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一方面,中国经济下行,地方债务压力沉重,财政收入锐减,体制机制亟需改革,以释放供给,让其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在这样的新常态中,城镇化也进入了下半场,需要新思路和精细化管理。
另一方面,城市建设中,基础设施的建设又将成倍增长,那么,如何城市基础公共服务的建设、运营、以及与之衔接的地产更多更好地满足民众的需求,如何让基建、运营的财务可持续,将成为城镇化下半场中的新课题。
如何厘清政府、市场的边界,有效吸纳社会资本,或将决定城镇化转轨的成败。
“展望2016”《财经》年会论坛上,在“转轨中的城镇化“议题板块中,主持人管清友(民生证券研究院执行院长),请仇保兴(国务院参事、住建部原副部长),李铁(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曹远征(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易珉(香港地铁中国区首席执行官),就城市建设与新型城镇化展开讨论。
管清友(主持人):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先从城市工作开始。有一个问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召开的第11次会议专门提到了城市工作,中央已经很多年没有正式地提城市工作了,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专门提出城市工作这个事儿,我想请各位嘉宾做一个评论,仇部长,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仇保兴:应该说城镇化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讲,都是一次空前绝后的机会,为什么说空前绝后呢?
因为城市化涉及到生产力和人口,在国土上进行布局,这个布局定下来以后,将来是非常难改动的,因为改动难,所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城镇化率到了50%以上,那我们就进入了城市的时代,因为主要的人口集中在城市。
城市的时代还有一些特征,不仅是人口,如果主要的人口规模都集中到城市,那它的生产力、技术的创新、FDI的投资,包括财政收入,绝大多数也都会发生在城市。
更重要的是,从进入这个城市时代开始,任何一个国家都会进入一个城市污染严重爆发的时期,水污染、空气污染等等。这些现象是叠加的,而且还会带来社会的问题。
有人会问为什么呢?因为原来城市与城市之间或者城市与农村之间,它的贫富差距往往仅具有统计意义,不能直接看的到,但是如果说一个城市里你的收入差距元素非常之大,这个收入差距是直接的、面对面的,每一天每一时都在发生,那么就更容易刺激人们的感知。
所以说进入城市化时代以后,可以基本上感觉到,所有的问题都很难解决,比如骚乱发生在城市,自然灾害也集中在城市。所以城市就成为问题和希望的全部所在。
既然城市是问题和希望的全部所在,那么,我们的工作重心就要转移。所以中央召开的城市工作会议,而且从现在开始每两年开一次城市工作会议,以前我们开过三次城市工作会议,间隔平均时间是五年,现在是两年必须开一次。所以通过中央的这项决定,我感觉到我们中国进入城市时代以后,对城市问题的研究,城市规律的把握,城市经验的借鉴,都已经成为当前学术界的热点。
管清友(主持人):谢谢仇部长,我听下来,每两年开一次城市工作会议,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点,是不是也意味着我们在城镇化这个问题上会有一些重大思路的转变?
我们知道李铁主任,这次也参与了很多重大问题的公开演讲、讨论等等,关于城市问题您怎么看?
李铁:仇部长讲得非常对,城市问题在中国很重要。我们都生活在城市,在座的也都同样生活在城市,感受应该都很深。前几天去阿富汗参加一个会议,60个议题中每个都和城市有关,每个都是城市议题。像节能环保、清洁能源、交通、汽车、社会问题等等都和城市有关。所以城市基本上涵盖了发达国家绝大部分的问题。在中国虽然城市人口只占55%,但是它对整个经济的带动性是最大的,也是核心部分。
第一点,从建国到现在,我们常常以农村的思维来看待城市,以农村过去传统的方式来看待城市,可能还没有认识到无论是经济工作还是社会工作的重心,都应该从农村转向城市。
第二个,我们怎么来认识城市?因为我知道,在城市里有不同的社会主体,有企业家、有市民,有外来人口,还有管理者和规划者。虽然这30年经济高速发展,中国城市化也发展得非常快,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发展,但高速发展过程中我们对城市化真正了解多少呢?
很多在城市发展问题上对国际经验的借鉴,以及怎么样尊重中国城市发展特点的规律等方面,恐怕还存在很多认识问题,有些是主观上的认识误区,而有些是制度体制上的误区。
第三个,在城市化发展的今天,我们城市的发展进程中也出现了很多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比如说,我们怎么样来认识雾霾,怎么样来认识城市的产业发展,怎么样来调整工业和服务业结构的关系,怎么样来认识资源的分配。
一个国际友人谈中国城市的时候很疑惑,讲到了城市人口密度和为什么中国的官员会去按照自己的某些想法规划一个大尺度的城市,我说这和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农业的思维方式有关。
大家知道,过去的农村都是大四合院,大的公园,有钱人家都有大的花园。现在我们很多地方政府就是这样,就想按照自己的方式把自己城市建设成大的平面花园,看起来很通畅,但是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后果也极其严重。
对于产业的认识,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强调工业主导化的城市化进程,其实在工业主导化到一定阶段时,会向服务业进行转变,服务业才是未来就业的主体。可是现在的城市建设给服务业留下发展的机会了吗?
可能还得认真的反思一下。比如,现在你出门必须得开车,你不能走着去,因为家门口原来都是商店,而现在都是路,很宽很宽的路,又是一个大院子给你隔起来,交通也不方便。
所以城市规划方面,我们感觉到,我们的城市看起来很好,以过去农村的心态看起来城市建设的也很生态文明,但是城市变得越来越不方便。
另一方面,发展服务业怎么样从成本方面来认识城市资源的配置,也是一个问题。
我去了台湾、日本,我绝不会认为他们比我们中国城市漂亮,可以说中国的城市比东亚这些国家都漂亮,可是论方便呢,我们并不觉得我们的城市方便。
这个方便的前提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有大量的城市都特别热衷于房地产开发,一大片一大片的房地产开发出去了,可是服务业长不起来了,他们忘记了在自己土地上长出来的房子可以经营很多种产业,比如经营作坊和服务业。
如果到台湾去大家可以买很多地方小吃,有很多小馆,很多饭店,各种服务业都非常发达,到日本也是如此,可是在中国我们没有,发展不起来,没特点。
这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城市建设的成本和空间没有给它留下发展的机会。

