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保护、文化传承、生活品质化、多样性与创新、吸引力和魅力等城市发展目标的实现需要立足于“人”,这已成为当今规划师们的共识。因此,社会融合、身份认同、公共交往、绅士化、移民、养老以及社会组织的作用等城市社会学话题在城市规划领域被越来越多地提及。在此背景下,同济城乡规划学科与社会学学科启动了以“城市空间”为对象的合作研究。
社区是城市社会的基本单位,也是城乡规划与社会学可以交叠研究的空间单位。虽然社区的空间边界并不是固定的,但却实实在在地存在于城市空间和城市社会之中。因而,我们将社区作为规划与社会学合作研究的开端。
社区研究的基础是社区调研。社区调研和在此基础上展开的社区分析,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想象力直接相关。城市社区的空间类型和社会结构类型都是多样且丰富的,规划人对社区社会新结构多样性影响的分析可能会觉得力不从心,而社会学家则可能并不关注社区空间类型的多样性。这正是城乡规划与社会学合作开展社区规划研究的理由。
《上海大型社区综合调研》于2014年4月至8月—6月展开,调研内容涉及居住环境、社区商业、社区公共生活、邻里交往、社区安全、社区认同、社区参与、社区文化活动、老年健康和社区养老等方面。此次调研按照区位、规模、居住类型等分类标准选取了五大居住区共13个居住小区(见表1),采用问卷、访谈、观察等方法对样本社区进行了全方位考察。在问卷调查过程中控制样本的性别、年龄比例,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展开调研,共发放问卷1100份,回收有效问卷1040份,有效回收率约为94.5%。回收样本基本情况统计见表2。
在这些调研的基础上,项目组分别设立了八个子课题,研究上海社区中老年健康的社会影响因素、社区空间的共性、社区商业空间、社区认同与空间、公众参与与社区满意度、社区文化、社区变迁与社区比较、社区规划中的居住空间分异等问题,此外,课题组还设立了一个政策研究课题,即从社会学角度研究了日本社区规划的政策法规,以期为中国社区规划作参考。
表1: 调研小区分类
衡复风貌区(市中心) | 雁荡居委(旧式里弄、新式里弄) 永太居委(新式里弄、售后公房) 太原居委(新式里弄) |
杨浦区四平路街道 | 鞍山三村(同济新村) 同济绿园(商品房社区) |
虹口区虹口港 | 瑞康里(旧式里弄) 兰葳里(新式里弄) |
闵行区七宝镇 | 万科城市花园(商品房社区/动迁安置社区) 万科朗润园(商品房社区) 盛世豪地(失地农民安置/动迁安置社区) |
宝山顾村馨家园 | 第八街坊(经济适用房社区) 第九街坊(经济适用房社区) 第十二街坊(动迁安置社区) |
表2: 问卷样本的基本构成情况
变量 | 取值 | 频次 | 比例(%) |
性别 | 男 女 | 440 597 | 42.4 57.6 |
户籍 | 上海本地户籍 外地户籍 | 909 124 | 88.0 12.0 |
年龄 | [17-102]岁 | 平均值:53.5,标准差:15.9 |
60岁及以上 | 411 | 39.5 |
教育 | 初中及以下 高中与同等学历 大学专科及以上 | 351 333 344 | 34.1 32.4 33.5 |
职业类型 | 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专业技术人员 一般办事人员或职业 自由职业者、个体户 商业服务人员与工人 其它人员 | 146 116 224 68 361 51 | 15.1 12.0 23.2 7.0 37.4 5.3 |
月平均收入 | [54-300000]元 | 平均值:5049,标准差:12281 |
住房类型 | 商品房 售后公房 新旧里弄 动迁安置房 经济适用房 | 358 118 202 176 186 | 34.4 11.3 19.4 16.9 17.9 |
户籍 | 上海本地户口 | 906 | 88.0 |
外地城镇户口 | 65 | 6.3 |
外地农村户口 | 58 | 5.6 |
部分研究发现:
1)社会资本视角下的社区养老研究
老年人社会资本拥有量与其健康状况有显著相关性,医疗设施(三甲医院)可达性与老年人心理健康呈显著的正相关。在针对老年人的社区规划中,要把医疗设施作为重要的考虑因素,对于老年人来说要具有便利的可达性。这不仅是方便老年人就医,还能够有利于促进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程度。
社会支持不仅影响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主观健康感,还会影响老年服务的使用频率,所以应在社区邻里之间提倡一种互帮互助、尊老爱老的氛围,提升老年人的社会支持程度。
