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6月23日下午,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2016年第三期“规划月度大讲堂”在院主楼开讲,本期主题为“更新不止于空间”,朱荣远老总主持,内容包括主旨报告、案例解读、互动对话三大版块,参与交流的专家和同仁以自己的实践经历深入探讨了城市更新的问题。本期内容为互动对话版块的问答部分,台上嘉宾与台下老师、同仁彼此呼应、交流氛围热烈,且容详述。

朱荣远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城市规划有个特点,就是要改变现状,它的初衷和目的就是改变现状,那么到底城市规划是一个和稀泥的呢?还是一个煽动的,亦或是一个引导或组织者?其实这个问题我们每一个规划师在碰到不同的事情都会去思考。我们到底该干什么?我们的终极目标就是要改变现状,在未来有个假设的目标,在通往目标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方法去做——即规划师的角色到底是和稀泥的还是要给未来贡献一个目标或者方向,然后来推动这件事情,或者只是一个简单协调。无论是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探讨还是大家自己参与的项目都涉及到你一定要想方设法把价值观放到里面去,价值观的形成是你的喜好还是大家的喜好,是自以为是还是大家以为是,这些需要辨别清楚。

蒋朝晖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设计研究分院主任研究员:我觉得城市更新一定要和城市再开发区分开,我跟着几个项目去的地方,完全是披着更新的外衣,行再开发的目的,再开发实际上是有利可图的,所以把以前的老东西全部拆平,然后再盖出高楼大厦,比如深圳这些城中村的改造,可能就是再开发的一种反映。城市更新是要在保存原来东西核心价值的基础上进行更新,就是将品质提升,但核心的价值要保留下来,否则全部拆了,还叫什么更新。所以我的问题是,很多情况下,城市更新都可能无利可图,那么它的动力是由哪些来促成的?也许我们搞清了这一点才能够知道,这个更新需要通过什么途径去实现?

蔡震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设计研究分院院长:
刚才王院长与朱总的报告都谈到过这个问题,就是更新不等于再开发,但是恰恰咱们现在碰到的工作,只要能请得起中规院出手帮他干这个活的,基本都是再开发,都是跟GDP必然相关的。王院长的报告讲得很清楚,其实人的需求、生活方式在变化,生活一直在延续,所以更新无时无刻都在进行。为了适应新的方式、适应新的城市生活的要求,继续更新是必然的。为什么都涉及到GDP呢,这不得不说到咱们国家的第一轮初步开放,找到了一条很好的路径,把开发区建设起来了,做得很成功,三十年的快速发展令全世界瞩目,到现在其实你问问地方政府,有什么赚钱手段?没有,还是通过卖地,依靠土地财政。像我们接触到的常德的一个烟厂,一年一百多亿,烟税交上去,主要是国税,地方没多少,但是它的那块地卖了,就比这个烟厂一年的税收要高。我们目前没有转变增长方式,地方政府也没有渠道去干,房地产发展到现在又是一轮大增长。现在城市能做好的事,有情怀的政府、有良知的开发商,用这种形容词来决定商业利益的行为,我觉得是不可持续的,在城市的发展层面,有不能去商业运作的东西,也有些是可以商业运作的东西。我们规划师担当的到底是什么角色?我们规划师拥有一种情怀,要用自身的价值观去判断。当年上学的时候,老师是这么教育我们的,说你们选对专业了,城市规划师是一个合唱团的总指挥——所以我们学得特别杂。协调是很重要的,其实倒不只是把我们的价值观灌输给别人,我觉得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最终达成一致。从更新的角度看,存量规划也好,更新规划也好,需要进行制度建设层面的改革。最近黄部长也提到这个问题,做规划不能做完了就走了,做一个跑一个。现在都提倡社区规划师、驻区规划师(我们深圳分院有几位),项目还需要长期跟踪,施行规划师负责制,十年前的项目一直盯下来,别人想插也插不进来,因为他了解整个的前因后果,改造的全过程。我们院面对这种发展趋势应该有学术上的准备、技术上的准备、人才上的准备。