台湾垦丁大街的商业氛围

江阴步行街的24小时自助图书馆

市民读者正在借阅图书
再有,城市的包容性也越来越差,全世界的国家没有像中国的城市包容性如此之差的,只有有一定学历的,有钱人才能到城市来成为户籍人口,外来人口、农村人口不能进城,嫌他们穷。
可是我们前三代哪一家不是农民呢?
所以中国的城市问题越来越多,可是我们所有的决策者,城市的管理者,包括很多市民,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有深有浅,我觉得需要认真的去校正。
怎么样尊重城市发展规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也是未来工作的重心和主题。
管清友(主持人):我们看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专门提到了,以户籍制度的改革推进城市化,我还想追问一下,在这个方面会有什么具体举措吗?实际上这个问题,大家都非常关心。李铁:实际上现在城乡间的户籍关系已经开始转变,很多障碍基本解除了,比如说,关于计划生育,城市已经放开二胎,很多人不愿意转向城市户口和城市过去不放开二胎政策有直接关系,原来只有农村可以生两个孩子。
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往往越发达的地方、人口越多的地方越不愿意放农民进城。
我去安徽调研,包括合肥对外来农民工的整个限制大大解除了,但农民不愿意进去。我们原来制定的政策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至少通过几亿的农民工进城,带动消费和基础设施投资,可是事实上颁布政策文件以后,落实的非常缓慢,特别是发达地区。
横亘在城市和农村两种制度之间,主要是:
第一个是户籍制度,所以发达地区,特别包括北京、上海这种限制的非常之严,极为苛刻,比国外的移民都难。
第二个大家都知道,香港有七年的居住期,可以直接转化为香港户口,因为他认为你有需求。而我们现在即使生活20多年了,想转户口都很难,并且有些白领也一样,户口转化的设置条件非常苛刻。
第三个就是土地,土地户籍制度的改革不及时,对农民进城还有很大的障碍。我们只有把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深入地推进下去,城镇化的政策,才能真正实现以人为本,才能真正实现资源和效率配置的提高。

