位。老一代在编制内的护理员逐渐退休,近些年来养老机构护理员招工难,基本能招到的非编护理员一般都是外地户籍。根据上海民政局2013年6月正式实施的《养老机构设施与服务要求》(标准编号DB31/T685-2013),护理员与入住老年人配备比例根据不同时间段有不同规定。
施晴燕,44岁,崇明人,19岁开始在崇明的上海市第二社会福利院工作,2003年转入一福院。外地户籍的护理员在与老人沟通上有障碍。文化程度高一点的护理员可以用普通话交流,文化程度较低的护理员会有口音,或者只能说家乡话。“我们这里有各种各样的老人,说苏北话、宁波话,沟通上很不方便。你不要看他们可能说话都不利索,其实老年人很渴望和护理员聊天的。”
和任何一家养老机构一样,一福院有相当比例的失智老人。2015年4月,民政部部长、全国老龄办主任李立国表示,我国空巢和独居老人近1亿,60岁以上失能半失能老人约有3500万。
失智症(Dementia)不是单一项疾病,而是一群症状的组合(症候群),除了记忆力的减退,还同时伴有其他认知功能的衰退,包括语言功能、空间感、计算力、判断力、抽象思考能力、注意力等各方面的功能衰退,严重者可能出现干扰行为、个性改变、妄想或幻觉等症状。
失智症会先影响近期的记忆,人们往往能记住陈年旧事,但近期发生的事,哪怕是五分钟之前的事情也会忘得一干二净。失智症病人状况时好时坏,有时候会“恢复正常”,早期的轻度患者也能巧妙地掩饰自己的问题,比如问他中午吃了什么,可能会遭到反问“我中午吃了什么关你什么事”。

老人的食谱(摄影/朱迪)
老人往往在子女探望时表现出反应迅速,说话得体,这让人很难察觉老人的细微渐进变化,也有的家属为了送老人进院会隐瞒老人的病情。
一次,一个阿婆鞋子已经坏掉了,子女探望她时帮她扔掉了旧鞋,告诉她已经买来了新鞋,没过五分钟阿婆发觉旧鞋不见了,开始找。每个楼层都有这样的老人,去年扔掉的鞋子,一年多过去了每天都还在找。这样的失智老人数量不在少数。施解释:“他们(失智老人)对时间的感知往往是错乱的,有的会经常错以为自己只有十八岁。”
对于症状较为严重的失智老人,施会联系一福院的医护人员,与家属沟通,建议陪同老人外出,去专业医院就诊,找寻可以延缓失智状态的治疗方案。如果放任不理,严重失智的老人会产生幻想症、忧郁症和焦虑。施晴燕接触到的老人中曾有产生幻觉者,会整夜乱叫,总觉得有人在打他/她,或是有东西在跑来跑去,当周围人告诉他/她这些声响并不存在,他/她无法相信别人,因为在他/她的世界里,他/她确实看见看见了,听见了,感受到了。
2004年一福院正式设立社工部,这也是国内较早设立社工部门的养老机构,现有专职社工5人。
陈奇春,34岁,是一福院社工部负责人。陈奇春解释他们与一福院其他工种的不同,护理员负责老人的生活照料、吃喝拉撒,医生护士负责老人的医疗健康,社工介入的则是老人的精神。“是的,除了吃饱穿暖、生理、安全性需求之外,老人也有自己的发展性需求,需要社交、获得尊重和实现自我价值。”
奇春所在的社工部曾处理过一个个案,一位老太太,孤老,六十多岁住进了一福院,现在已经八十多岁,“老资格”了。她的性格并不合群,一天她所住的房间里新来了一位老人,老资格的那位就试图给“新人”“立规矩”,树立威信。三人间的另一位老太太不参与,保持中立。“这是集体生活无法避免的,最开始我们试着和新来的老人沟通,但一味让新人让步也行不通。” 奇春找来了院里和“老资格”关系比较好的护理员,一福院也请来了作为孤老监护人的原单位负责人共同沟通。最终,一福院为她协调出了一间单人间。奇春表示无奈:“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只能用这种方式减少矛盾。单人间肯定会孤单一些,我们社工只能多去陪伴她。她信佛教,我们也试图从宗教的角度和她聊‘佛希望你怎么做’。”
很多人出于同情、孝道去服务老人,立场是“我来照顾你”。相对而言,老人是被动的、被施予的一方。社工的角度则是,虽然老年人的身体在衰退,思维可能也没有以前活跃,但依然有他们自身的价值和需要,这就是社工所倡导的“积极老龄化”。
“回想法”是社工常采用的一种方式,借鉴了民俗学的方法,引导老年人回想人生过往,包括如何走过多次社会运动、社会震荡和自然灾害。与“口述史”类似,不同的是,口述史指向的是口述的具体内容,并试图对这些内容加以分析,而社工使用回想法的则是为了讲述者自身,希望老人通过回忆的方式,将人生经历背后的意义和价值串联。
2014~2015年一福院社工部曾与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民俗学研究所的王晓葵老师合作,进行了一系列的回想法实践,主题包括对春节的回忆、过去的电影等。其中很多回想的话题都是由老人自己提出的,他们希望能回顾自己的职业历程,回忆三年自然灾害时的过往和旧时的“弄堂游戏”。回想法需要一些“刺激物”,以帮助老人进行回忆,刺激物包括文字、图片资料、视频或实物,一福院公共区域的橱窗内陈列有老人自愿拿出摆放的奖状、计划经济时代的布票、粮票等等。

