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22日,“新加坡规划之父”刘太格在新都市圈生态及未来城市峰会上表示,城市副中心建设对北京来说是一个机遇,应利用这个机会做根本性的城市改造工作。他认为通州未来应该不仅是一个城市副中心,而且还是功能齐备的完整城市。
新加坡规划之父刘太格先生提出明智化的规划要认清城市空间结构,所谓的明智化规划编制,主要有三个因素:正确的价值观、科学性和艺术性。做规划,真正的领导要有人文学者的心,规划师要有科学家的胆,规划就是一个很大的机器,装置好。
一个城市不光是机器,还有艺术家的眼光。我们除了开发之外,同时也在保护,所以不要总想着开发,同时也要考虑保护历史、街区、生态环境、甚至于海底世界,这些都是真实的照片。做城市规划,最终的目的不是经济的发展,这个是必需的,最高的境界是为市民、为民族带来高度的尊严,这是最高的目的。
接受南都采访时,他建议北京做一个五六十年的人口推算,确定总体人口规模,其中包括通州的城市规模,规划好通州的配套设施,加大生活便利性和吸引力。通州未来应该不仅是一个城市副中心,而且还是功能齐备的完整城市。
超大城市人口无法人为控制,规划要做好人口远期规模测算刘太格认为,超大城市的规模是控制不了的,最多只能尽量控制,因此要做好应对大规模人口的规划策略。以新加坡为例,1991年刘太格做城市总体规划时,人口420万,规划到2091年达到550万,没想到2015年新加坡人口就达到了554万。
刘太格说,新加坡想做一百年的规划,但20年就达到了规划人口规模,这是一个教训,说明再用多大的力量也控制不了人口,北京、上海、广州的人口即使有户口制度也还是照样扩张。远期规划规模不怕做得大,按步骤分阶段开发实施,即使到远期人口规模未完全实现,也不影响城市功能运作;但是规模做太小,不能适应人口的扩张,就会加剧城市病。
他鼓励,一定要做好超大城市人口不可控制地扩大的规划准备。一切规划方案的起点是人口,要先确定五六十年后的人口是多少,再在其基础上做后面的规划工作。同时,在理顺大城市规划结构的同时,应把中小城市做得好一些,全面提高其生活水平和就业机会,避免更多人涌到大城市寻求优质服务,这样大城市人口也比较好控制。

刘太格表示通州新城规划跳出了北京环形布局的圈子,是治理北京大城市病难得的机遇。
而一切规划的决定是从人口开始的,不同的人口规模要有不同的技术处理,才能将城市做好。因此首先建议做50年以上中长期的人口规划,确定通州的城市规模,以后通州可能不仅承接城市副中心功能,而且还拥有作为一个新的城市所需要的设施,达到三四百万人的规模。
同时,刘太格针对超大城市的城市病开出药方,应抛弃摊大饼模式,把千万人口以上的超大城市分解为若干个城市单元发展。
当然,人口预计的数量偏高要好过偏少。50年后如果北京及通州新城的人口增长未达到预计数量也不是坏事,但如果偏少,则基础设施和交通配套将无法满足未来人口的需要。并且,大城市不断增长的人口不能单靠控制,而要解决好超大城市的城市病,同时将中小城市做得更好,才能吸引更多人口流向中小城市。
其次,现在的北京相当于一个体量4-5倍于常人的“胖子”,却依然沿用传统小城镇适宜的环路布局和尺度,交通和配套出现问题也就在所难免,所以应将其重新分成4-5个“身材健美”的人。即便没有通州新城,北京也有必要规划一些相对独立的“中大型”星座城市,缓解中心城区的就业和交通压力。每个这样的“中大型”星座城市中适宜200万-400万常住人口,有商业、文化、体育、教育、研发等全部的综合配套,以及特殊医院和重点大学等,能够满足人们工作和生活上的多种需求,又与中心城区形成互补。
如果城市未来人口的增长达不到预期数量,则可以推动新型城镇化或城乡一体化,在其周边发展和建设70万-100万人口、功能基本齐全的中小型城市,有普通医院和技术学院等,以及15万-25万人口的卫星镇,具备服务和基础教育等功能。而城镇人口的规模决定了其功能上的差异性,因此,卫星镇可以到中小城市满足更多的需求,或逐级递增至中大城市,乃至大城市。
刘太格认为建设城市副中心对北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不要把副中心建设看做单一的问题,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做一些根本性的而非片面化的城市改造工作,考虑到更大更系统化的城市发展。