赵朋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区域规划研究所主任工(图右):
我今天是来学习的,我自认为自己有规划师的责任,情怀,但是确实我还真没有涉及过这种类型的规划,我刚才特别想呼应蔡震,他们的同济老师当时告诉学生,规划师是总指挥,可我们老师当年告诉我学规划可以当领导,可能比较习惯于自上而下地告诉别人应该怎么做,规划师这种比别人更懂的姿态,在我身上尤其多,我现在特别希望能够有机会让我放下身段,自下而上地为老百姓更多地去思考、做事——这是一个挺好的方式,但好像对于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讲,好像已经习惯了指点江山般地帮人家做分析。是不是能够真正地设身处地地为人家思考,对于我来讲真的是个挑战。
刚才大家讲到了很多关于更新过程当中的拆与不拆,好像进入了一个死循环似的,我们要想不拆,就得把它划入历史文化街区,好像不做为历史文化街区,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就保不住了似的,我想听听大家对这个问题是怎么考虑的。还有就是关于百万庄的问题,确实不知道这个地方房子的权属是什么样的,是不是作为房改房卖的,还是其他情况。现在的居民有多少是户主,大概占比是多少。

杜宝东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乡治理研究所所长:我结合中关村的案例讲点儿体会,为什么中关村到现在为止,没看到拆到一栋,其实实际上在做业态调整,所以我觉得更新更高的目标不是通过土地价值来实现其他价值,而恰恰是通过其他方式达成。举个例子,中关村的E世界和科贸电子城目前都在做业态调整,基本上都是转化成新一轮的创新基地、互联网教育基地等等。在这个过程中,从外在根本看不出它有任何的变化,目标是为了保持这个地方有更好的创新活力,所以核心是回归到了创新价值,我们做的全是政策上的事,更多是做空间以外的事情。为什么我刚才说对一些存量规划技术标准有质疑,因为这些标准是以空间为核心的,这也是规划院的擅长,但要真正放到空间的运行来讲,我觉得目标价值在于让这个地方更有活力、更宜居——在这样的导向下,我们做了很多看不见的工作,包括互换产权等政策的设计,举个最现实的例子,在业态调整中,用政府政策设计空间转化容积率,后来发现不行,因为边界提供不了。最后政府想的办法就是用金融资本买断物业,这些与空间上的拆建、功能调整完全不同。我们今天的讨论好就好在不是用空间手段来解决更新问题,其实恰恰要找到外延对更新的价值实现更重要,而且这个目的性也更强,所以项目做到现在最大的收获是从物质空间规划转换到对空间政策的设计。
北下关项目在进行过程中,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开始引进来的所谓市场方是房地产公司,他只负责盖,他没有运营能力,但是后来我们在调整的时候,找的就是具有运营能力的公司,他拥有业态的调整办法。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正在做的试点项目,是楼宇改造的更新,是由一家科技公司免费在做,为什么?因为他的价值实现领域不在房地产,他不愿意通过土地的容积率转化来实现价值,而恰恰这种羊毛出在猪身上,狗买单这种方式才是真正的合理的价值导向,因为否则的话,就会陷入房地产的循环里面,就是卖地、提高容积率。为什么我说规划师的角色很奇怪,没法儿说我们是制造者,也没法儿说我们是简单的协调者,你需要去迎合各种可能性的问题,真的很擅变,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像变色龙一样,今天我跟一个科技公司讲金融,明天倒过来把科技办法跟金融公司讲,始终是这样在组织话题去引导,所以现在我觉得实践出来的趣味性,可能不同于以往,而且我发现,市场的方式要比我们规划师能想出来的方法多得多,所以我觉得更新还是要回归到价值导向——不是价格问题,是价值问题。

王宏杰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设计研究分院主任工:对于其他小区来说,我认为更新跟拆迁没什么关系,更新就是更新,但是对于百万庄小区来说,是一个特例,为什么后来我们变成呼吁保护了呐,就是因为它的权属单位国管局,一直希望把这个地方放放放,它的基础设施确实很差了,很老旧了,有人还说是危房,不具备修复的条件,那么就是把它放得越烂越好,最后让所有人在这儿住不下去了,可能就会被拆迁改造掉。我们见过改造方案,大概是一排十来栋都是三十多层高的高层。国管局不是开发商,所以他们要干就得平衡他们的资金,得有公务员安居房,所以只有那么拆,他才能干得动,这是他的一个出发点。到现在为止,为什么北京市老旧小区叫更新也好、整治也好,都在进行改造,百万庄小区却一直都没有动,就是还在放着,成了被抛弃、被遗忘的空间。