我家在农村
管清友(主持人):我接着宏观的话题请曹老师来说一下,既然强调城市工作,是不是意味着农村工作和城市工作之间的权重会发生一些变化?强调城市工作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在城市管理思路,甚至行政区划上的一些管理,要发生一些变化?曹远征:是的,这当然是肯定的,我们都知道城市化是工业化的产物,工业化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讲,工业产值在整个发展的过程中,而后被解释为城市化,这个城市化不仅仅是经济现象,更重要的是社会现象。
如果这个比重在持续的提高,城市管理成为重心的话,这时候跟过去的农业经济相适应的体制得到了调整。具体来说,过去我们这几千年延续下来的习惯,将来要是城市化了,城市的管理工作相关,行政区划肯定发生一定的变化。
在深圳有一个很大的讨论,深圳有城中村,由于城中村的居住成本比较低,而且城中村的生活比较方便,有多元化城市功能的显现,而不是现在很多城市很宽的马路、很高的楼房,极其不方便,那么能不能把这样的城中村放进城市,把治安搞好,把其他的基础设施搞好,从而融入城市,变成城市的一部分的,而不是在城市中间出现新的城乡二元对立,我觉得这有可能是中国在城市化过程中的重新思考、重新理解。

杭州市青果巷街区改造
在这里要做到两条:
第一,可能的情况下在整个经济体制行政区划,行政体制上做一个改革。
第二,在城市管理中间也要做相应的改革调整,才能使中国城市化更加稳定有序的发展。

多元复合转型的城镇化
管清友(主持人):曹老师刚才的观点非常重要,城市工作的强调意味着在未来体制和管理两个层面会有一些重大的举措,我们也非常期待在“十三五”规划期间一些举措能够落地。
那么,易总精于轨道交通,那从交通角度,如何来看我们的城镇化?
易珉:我觉得在城市里不管楼盖得多好,CBD盖得多漂亮,我们现在提到的城镇化、城市建设,追求的核心目标都是提高居住的生活品质,而不是说让一个城市人口花两个小时的时间来上班,再花两个小时的时间回家,这个我相信不是我们城镇化或者城市转型追求的终极目的。
虽然我是做交通的,但我们做交通的最高境界是让人们少出行。另外,我们将人的出行分为两种,一种是谋生型出行,就是出去上班,一种是提高生活质量的出行,我们希望减少谋生型出行,让大家的职、住非常方便,在小范围内就能解决,从而提高生活品质。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商业街区
刚才曹老师也提到,农村也是一样,如果农村能有足够的医疗和教育,包括很方便的生活需求,其实住在农村也不一定是不好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反复思考一个什么理念呢?
最终的理念就是如何提高人们生活的品质。
现在问题来了,我们世界上有很多的国家,经历过这个城镇化,新城镇化的过程,比如说像日本的东京、英国的伦敦、新加坡、台湾,包括香港,我们如何借鉴他们的发展而不要犯别人再犯过的错误呢。
城市这两个字,我把它分成两个汉字,一个是叫城,意思是有边界的,在区域里边我们要干什么,第二个是市,这个市的概念就是经济,我们不能有城了以后没有市,同时有市了以后也不能没有城。
所以这个是我们下来要好好探讨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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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财经》轨道城市
新土地规划人 整理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