居住时间(30年以上)与老人健康状况(心理健康,和主观健康感)呈正相关。由于社会资本是一个需要长期积累的过程,所以应在社区规划时考虑社区的可持续性,尽量减少中老年人搬家的次数,使他们能够按自己的意愿在熟悉的社区中安度晚年。
信任对于老年人的影响是非常综合且复杂的——虽然这里只测出它对养老服务使用频率的影响,但是推动社区文化建设、安全保障,提高社区成员之间的信任程度也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促进老年人的健康状况。
老年人的收入与其健康状况呈正相关并没有得到验证,可能存在两个原因:第一种可能性是,我们的调研对象基本上都是有退休工资的上海老人,他们在上海有房,不需要为房租发愁,在不发生重大变故的情况下,退休工资已基本能够满足个人生活所需,因而收入不至于成为影响其健康状况的主要因素。第二种可能性或许是调研所获得的收入数据不准确而造成分析结果的不准确。
2)社区公共空间的社会性研究
影响社区公共空间活力的原因包括:小区公共空间的置放位置错误、空间功能定位不明确、界面的功能和设施的原因、缺乏地方性和美感体验等客观因素,以及工作忙碌缺乏业余时间、过多车辆占用休闲散步区域、社区公共空间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需求等社会性因素。此外,年龄、性别、收入、受教育程度,居住时间等因素,影响到公共空间的活力(活动、交往和互动),尤其以年龄、收入、受教育程度三个因素最为重要。
邻里之间的交往,互惠、信任,不仅能够满足生活上的需要,而且可以得到情感上的满足、提高生活质量和幸福感。人们在公共空间中交往,不仅能够提高身心健康、提高幸福感,而且更重要地在于形成共识——社会就是这样地被组织起来。在社区规划中要强调小区适宜步行性、发展公共交通、强调公共空间功能的混合性、提供更多的有吸引力的活动空间,为小区及其附近居民的交往和沟通提供更多的机会。
3)社会学视角下的社区商业空间研究
休闲、娱乐、文艺、健康、教育这些等业态正在逐渐进入社区商业层级,因此有必要按照“满足型”、“社交型”、“替代型”等不同消费需求类型进行分层级的社区商业规划,有多样化的空间及业态。同时,不同年龄及社会经济地位的居民对社区商业的需求有显著差异,因此需要针对社区的社会结构特征、周边商业配套进行区别化配套。
在匿名化日益凸显的现代城市社区,社区商店成为了邻里交往的半公共空间,鼓励本社区居民在社区商业中的创业或就业,不仅能推动地区经济发展,也能更好实现社区商业的社会功能。
主要针对附近居民的日常消费需求的流动摊贩、小型食杂店、饮食店、理发店等住区商业,是社区交往和外来人员形成社区归属感的重要场所。对此类商业的规划措施,应聚焦于如何平衡合法性与合理性,变“堵”为“疏”,给予其开放而有序的空间。
社区商业在空间格局上要区别于外向型商业,实现“大集中、小分散”的合理布局。个性化、体验式、社交型的购物需求或将成为社区商业的发展趋势。随着零售终端化和O2O(线上线下电子商务)等新兴商业形式的发展,社区商业的发展途径变得更为多元。社区商业的社会功能不仅体现在其对社会交往的促进,也体现在社区商业对社区经济发展、吸纳就业人口、推动外来人口融入等方面的贡献。在土地性质、房屋产权明晰,法律制度健全的前提下,通过“居改非”更新历史街区或是达到多赢(政府、基金、居民和商铺)的有效途径。
4)社区认同与空间
影响社区认同差异的个体因素包括居民的年龄、教育程度、公共参与动机。其中,年龄与社区认同成正相关,教育程度与社区认同成负相关关系。居民的收入、社会地位与社区认同没有明显相关,这对社区规划和建设是个非常积极的信号——也就是高收入居民、低收入居民在社区认同上没有显著的差异。
影响社区认同差异的空间因素包括空间评价、小区规模、小区边界等。虽然空间环境评价和社区认同呈正相关关系,在统计上也显著,但一些有反差的比较更值得深入的探究。小区规模与社区认同有很高的相关性。由于大多数人接受的适宜步行距离为 400~500米,因此,封闭小区及组团的尺度不宜超过200米。影响社区认同差异的社会因素包括社区组织、社区参与、社区记忆等。
5)社区规划中的公众参与研究
总体而言,上海社区居民在公众参与方面的特点和问题包括:
第一,上海社区居民在静态的组织参与方面程度较高,但对于公共活动的参与不积极;第二,上海社区居民参与公共活动以个人兴趣为主要导向,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关注度不够;第三,导致社区公共活动参与不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居民个人方面的原因,也有社区管理层面的原因;第四,上海社区居民的公共参与态度和意愿较为积极;第五,上海社区居民对社区整体规划的满意度不高;第六,不同社会群体在组织参与度、参与活动积极性、参与活动偏好、参与态度与意愿和社区整体满意度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第七,居民的公共参与行为和态度,对其社区满意度有显著积极影响。
