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愁经济学堂首站丽水市莲都区于2016年1月8-9日开讲,特邀夏铸九、王军龙、董筱丹、欧宁、石嫣、刘昭吟、赵燕菁、刘宇扬、孙君、林德福、潘陶共11位专家,从各自不同领域出发、多元思想相互碰撞,共同探讨“以生态文明实现跨越式发展”之主题。《乡愁经济》特将讲师授课内容整理成文,以供更广大读者分享。
大概从2005年开始,从研究中国的城市问题慢慢追溯到农村问题,我个人兴趣发生了转向。在了解了历史上如民国时期乡村建设以及国内2000年之后当代乡村建设的实践之后,我也想找个地方来试一下。2007年我第一次来到碧山,马上就喜欢上了这个地方。
缘起碧山
我的诗友郑小光和寒玉夫妇在十年前在西递买了一个明代民居做成客栈,这就是猪栏酒吧。到了2007年,西递已经变成景点,客人到猪栏酒吧去住还得买门票极不方便,他们就开始在周边村庄找地方,看上了尚未变成景点的碧山村,准备在那里做第二个猪栏酒吧。
猪栏酒吧对徽派民居的改造做得非常好,基本上修旧如旧,不动外立面。徽派房子都是高高的马头墙,防火、防盗效果好,采光则比较差。猪栏酒吧的改造为了增加采光,没有在外墙开窗,而是在屋顶扩大明瓦的面积,同时又把整个老房子内部的装修做得非常有家庭气氛。
徽派房子有一个特点是以天井为中心,围绕着天井有卧室,卧室一般面积很小。徽派建筑的这个特点,揭示了公共空间营造的秘密,把卧室这种个人空间、隐私空间搞得很小,而公共空间特别大特别多,这样就使得家庭成员平常会很少待在卧室里,更多地在一楼大厅和二楼厅堂还有饭厅去活动。
太小的卧室给改造带来很大问题,要在一个卧室里再增加一个洗手间,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郑小光和寒玉夫妇非常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自己挖化粪池,在每个房间都配备了洗手间,使得今天的人住进去也感到非常舒适。这种既尊重了徽派的传统风格,又提高了舒适度的民宿改造,探索了保护历史建筑的一个好办法。
十年积累,让这个客栈闻名世界,已经变成了黄山地区的一个名片,连法国影星朱莉亚比诺什都带着孩子去住过。我很认同猪栏酒吧对徽派建筑的这种改建,他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样本,这也是我选择碧山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喜欢碧山是因为,首先它有非常丰富的历史资源,徽州农村是中华乡土文明沉淀非常深厚的一个地方。碧山村在黄山脚下的黟县,这个村目前还没有变成景点,还是个自然聚落,还有徽派民居和村落的资源。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这里的人很开放,村民很友善,民风淳朴。
从档案和老照片重新发现碧山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碧山,是一个非常安静的小山村,这里是电影《小花》的拍摄地,捧红了刘晓庆和陈冲两位影星的电影《小花》一开头就出现了云门塔。云门塔是碧山村的一个地标,建于乾隆年间,是村里两个汪姓兄弟捐建的。漳河则是这个村庄的一条河流,就从云门塔前面流过,非常美的乡村景像。
碧山村的历史图片非常有意思,我找到了当年供销社的照片,这个供销社现在还在运作,还保留着老的货柜式,这个供销社由“碧山计划”另一个伙伴左靖在改建,准备把它改造成一个新的空间。