他认为,通州的所有配套在规划的时候就应梳理好,卫星城可先在地铁沿线建,配套学校、医院、就业机会,将来慢慢扩大。北京中心城区好的医院、大学、中小学等可以在此设置分支机构,先在规划上预留用地,逐步引进,产业用地也需要事先规划安排,逐步提高吸引力和相对独立性,减少不必要的人口进入中心城区,也减缓潮汐交通。
现在有些新城、新区的建设原则上是有必要的,但是要梳理清楚其规划定义,明确在城市系统中的定位,才能健康发展。新加坡的新镇(卫星镇)住宅用地面积不到50%,其它都是商业中心、教育、医疗、体育等公共配套、产业用地、绿地、道路等,就很宜居。但国内有的新区其实就是工业区,或者就是居住区,出门要走很远的路,这是不人性化的。新区必须是完善的,有居住有工作的地方。

提及北京大城市病的症结及目前向周边县区的产业转移,刘太格认为解决北京的大城市病先要改变文字性的规划思路,梳理好空间布局,规划星座城市。
如果北京的环路布局没有解决好,人口没有分布好,产业转移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麻烦。首先是每个城市或地区必须有其工业、服务和教育等配套,如果将工业向外转移,住在城中的工人就业会出现问题。
与美国华盛顿相似,环状放射形路网暴露的最大问题,是市区外围的车辆集中在几条主要的放射形干线上,车辆越来越多最终导致了塞车。所以美国其他城市通常不做环状交通,而改作了弹性比较大的网格状布局,一条路塞车可以随时改道另一条。不过,北京的环路布局已经存在,梳理的办法不是用网格状路网简单地替换环状放射形路网,而是在不破坏现有环路布局的基础上,解决其暴露出的问题和缺陷。
而刘太格认为“显山露水”就是一个好的城市空间布局。福州别名三山,城内山多、水系发达,然而20多年前,走在福州市内却看不到山和水,山景和水景被建筑所遮挡。于是,规划时开拓了山边和水边的城市空间,在山脚下和河边修建景观道,甚至在海边也打造一些景观通道,既满足交通功能,又兼顾景观优化。山、水、海和城市被紧密地衔接在一起,城市空间也显得更大且更美。
对于中国小镇的规划建设应走什么样的路,如何平衡产业和居住的需求?刘太格认为新镇是城市基本的砌砖,如果每个新镇做的好,城市就会很宜居。以新加坡的卫星镇规划为例,住宅用地的比例大约只占45%,其他用地用来开发服务、教育和就业等各种功能配套设施。
如果新镇人口数量不够,还可将几个镇合并到一起,合并的办法是挑选其中一处地理环境好,或历史古迹保存较好的镇为中心,将其周边村镇综合起来,一些后建且没有特色的村镇则回归为农田。这样的村镇合并在成都市都江堰地区已见成效,由数十个成百上千人的村子集中成1万-2万人左右的镇,其配套、环境和就业机会也得到了相应的完善。
很多人存在一个误区,就是小国的经验怎能用于大国。事实上,治理城市病是城市的问题,从土地面积和人口规模来看,新加坡是一个小国家(国土面积约700平方公里)的大城市(人口约500万),规划量不亚于美国纽约、芝加哥和洛杉矶等国际大都市。
而新加坡最宝贵的经验是已经梳理好了规划原则,并将规划的每个项目数量化,这是最值得中国城市规划借鉴之处。比如中大城市人口规模应在200万-400万,具体到城市中两条平行的快速路之间最理想的距离应该是3-4公里,城市密度越高间距越小,如果城市密度低、车流量少,则间距可以在5公里左右,等等。
因此具体到操作中,技术并不是问题,体会和运用“对”的规划原则才能做出适合城市自身特色的规划。就如同语言中的文法用在不同的文学创作中,写出的作品也异彩纷呈。规划原则也是相通的,中国城市规划的“文法”梳理好,才能解决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问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规划图纸看上去是“无辜”的,但一笔一划都要用钢筋来书写,从方案到钢筋水泥,再到城市建设,规划设计的责任可谓重大。
内容来源:南方都市报、《地产》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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