6)社区文化规划——基于社区文化设施及文化空间的研究
不同基层单位的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或者文化活动室,在组织和开展文化活动方面,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其开展工作的方式以及文化活动内容的定位,正在从“自上而下的”、面向老年群体和弱势人群为主,渐渐更多考虑不同年龄和文化层次人群的需求,并注重群众自发组织的、自下向上的活动。但是在参与社区文化活动的人群方面,老年人仍然占有很大的比例,年轻的职业群体通过与子女一起参加“亲子类”活动加入到社区活动中,但所占的比例仍然偏低。
文化设施的空间分布不均仍然是上海文化空间格局中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新建的城郊大型住宅区、包括保障房社区和经济适用房社区,周边的基本文化配套是迫切需要跟进的。
初步分析发现社区文化活动的参与度,对社区文化活动的内容和设施的满意度与归属感之间有着正相关性,也就是参与社区文化活动的程度越高,归属感越强;对社区文化活动的内容和设施的满意度越高,归属感也越强。
7)社区变迁与社区比较研究
如果把记忆分成个体、社会和历史等三个不同层面,在每一个层面上,都能明显地观察到场所对记忆的影响:个体的记忆往往围绕着某些特定的场所而展开,正如在社会层面,场所的缺失毫无疑问地对集体的回忆造成困难;历史事件的发生——不论其意义针对哪一个社会群体或个人——始终无法摆脱其发生地点的影响,毋论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纪念活动。同样地,如果把场所所蕴含的空间、环境和建筑等因素一一分拆,我们也能毫无困难地意识到,记忆在各个方面起到的作用:通过仪式,人们可以改变空间、环境和建筑外观;在高度媒体化的社会,场所的某些特定特征(例如独特的建筑风格,或自然环境)被人们记忆、固化并且一再召唤,即便这些特征在一开始并不重要。
社区认同是对记忆-场所理论的延伸。场所在记忆的影响下,逐渐脱离其物质性,并且随着社会的变迁修正、消失或产生案例四中所描写的、“时空错乱”。这种关系让我们意识到,或许社区认同就是场所基础上的记忆形成过程。通过场所,记忆找到了一个空间框架,人们得以将某些时间和空间固定于特定的场景之下;透过记忆,场所超越了其物质性,它所蕴含的空间、环境和建筑等因素无不一一打上了人的烙印。正是在这种复杂的互动过程中,个体脱离了自我而将目光转向他所属的群体,他同这个群体的其他个体分享着同样的记忆,也分享着同样的场所。这意味着他认同了这个社区。
8)社区规划中的居住空间分异问题及其应对策略
边缘社区(村/移/棚)发生过刑事案件的社区的比例远远高于其他类型的社区,社会治安问题比其他类型的社区严峻。
不同类型社区低保家庭的比例相差不多,经济适用房社区的比例是3%,并没有设想的那样高。我们猜测申请经济适用房的门槛以及申请过程中的违规,使得经济适用房社区的居民并不属于城市中最贫困的阶层。
社区中低保家庭的比例越高,个体负面的情绪越强烈;无工作的底层与管理层相比负面情绪更强;教育程度与负面情绪的关系更像是U型,低学历和高学历的被访者负面情绪更强;离婚或丧偶的人负面情绪最强;租住或借住的人比拥有房屋产权的人负面情绪强;从家到城市(镇)商业中心花费的时间越长,负面情绪越强。
9)日本社区规划政策法规的社会学研究
本研究将日本有关城市规划、社区建设及规划的政策法规指向本项研究所涉及到的紧凑型社区建设、中心城区活性化、低碳化社区建设、城市文化创新、健康长寿社区等5部分主要内容,并以此为社区建设和规划重要指标或主要指标加以定位,同时也暗示了一些次要指标的可能性。
政策法规作为一种先导性或引导性指标,在城市规划及社区建设和规划中所发挥了作用,确保并规范城市规划及社区建设的操作顺利实施与展开,并具有内在的自我更新机制(比如,紧凑城市理念融入《新国土整体构想》),需要根据新形势新情况不断修正。
日本在一些在城市规划及社区建设和规划上政策上紧跟欧美主流,在相关概念或实践方面甚至领先一步或超越欧美。日本社区建设概念等及实践以及一些地方条例源自地方,可以认为是与日本中央放宽管制,激活地方自治体及民间力量等政策转变有很大关系。
雁荡路
南昌路
同学在调研路上
多种房屋类型并立
小区内实地调研
南昌路168弄社区公益站
课题阶段:已结题
课题负责人:朱伟珏 同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课题来源: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科研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