社会主义在中国农村贡献非常多,今天有很多学者都在重新评价人民公社对农村的影响,包括当年修的很多水利设施对农业的影响。从那些老照片里我发现,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在农村所做的很多工作,大大提高了妇女的地位。我找到了妇女在投票的照片,还有女民兵在云门塔下练兵,以及碧山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曾经很出名的女子篮球队的合影。在整个文革期间,其实中国农村的公共生活都非常多,但那时农村的公共生活,老百姓的参与并非完全出于自己的意愿。所以1980年代包产到户后,农村的生产方式重新回到家庭这个单位之后,集体的东西就慢慢解体了,农村的公共生活也开始荒芜。
文化建设的“乌托邦”
我开始到碧山定居和工作之前,先给自己进行了一次头脑风暴。我在一个本子上开始天马行空,做很多想象,当然也做了很多调研,这些调研就是看在世界各地,在这样一个小尺度的空间里,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样的社会创新,曾经有哪些成功过,有哪些失败过。
我经常讲“乌托邦”,在今天中国我们都太害羞了,不敢谈论“乌托邦”,一谈论“乌托邦”,大家就觉得你不接地气,觉得你太幼稚或者是太理想主义,但是我觉得,这个社会不能停止对“乌托邦”的谈论,而且要有勇气去谈论“乌托邦”。“乌托邦”是我们人类社会所需要的,它可以拓宽人类对共同生活的想象。
大概在2015年的时候,“碧山计划”已经进行到第五年,我重新整理过去五年的实践,对未来的工作做进一步的规划和想象,所以又做了第二本笔记本。天马行空的构思,其实都是在调研、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做的,我一直认为乌托邦是一个动词,是一直在进行中的,不断的探索和实现,从很小的尺度慢慢一点一点实现的行动过程。
在正式开始“碧山计划”之前,我们还邀请了很多智慧资源到碧山去做田野调查,如台湾建筑师谢英俊,音乐人朱哲琴、平面设计师小马和橙子,服装设计师马可、杭州家具设计师张雷和陈飞波等等,对整个黟县的文化遗产和民间文化资源、手工艺资源、历史资源,包括自然资源,进行一个普查。我们的工作必须建立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这样才是脚踏实地的。
移民碧山与“碧山共同体”
2011年,做完田野调查之后就开始付诸行动。我在村里边找到了一个废弃的房子,房主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个铁匠,从浙江移民到了碧山村。后来浙江经济发展了,房主夏有龙就回了老家,儿女也到县城里面生活了,房子就空置了多年。我要想在那里扎根,变成村民的邻居,这样才可能让我们接下来的工作更加透彻地深入到农村的现实里。
我决定买夏有龙先生的老房子,我的设想中,它既是我居住的地方,同时也是一个公共空间,可以开放给不同的人,我们在那儿交流、相互借鉴经验,或者学习农业,是一个半开放、半隐私的空间,名字就叫“水牛学院”。后来我在村里有了第二个空间“理农馆”之后,这个地方就彻底变成我的家人跟志愿者的居住空间了。
“碧山共同体”是一个很松散的组织,就是把一些对农村有兴趣的人聚集在一块,选择这样一个村落,在这生活和工作,大家不必有层级关系,松散但讲求效率地开展工作。“共同体”这个概念很重要。在农村工作,最大的困难就是村民跟政府,跟我们这些外来人的隔阂,这种隔阂导致了工作推进困难非常大。假如说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跟村民,或者说不同的主体联合在一起结成共同体的话,利益共同体或者是思想共同体,工作推进就会容易很多。
“碧山丰年祭”:
以文化滋养乡村
我们选择从文化这个角度切入,用文化作为一种滋润心灵、滋润乡村的方式,试图在文化上重建一种自信。我们在碧山跟村民相处得非常好。我认为最关键的就是我搬到村里住了,跟他们变成邻居,共处在一个空间里。既然我都是碧山村的新村民了,而且我们做很多事情也是依靠外部资源来做一些非盈利的事情,老百姓也就相信了我们是实实在在为他们考量的。