朱荣远:
我简单回应一下。政府这时其实应该好好检讨一下计划经济下政府应尽的责任,面对社会的各方面发展,如果都用产业的思维去思考的话,好多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市场这一块是不承担过多的社会责任的,社会责任很多基本性的托底的还得政府来做,事实上他能承担,政府必须把该政府做的捡起来,重新担负这个责任。刚才说到的有些能获利,有些不能获利,其实就是产业和事业的关系,政府要在做事业方面承担公平、正义、文明,政府收了税就应该回馈给社会。有些项目不能以是否能赚钱的方式去评判它,还有就是投入产出的周期,又是一次城市更新面临的问题,周期越短,就是我们最常规的方法推导出来的,这是最快的方式,但是如果是经营、持有,投入产出周期就会拉长,但是仍然能够获取到利益。
再有就是社会组织和社会企业这一层面应该出现非营利性的机构——我们现在动不动就是营利的机构,要不就是NGO组织,事实上非营利、不以赚取利润为前提的非营利性机构,要以支付的成本作为平衡点。当这些机构以多样化的经济、金融和经营方式出现时,对于更新而言,就超越了空间的更新,只有这样,社会生态、社会多样性才会丰富起来,才能支撑各种各样的需求。

赵朋 (图右):上海的田子坊是一个在特殊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地区,原本是属于要拆的,只不过开发商当时没有钱,先拆了南边,北边的区域打算等到第二期拆,结果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发的、自下而上地产生了这样一个地区,随后市政府制定了大量有利于其自下而上的业态发展的一些法规,就让田子坊现在成了一个自然而然存在的地区,反而不拆了。在这里租一个房子,可以在租用的期间,得到在此经营的宽限,得到转变经营方式的制度层面的一些引导。百万庄也不说拆、不说改,现在居然就可以让它烂下去,上海不是这样的,上海田子坊现在就让它活下去了,当时也不是重要保护区,在刚开始的时候,是需要拆的一个地区,它都可以火起来,所以我觉得确实不完全是只有把它定为保护街区才能把它留下来这样一种途径,还应该想想其他办法。

朱荣远:我回应一下,城市规划在深圳的实践这个话题,我跟王富海曾经聊过,深圳的城市和城市规划的关系,我们俩在认识上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城市规划如果用不好,它就是暴力,但是城市规划实际上是站在城市现象后面的推力,从方案编制到政策制订都在推进城市发展,上海田子坊就是一个正面的例子,通过城市规划制订相应的政策,施加肥料,让它能够生长。百万庄就没有肥料,现在是民间组织用的一种方法,去召回,肥效还没有出来。城市规划,用不好真的就是暴力,而且是文化的暴力,这种暴力,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都应该有所顾忌的。

肖礼军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西部分院副院长:
重庆最典型的是北部新区那块,现在已经是重庆很重要的商务办公区,原来实际上是工业区,而且规划上也从来没给它界定成商务区,但是它自然就形成了。这里面有土地差价问题,也有很多属于规划之外的因素,比如说像重庆的大宁地区,原来规划上一直觉得这是一个交通问题非常大的区块,解决不了。规划上也从来没把它变成商业中心,但是龙湖把它看重的那一块做成现在一百多万非常重要的项目,我觉得这些是属于规划师能够预测的范围之外的,城市里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或者说可能性——回过头来看又有其内在的逻辑在里面。田子坊与它所在的整个上海现在的发展阶段,已经发展到了更高品质、进行更有特色的消费的阶段,与人群结构有关、与区位关系有关,这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可能田子坊不在这个位置,也许就不会演化成现今的面貌。同样,百万庄在这个区位就决定了它能做什么,或者说在特定的时间、空间网络中,它可能出现的一个面貌,可能以后过两年它就不是这样,我觉得动态地看这个城市的发展过程是非常有意思的。
再举一个例子,重庆的“下半城”整治,历史上的“下半城”是一个非常繁华、非常发达的运输码头,也是重要的商贸金融节点区域,但是随着时代发展,下半城逐渐衰落,我们现在采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回应它?我们是粗暴的、像原来那样,把它拆掉重新来,还是说我们采用所设想的比较好的文化更新的方式去做,有没有可能性,这与整个重庆的发展相关,是不是到了这个阶段,也不好说。比如说十八梯,政府已经把它拆了,现在没有人愿意接过来。抛开空间,拆还是不拆,这是个空间的问题,但更多的回应是在空间之外的。同样是一个空间,可能在不同人的手里,价值就不一样了,可能同样是一块石头,在这是一块石头,在另外一个人看来,就是块玉。可能与人的关系很重要,跟这个场所有情感联系的人,会非常看重这个地方,没有情感联系的,觉得只是一个非常破败的地方;与产权的关系也很重要,切切实实地每天生活在这个地方,迫切希望去改善环境与可能随后就住到别的地方,持无所谓的态度是不同的两种视角。
回应一下蒋工的提议,其实谁是城市更新的发起者,我不好说,当地老百姓住在这,迫切想更新或者改造,当然有些时候,他们没有办法去推动,可能是市场的原因,但也可能更多的是政治的力量在改变这个世界,所以出现了很多政府在迁就市场或者居民的情况。我认为,城市更新至少可以做到一点,就是把整个城市多元的价值做到更大一些,包括经济的价值、社会的价值、文化的价值、空间的价值,这都可以通过规划的手段进行提升。