公共区橱窗里的各式票证,有的由老人提供,有的是社工搜集而来的,可作为“刺激物”用于“回想法”。
(摄影/朱迪)
奇春还记得一次主题为“日本印象”的团体回想,“索性冒了一次险”。最初这群年轻人的预判是老人会骂“小日本”,活动中发觉,老人记忆中的侵略不一定是行为暴力,反而是文化上的暴力。有的老人现在还会说日文,还记得日语音标,懂得区分平假名、片假名,甚至会唱日文歌。年轻人惊奇,老人为何仍记得七十多年前的事情,得到的回答是那是日据时代的强制教育。“这种压力是现如今的我们很难想象的。电视上看到的烧杀抢掠老人并不一定都经历过,但文化上的影响是长久的。”
对于重度照护区域的卧床老人来说,社工的活动往往会进入到重度照护区的房间内进行。一个卧床者每天的活动或许只能是望向窗外、看电视,越是如此人的效能感越低。一次社工部进到房间内做音乐表演,发现一位平常几乎完全没有任何言语或动静的老人竟然也跟着打起节拍来,奇春感动于这样的瞬间——这是一种“非语言的沟通”。
“很难否认这是人生的最后一站,但最后一站并不等于坐等死亡来临,还是可以做一些积极的事情。”社工部组织的活动各式各样,在每个楼层的公告栏上都贴有一周的活动日历,几乎每一天都有常规的活动,从音乐表演、围棋、园艺到读报活动。
“我们和老人探讨过‘死亡’,一开始我们也比较回避,中国人总是如此,但聊下来发现大多数老人并不排斥这个话题,其实他们对死亡的思考往往比我们深刻得多,可能也是因为他们距离生命的终点越来越近。许多老人比较豁达,表示活着的时候要开心一点,去世的时候要痛快一点,他们不想整天没有意识,吃饭、排便都全然需要他人协助,他们不希望经历长久的卧床后再死亡。”奇春回忆,院里个别老人是突发疾病去世的,大家反而会觉得这些突然的离去“很有福气”,没有痛苦。
社工部曾组织过“生前安排身后事”,一福院有许多老人是孤老,没有子女,他们会担忧自己将来去世后的细节,诸如追悼会的安排和墓地的选址等等。一福院与殡葬行业沟通,并与老人商讨,生前如何安排这些具体事项,追悼会邀请哪些亲友前来,墓地的具体位置,有条件的情况下会带老人直接去看墓地。这些被一一安排妥当之后,老人们觉得坦然,不再焦虑。

社工孙怡然搀扶老人(摄影/朱迪)
一福院的每个周五都有固定的读报活动,志愿者们会准备好近期的社会热点,进行演示引导讨论,老人们则拿出一叠新闻简报,逐条朗诵。“你会发现,那些视力衰退的老人躺在床上也凝住了神,仔细听”,居剑敏笑道,“他们有多热情你肯定想象不到!”活动结束,周六一睁开眼,新一轮的“功课”又开始了。
(全文详见第75期《城市中国:中国国家公园进行时》)
微信统筹:李娟
编辑: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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