“碧山计划”一直是自发的,没有委托人,最初就想做一个小型的活动,叫“碧山丰年祭”。在筹办过程中我们找朋友和一些机构筹了点钱,基本上他们是纯支持不求回报。黟县当地政府则比较谨慎,没有提供资金支持,但是他们提供了很多行政支持,比如说村里面的场地,也让当地的农村银行给了我们一些钱,在活动期间提供安保等等,是一个试探性的合作。
“碧山丰年祭”是以碧山村传统的丰收庆典为基础,我们把它重新做成一个混合多种文化活动和多种媒介活动的活动,包括重新使用村里最大的祠堂大本堂,这个祠堂也是荒废了很久,我们在这个大祠堂里把碧山村传统庆丰收的民俗活动(他们本地叫“出地方”),在当地文化馆的帮助下重新整理出来,由村民进行表演。
有意思的是,我们最终看到“出地方”表演时,发现当地文化馆干部做了很多发挥,比如说让表演者穿着草裙,这肯定是在历史考证方面很欠缺情况下的一种现实发挥,但这种发挥也很有意思,说明了就算偏处山区的一个小村庄也免不了受到全球资讯的影响,我们把它当成一种有意思的文化形式接纳下来。
我们对村史进行了整理,把搜集到的老照片放在碧山粮库里展出,这些照片大多数村民都没看过,当他们第一次看到自己多年前的老照片时,都特别兴奋。通过这样的展览,一方面是对这个村庄历史的自我研究和了解,同时也让村民对村庄历史有了更深的了解和体会。
我们还在这个祠堂里给小学生组织了一些文学课,讲古典诗歌和现代诗歌。当然还有很多文艺节目,包括在县城的礼堂里邀请当地的戏曲团体来表演,从外面请来乐队用地方方言来表演等等。同时也做了一个学术活动,就是把整个大中华地区,台湾、香港,中国不同地区的乡建流派代表人物请到碧山去交流,有在台湾做农运的,做CSA农业的,还有反水库运动的。
放电影也是重新恢复碧山村公共生活一种方式。我们从深圳一个收藏家那里找到电影《小花》35毫米的拷贝,从江西九江找到了一个35毫米的电影放映机,又从深圳请了一个放映师傅到碧山去给大家放这个电影。很多村民大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看过这个影片之后就再没看过,当云门塔在屏幕上一出现大家就一阵欢呼。
我们还试图建立碧山村的集市。徽州农村一般买东西都要去县城,要不就是靠村里的小卖部,而小卖部的物品非常少。所以我们想在村里孵化一个集市出来,通过“丰年祭”,我们就在村口做了这个集市,村民免费摆摊,家里什么东西拿来卖都可以。我们也开始包装和整理黟县当地的土特产,甚至改进它的生产流程,比如说“鱼亭糕”。很多特产或者是手工艺品,它的传统纹样,它的包装会局限市场流通广度,如果我们能够帮忙从视觉上,或者是从制作工艺上进行一些改良的话,也许就能拓展它的受众源。我们还请了广州的木刻艺术家刘庆元做了一套2011年《乡建日历》,用木刻的方法把外来知识分子和田畴劳动的农民在一起生活劳动的场景做成了一套挂历,都送给村民了。
黟县国际摄影节:
城乡交响曲的国际化音符
2011年我们组织的“丰年祭”非常成功,周边歙县、绩溪县的村民都跑过来参加,当地政府也非常满意,所以就委托我们来接办黟县政府主办的黟县国际摄影节,这个国际摄影节到2012年的时候已经办到第七届了。借此机会,我们希望把黟县国际摄影节进行转型,变成一个真正国际化的大型活动。这年我们定的主题叫“城乡交响曲”,主要目的就是批评过度城市化,宣传乡村建设。我们邀请了很多国际知名的摄影师,包括Iwan Bann,他是世界著名的建筑摄影师,他擅长拍单体建筑,没有拍过村庄,而徽州村庄都是聚落形式的,对他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也邀请了美国的梁思聪,他早年在哈佛大学GSD,跟着库哈斯到珠三角做了“大跃进”这个研究项目,对珠三角的转型进行过研究。从这次合作之后Iwan Bann就开始对中国民居感兴趣,他准备要出一本书,以中国的民间建筑,从窑洞到客家土楼,到徽派等为主题,通过这个摄影节的邀请我们也激发了他新的出版项目。