朱荣远:鹿勤主任,我问你一个问题,因为你在归口办做各种规范和标准。城市更新是一个很混沌的东西,但是又在萌发各种各样的需求,在规范的制订过程中,会有什么可能性产生?未来是要放养一段时间还是已经有所准备?

鹿勤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标准规范办主任(图左):我个人倒是没觉得标准制订和这些城市更新现象的出现有什么特别直接的矛盾,标准只是规定的一个底线,以后的修订越来越走向国家标准,就是把底线定好了,其他引领性的东西,或者说是方法应该没有什么约束。很多事情做得好不好,虽然规划师有很多重要的责任,但其实并不是能够主导的,规划师需要具备几种能力,也得协调,也得抹稀泥,也得引领,把规划思想通过协调的过程融进去——把政府往什么方向引,把老百姓往哪引——规划师需要将这几项职能集中在自身的职责范围内。
想问问王宏杰,你们做了这么多调查访谈以后,了解到百万庄的老居民的真正愿望是什么?

王宏杰:就像刚才所说的,一百个人有两百个想法,而且不同的时间他们的想法也不一样,十年前,他可能想拆,现在也许不想拆了;十年前的时候,他也许不想拆,现在又想拆了。项目启动时,我们一直以为人们都有一种情怀,觉得这一块很有历史价值。有的居民说,这儿不能定义成危房——我们觉得这话说到我们心里去了,后来才理解这话真正的含义——这儿不是危房,因为是危房和不是危房的拆迁补偿价钱不一样,居民得到的面积不一样。也就是说,99%的住户,没有像我们这样是出于一种情怀,他们其实都是从自己生活角度上去考虑的,这也给我们一个启发,就是我们不能再去替人家指点江山,指导别人的生活了。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不能说不高尚,想法林林总总,根本就超出我们现在规划的想象,也不是我们能想象得了的。
刚才王院长也谈到城市更新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关,我甚至都在怀疑,我们到了城市更新的阶段了吗?我们才二十多年的城市建设,还都很新,又更新了,而且更新是那种像金蝉脱壳一样,自己长出来,长出翅膀来......我觉得叫双修比较好,就是处于更正状态,而不是一种更新状态,以前忘了做,或者做错了,那现在好,我补救,我织补,或者叫修复和修补,对以前是一种弥补,但是更新是什么?更新是老了,旧了,不符合时代的要求了,那么我们再来更新,是自然而然的一个过程。不同的地方,发展阶段也不一样。越往后发展,可能每块地都有红线,每块地都有权属,政府能改变的越来越少,我们得把每条红线里的每个产权单位,都得当作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想法来考虑,那种指点江山式的行为,也许会越来越少。

朱荣远:闵总,双修现在比较热门,下半年还会热门。修复和修补,是以什么标准在进行?是以某一个国家标准,还是创造一个标准,是否是可持续的?