我们也邀请了斯洛文尼亚的一个摄影师Matja?Tan?i?,这个摄影师是专门拍3D照片的,他来黟县拍了超过二十个村庄七十户村民的肖像和他们家的客厅。徽州民居的客厅太师壁下面都有一个条案,条案上东边一个花瓶,西边一个铜镜,中间一个自鸣钟,Matja?Tan?i?把镜头对准这个,然后再把村民的肖像跟摆设结合在一起。作品放到黟县展览时,村民要戴着3D眼镜看。
在农村做展览对我来说是第一次,挑战非常大。很多村子车都没有办法开进去,展品运输经常要用到马力,要不就让村民帮忙抬进去。而很现代的作品跟老的祠堂放在一起产生了一种很强烈的对比,从策展的工作经验上来讲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体验。
我们也邀请了一些民间音乐艺人来黟县表演,包括从美国请了一个班卓琴乐手,班卓琴是美国乡村音乐的代表乐器,这个乐手叫Abigail Washburn,是美国一个很著名的班卓琴乐手,英女王登基周年纪念的时候曾经邀请过她去伦敦表演。汶川地震时她曾经到四川做过志愿者,会讲一点中文,在摄影节上她跟广东的五条人乐队,一个唱潮州话的乐队进行合作表演。
在2012年的时候碧山村还没有路灯,那时候我们就想着要解决照明的问题,但是建路灯要很多钱。在第二届碧山丰年祭和国际摄影节期间我们就让台湾建筑师邓海做了一个临时照明设计,用管线灯把需要的村路,大概有五公里,让它亮起来,非常有气氛。因为管线灯要从农户家取电,摊分就很有问题,最后也只能做成一个暂时性的。
2014年哈佛博士周韵跟我争议,说我只喜欢看星星,不喜欢农村有路灯,这是对我的误解。在周韵来碧山前两年我们试图解决碧山的路灯问题,但是农村建设的主体永远是政府,外来知识分子最多只能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不过我们也主动提供了一些设计,因为西递、宏村景区做路灯设计都是把城市的样式带过去,感觉很不好。而我们则建议在五里村做手工编的灯罩,这样可能跟农村的感觉会更搭一点。
在调研村史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个乡贤人物汪达之,出生于碧山村,受陶行知先生之命创办了新安小学,并组建了全是小学生的新安旅行团,在抗战时非常有名,曾受到周恩来的接见。汪达之先生做了很多有意思的教育实验,比如让一群十三四岁的新安小学学生到上海去,没有老师跟着,在上海待两个月。这帮小学生在上海做社会调查,走访工厂,没钱之后他们就开始自己卖报,发展出一种自我组织的能力。这种把社会当大课堂的思想在汪达之先生的实践里,已经做得非常出色。
汪达之先生在民国时做的工作跟我们今天想做的工作很接近,所以我们请四川美院的老师焦兴涛为汪达之做了一个雕像,立在村口,把他的生平事迹用文言文的形式做在碑后。很多碧山村人都不知道碧山村是著名教育家汪达之的家乡,通过这个雕像可以了解汪先生。汪先生是我们在碧山工作的一个楷模。
历史保护与现实需求的共同考量
很多人呼吁历史保护,其实根本不了解生活在那个历史社区的人的状况是多么糟糕,他们多么地想离开。我们在碧山除了修老房子,也改变村民对老房子的价值观,很有成效。以前村民会觉得你家有老房子,没盖新房子是人生失败的象征,认为老房子没价值。我们把老房子修好,经常邀请他们来参观,他们发现自己不喜欢的老房子可以变得这么舒服,城里人大老远地来我们这儿买老房子,还搬到我们村里来住,就会对老房子有了新的认识,保护意识就上来了。
历史保护一定要跟最新的现实结合在一起,要考量到现实的需要,考量到老百姓的生计和他的生活需要。比如在整理徽商这个历史资源时,仅仅把房子留下来展示给后人看,主人当时多么有钱,房子多么豪华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更应该学习的是徽商的财富管理方法。当年徽州男孩子十三四岁就被送到长三角地区学习经商,那里的大城市有同乡会,大家互相帮助,他们在城市里挣的钱会定期反馈回家乡,反哺乡村,所以徽州老家才有那么多漂亮的房子。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城乡互补关系。