闵希莹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更新研究所主任工:“双修”是去年陈部长提出来的概念,我觉得从标准的角度来讲,目前没有特别硬性的标准来衡量这件事。陈部长的提法非常具有战略眼光和敏锐嗅觉,与习主席这一届的执政理念有很大的关系,“生态修复”注重的是山体、水体的修复,其实就是体现了“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的这种理念。“城市修补”这一块,不仅仅纯是为了美观,同时也为了居民能够感觉到在这个城市生活得更美好。比如说在功能修复这个层面,去过三亚旅游的人都知道,景区建设得不错,但没有真正地受惠于民,老百姓得到的实惠不多,通过劳动致富的机会也不是很多,生活在城中村等地的老百姓的生活环境质量亟待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造福于当地的老百姓,也是这次“城市修补”必须主打的一个方向,政府花大力气在如何提高基本公共服务质量、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上面,真正要让老百姓受益。这与政府执政的理念密切相关,就是怎么样让老百姓真正享受到国家富裕起来的成果,所以这个项目跟更新有一点区别,目的也不一样,商业运作得少,政府往里搭着钱做。目前来说完全出于公益性的、出于城市改造目的的城市更新项目好像很难找到,一般都是靠提高容积率进行地产出售盈利。中关村这个项目实际上是代表一种很新的城市发展的资本运作方式,可能是最高端的,也是我们今后必须要丰富这方面知识的案例。规划师未来应该在政策学习、制订方面多去了解相关的一些其他领域的知识,多去下工夫。我们院这次也新成立了城乡治理所,就是要更加重视对于城市发展政策的制订,规划师要补上这方面的内容。

彭小雷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西部分院原院长:今天听大家的探讨受到很多启发。在西部分院工作这五年中,也接触了不少的项目,从重庆很多实践项目到贵安新区,我个人观点是城市更新应该是不完全是技术问题,更关键的是理念和经济问题,现在理念基本上都具备了,其实最后就是一个经济问题。我们在重庆沙坪坝的项目,从2013年跟到现在2016年都没有最后落定,在价格上不断在纠缠不休。今天咱们的例子都是大城市,北上广、深圳、成都,其实这些城市也是在有了经济实力以后,才能敢玩这个事情,肯舍得投入了,但是我想问的是什么呢?就是在经济不怎么发达的中小城市,同样面临棚户区和危旧房改造,这些棚户区可能会因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或一场大火就死掉很多人,会让市长直接要辞职的,而且又有一定文化价值,还不能拆掉,在这种情况下,技术人员怎么站在政府的角度,提出一些比较好的建议,他们该怎么做?

朱荣远:事实上,中小城市可以自组织、自发地去做,改变我们的机制、改变我们的政治,每一栋房子的破旧、环境质量低下的问题,都是由各种利益的个体拼在一起的,城市政府应该担当起公共区域的改造任务,但对于每一栋房子的自主改变,可以给他出台相关政策,让他去做自己能做的事情,而不是说这些建设必须要交给一个房地产公司——中小城市的这种需求是有的——因为房产公司一去就是要乘二,中小城市本身市场就很弱,购买力或者是市场的总量消化都有困难,个体改善也没有政策配套。我相信个体的力量是会改变他自己的,改造后房子没加高,面积也没增加,但是环境改变了,结构改变了,安全性提高了,政府只要把外部的环境做好就可以了。个体的改变带来的榜样力量是无穷的,政府老是大包大揽很难做大,民间的力量要不释放出来你就有问题,政府没必要担心,只要给政策,居民自己是有改造环境的动力的。个体的自组织行为有可能是解决城市更新所带来的混沌状况下的、给予民间的一种宽泛的空间,有可能是消解政府不能够大面积、大规模承担改造任务的一种可能性。