还有我们的农耕文化,讲究深耕细作,对土地的感情很深厚。如果只是搞一个农业博物馆,收几个农具在那儿展示一下,有什么意思?我们讲农耕文化,可以看看传统农业文化跟今天在欧美流行的永续农业观念有没有可以勾连的地方,就会发现它的思想跟我们传统的小农有很多一致的地方,包括在欧美所推动的合作居住运动,跟我们的井田制也有很大关系。
乡村文化知识生产的实践与输出
南京先锋书店的创办人钱晓华是我的老朋友,2011年我到他的书店去做《天南》文学双月刊的推广,钱晓华问我最近还在干什么,我说在碧山村做事,问他有没有兴趣去去那儿开一个书店?他很快就到了碧山,看中了启泰堂。启泰堂是碧山村废弃的一个小家祠,里边放满了草、杂物,还有牛粪,大量的蝙蝠。
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实践。这个祠堂产权是集体所有的,钱晓华跟老百姓打交道特别有经验,碧山村人都很喜欢他,同意不收他的租金五十年,然后报给碧阳镇和黟县文物局同意,这个地方就免租给了钱晓华。
2014年碧山书店顺利开张。当我们因为制度的约束没办法解决产权问题时,其实可以先把产权问题搁置一边。当时我买房子是不能过户的,如果当时我想着不能过户,没有安全保障就不买的话,今天我就做不了在碧山的这些事情。碧山书局也是这样,产权问题太复杂了,所以先做事,产权以后再议。
碧山书局非常成功。以前我们做大型活动,都是一年热闹一星期,世界各地的人都来,之后村庄又恢复平静了。书局每天都营业,不仅有外来的人,村里小孩在那儿上网、看书,老人家在那儿看书、聊天;它很快变成黄山地区周边这些人周末的一个去处。过年时很多在上海、杭州工作的碧山人回去都要带着朋友去看这个书局。一年之后,村里一户人家女儿结婚,还到书局里去办婚礼。
“理农馆”与乡村文化经营的常态建设
受到碧山书局启发,我开始设想要多引入一些业态。2014年,村里找我,说还有一个老祠堂也快要倒塌了,希望我买下来。它也是荒废了好久,很乱的一个地方,村民都拿来放杂物,甚至还放寿材。这就是“理农馆”的前身。
“理农馆”的英文叫School of Tillers,先秦时代诸子百家里的农家学派,英文译名就是它。这个学派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叫做“贤者与民并耕而食”,我们把它做到咖啡杯上,还做了很多束口袋。
“理农馆”的功能包括一个展厅,平常做免费的讲座、展览。还包括一个咖啡馆和一个杂货铺,杂货铺里有格子铺,格子铺开放给所有村民,可以卖米,绿豆,或者是手工纳的鞋,每月结算一次,不收任何费用,还免费提供包装。二楼做了一个隔层,做成主题图书馆,每三个月书换一次,根据展览的主题来换书,提供免费的阅读资源。
以前我们做那些大型活动时动员村民有一定困难,但是开店帮他们卖农产品,卖他们手工艺品,他们就很踊跃了。很多村民来理农馆应征格子铺,理农馆变成他们特别爱来的一个空间。
理农馆每一个展览都是跟地方文化、跟农业、农村、农民有关。第一个展览做的是斯洛文尼亚摄影师Matja?Tan?i?的3D摄影展,这些照片拍的是黟县农民,所以当村民看见自己的照片被放得很大,而且要戴着3D眼镜看,都非常好奇和激动。
第二个展览叫“皖南记事”,艺术家刘传宏虚构了一个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游侠在皖南农村抗日打游击同时展开乡村调查的故事,画了一百二十多幅画,分成七八组,每组以徽州地区的一个县作为单位,黟县、歙县、绩溪等等。画的细节非常饱满,都是根据那些老物件画的,有乡村地理的研究,有当地老百姓的民生、食物结构的研究,非常有意思。他还拍了一个电影,在理农馆首映。