彭小雷:谢谢朱总。补充一下,西部分院这次的重庆山城巷改造更新项目得到了渝中区政府的理解与支持,也请大家多多关注。

蔡震:
有几点感想。一个是不是很多小城市需要更新了,到没到那个阶段;有很多小城市还正在生长,而且似乎还都挺适合的,小城市说实话可能也没碰见好多大城市的问题。回想起来当年在重庆做了三个小县城的项目,在当地调研第一感觉就是原来重庆这些小城市的风貌都这么好,而且是一种自治自理的状态。城市更新的很多内容在治理上,其实我们国家的治理方式相对来说比较落后,层级从市、县、区到街道、居委会这一套系列与下面的自组织完全不一样,深圳把这些东西打乱重组了,为什么深圳2000平方公里能承载2000万人,北京16800平方公里呢,当然有一万是山区,那6800平方公里,你怎么感觉还是没深圳有秩序呢?我们对深圳经过向下逐级解构发现,它是一层一层地,一直到基层的“场”和“域”,每一个单元都很紧凑,而且很基础,治理的角度有可能是在城市更新中重新考量价值的关键。
如果在深圳,把城中村去掉的话,深圳的这种创新就谈不上了,这种低成本空间是产生创新价值的一部分,就像田子坊的开始兴盛是因为陈逸飞率先把工作室开进去了,一帮艺术家在那玩起来的。从城市治理的角度,一定会得出不同价值和不同行为的未来活动空间,然后就有可能产生新的价值。

蒋鸣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村镇规划研究所:听了很多涉及到理念、价值的问题。我想抛一个小老百姓的切身的宜居生存问题,我是9年前来的北京,历数一下,我竟然在北京换过六套房子,住过不同的六种户型,最后一套我就入住了百万庄,变成了一个彻底的庄粉,志愿者小组也是去年加入的,也见证了这个小组为发展作出的努力,也参加了每一个社会活动。我发现,现在我们面临的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它的方向,因为这不像上海的九星市场,三把大火可能就促进了它的快速规划,其实我觉得五年算是比较快了,对于更新地区来说。但是我们这没有,百万庄是逐渐衰败的,虽然在90年代进行了基础设施的更新,但是到现在,很多官网还是老化了,对这么一个没有特别重大的矛盾问题凸现的地区来说,我们要树立让它更宜居的思路肯定是对的,但是如何推进这个宜居,有哪些途径能够更进一步确定我们的目标,这点非常重要。我们曾经通过空间改造的方向去努力过,但是发现这个更新真的不止于空间;之后我们与多方进行交流,包括居委会、原住民、一些媒体等,发现我们推进得还是有困难,就连最简单一件事,比如说张开济大师设计的这个双边回字型布局,每一个房间都是带窗户的,这其实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设计理念,但是直到现在我们就是拿不到基础的图纸档案,因为有各种的阻碍。我们想请大家来给我们支支招,看有没有一些努力的方向和步骤,谢谢。

朱荣远:首先想知道你们这个组织里建筑师有多少?是什么样资历的建筑师?北京的建筑师做了很多事情,比如前门的四合院改造方案等等,事实上,有可能的话我们需要提出解决办法,不只是我们讲理念,讲文化价值,没有用,现在放了两个照片的对比,是用一个活生生的方式来证明这件事情是政府的问题,还有就是业主自己的问题。建筑空间的改造,在房屋结构抗震加固之后,环境改善应该说问题不是很大。空间实现现代化就需要建筑师的智慧了,他们对空间的理解、空间的利用会更加游刃有余。可以借鉴北京电视台的《交换空间》节目,请建筑师用公益的方式改变空间,找到愿意配合的业主,需要培养这样的榜样,树立这样的标杆,然后才会传递信息给别人,也是推广一种价值观,把这种大家认为衰败的地方,变成可能性,然后倒逼政府和物业管理,你要改善公共权利那一块,私权我自己来做,公权这一块,你应该承担的责任是要承担的。改的方式有很多种,你们在呼吁层面已经做得很好了,现在应该在可实施这个层面做工作。

杜宝东:
发起公共话题其实是很重要的,更新里重要的是侧重参与,当没有人参与的时候,就谈不上目标和价值的体现。百万庄小区在规划师眼中是有价值的,当然这么多年从功能上讲它一直是个私密空间,实际上是一个居住社区,所以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到底是恢复本源性的社区活力,还是希望通过其它方式来再造另外一种价值。比如说中关村地区实际上是用低成本的方式重塑一个新型社区,就是以创意人群为主导的社区,那么百万庄这个社区的经典价值同样一定需要有活力地传承与维持,历史价值也好,经济价值也好,现在的社区人群是不是能够支持后续的发展?所以我是觉得,我们自己要搞也好,或请建筑师也好,首先还是要明确将来的公共价值和价值导向,然后才能去不仅仅是呼吁,还要找各种各样的人来介入,否则只是停留在呼吁层面。
如果想推进的话,既不可能回避资本,也不可能回避技术,包括你要运用公权力,这个公权力显然现在不具有社会力量能够抗衡政府的权力。所以我觉得第一阶段,可能还是要回归到政府权力怎么样运用的层面,呼吁的目的其实是唤起政府的关注,但是政府介入的时候,再现去评价,(尤其在北京)重新注重于所谓社区民主的事情,其实是很艰难的,所以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规划师其实解决更新问题,还要有很成熟的情怀和另一套规则,而不是简单的坚持,坚守应该是最后的奇迹的结果,但是这个过程中使用的方法可能没有什么奇迹,甚至可能是妥协。

朱荣远:我的建议是重返百万庄的生活,资本并不来自于市场,就来自于个体和各个利益相关者,用合作社的方式,自己先行的方式动起来,把握好公与私的边界,要知道什么事不能只靠政府,很多东西是自下而上的,当社会现象已经出现的时候,政府不会打压你,因为你是正面的,所以并不希望房地产开发商进入这个区域,恰恰是需要居民自己改善自身的生活环境,百万庄的区位太好了,环境太好了,要想怎么改变公共空间,怎么改变自己的空间,然后用一种价值股份的方式,拼在一起,重返百万庄的居住生活。重建一个非常好的、成规模化的居住社区,重新焕发它的活力,依靠整个社区居民共同努力完成,政府只是帮助一下,不能依靠政府。

闵希莹:刚才王宏杰也提到,一百个居民有两百种想法,我其实很想知道,你们有没有做过一个了解,就是现在住在百万庄的人,是原住民居多,还是租户居多,这个其实有很大差异性的。

鹿勤(图左):这个事其实特别好,恰恰是政府想改变这块地的用途,只不过我们规划人觉得它有价值,有文化价值,原住民我相信他看不到这一点,因为从追求利益来说肯定希望政府如果改造就得赔他一套,那价值就变了。我们现在的发展阶段,就是用价值来衡量,为什么我们国家房子可以三十年全部拆了重建,我们也是从价值衡量,我们很便宜,无所谓。其实带来的这么多建筑垃圾从环保的角度看我们的环境很不环保。但是这样造,从产生的绝对价值看,GDP提高了,从这个角度考虑又是合适的,我们目前的发展阶段就是这么矛盾,什么时候让我们的人都觉得我们的文化要保留的时候,这个价值就变了。但是现在不是,这块地恰恰最复杂的是,你一群人想保护它的文化的根源,我们当初的小区什么样,我们怎么规划的......但是原住民现在感觉不好,政府也想改,他改完以后,是保障房,所谓的保障房,你想想这块地方能成什么样。

朱荣远:更新这个话题还可以永远说下去......今天非常谢谢在台上的几位嘉宾,还有来自于深圳和上海的报告者,包括在座的还在这里听我们观点的朋友——我们在拼凑城市更新有可能出现的方方面面,这个复杂的东西在每个人心目当中,逐渐有些多样性了,清晰了,但是可能仍然还是很模糊,因为我们面对的任何一个更新项目都不会完全相同,我觉得就是要在不确定当中去思考,达成共识,把它变成确定就好了。我觉得城市更新真的不止于空间,可能与我们传统的习惯性做规划的那套思路和方法都不一样,它更多的是有可能真的是社会学层面的思考,相由心生,但愿大家今天有所收获,再一次谢谢大家!
The End.
注1:影像记录者:身兼数职的摄影师金秋.
注2:以上专家发言根据速记稿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注3:相关链接:
? 住房城乡建设部黄艳副部长调研三亚“城市修补、生态修复”工作│要闻
? 三亚市“生态修复城市修补”工作交流
? “爱上百万庄”社区营造公益活动介绍
? 三亚市城中村、城边村和新农村综合改造建设总体规划
? “可操作”视角下的实施谋划——重庆《山城巷传统风貌区保护实施方案》的探索
? 规划转型:基于中关村科学城协作规划的思考
? 视角·价值·思考——以三亚市城中村、城边村和远郊村(新农村) 综合改造建设总体规划为例
【规划月度大讲堂简介】
诞生于2015年8月。
“中规院业务交流会”的“姐妹花”活动。
一个下午,一个主题,一组项目。
热点、新类型……
有深度、有内容
单向交流、双向互动
总工室与党办、人事处、各业务所室……
倾力合作、共同呈现
海绵城市、多规合一、城市设计、城市安全、城市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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