我们邀请英国的艺术家Sigrid Holmwood来跟村民分享南美洲植物,怎么样用植物做染料,染料如何用在布上,用在工艺上,这是跟种植和农艺有关的讲座。
通过“理农馆”这个平台我们做了很多产品,这些产品都是从农业文化层面引发出来的。我整理了很多中国农业典籍和关于农业的诗歌、诗句,让浙江设计师应永会专门给“理农馆”做了一套字。把神农说过的话印在拖鞋上,把“日长农有暇,悔不带经来”印到热水瓶上,把关于碧山的诗歌也做到热水瓶上去,毛巾上印的“力能胜贫”四字则是《齐民要术》里提取的。
我们还做了一系列的衣服叫“碧山服”,我觉得乌托邦里的人的精神面貌可以通过他们穿的衣服反映出来。正好意大利Polimoda时装学院邀请“碧山计划”去佛罗伦萨国家图书馆做一个回顾展览,让我做一个跟衣服有关的东西,我就把五年前的一些想法在2015年做出来了。
黟县纺织传统不够强大,就用了上海崇明岛老布和湖南浏阳夏布来做这十件衣服。每件衣服都起了名字,这些衣服不是为村民设计的,是为那些有兴趣从城市到农村来生活、工作的人设计的。我们邀请摄影师肖全拍了一组照片,虚构和演绎一对从城市里回到农村的年轻人,他们怎样在农村定居,并生儿育女的故事。
乡村建设的互联网+
碧山村很多村民都在上海、杭州、南京打工,空置房源很多。从2015年开始,我们在Airbnb注册了一个理农馆的账号,把村民的房源整理后,作为理农馆的研究者驻地放上去。Airbnb的结算要通过PayPal,那个工具对村民操作来讲还有点困难,我们就帮他们收款,定期跟他们结算,中间不收任何费用。
村里有个钱时安师傅,是个木工,院子特别漂亮,种了一百多种植物,他还会做盆景,搭了小桥流水,我们把他家挂在Airbnb上以后,每个晚上一间房两百块钱依然很受欢迎。
钱师傅把自己的家取名为靠山邸,英文名Hillside Garden。靠山邸火了之后其他村民也来要求托管房源,所以就有了另外一对夫妇和查阿姨家的房子,这是真正的民宿。我觉得民宿就应该是老百姓的房子,多余的房源拿出来跟大家分享,而不是用大资本到农村去把老房子改造成精致的酒店。
互联网工具给了农村很大的机会,以前你搞个农家乐,拿牌照消防过不去,特别麻烦,但是Airbnb直接拍个照片放上去就可以了。现在黟县针对这样一种趋势,也不要求老百姓的房子拿执照才可以接客,公安局只要求申办一个登记客人的电脑软件就可以了,也不要求消防许可了。我有不少朋友也在碧山村买了房子,修好之后却因为在城市里太忙了没时间住,我们也把它放到Airbnb上去。
理农馆开了之后,就变成了碧山的社区中心。村民们每天晚上吃完饭就会来理农馆看电影,还找我们点戏,要看五十年代的黄梅戏电影,看八十年代《红楼梦》电视剧等等,我们的志愿者经常要到网上去给他们下载这些影片。以前他们打麻将,现在则在理农馆看电影、看电视。
理农馆还有“淘与拍”这样的拍卖活动。我们挨家挨户地去看村民家里有些什么多余东西,他们觉得没有用的,就拿出来。我们给那些东西拍照片,在大屏幕上放映,举办活动的那一天每个村民都有五分钟介绍他们家的宝贝,由外来的游客来买他们这些东西。
我们还做很多读书活动,基本上都是读文言经典,第一次我们读班固的《白虎通义》中关于乡射礼的文本。今年我们读孟子《滕文公上》,这一篇讲到农村里的互助,井田制的起源,讲到农家学派,跟农村道德教化有很大关系。
理农馆慢慢变成了一个交流空间,有很多外国学校来研究碧山,“碧山计划”变成很多博士论文的题目。最早我想把我家变成一个公共空间,现在理农馆替代了它这个功能。
在做所有这些事情的过程中,我们都要靠群众力。在理农馆工作有一位叫杨燕的村民,找她来工作时,她很自卑,说她不识字,不敢来理农馆工作。我说没关系的,我们教你做咖啡,教你做简单的记账,她现在很有自信,在工作过程中很注意维护我,如果有人给咖啡挑毛病,她总是把责任包揽到自己身上,我感觉到她把我看成了自己人,是在同一个利益共同体里的,让我特别感动。
在“碧山计划”影响下很多年轻人来到碧山,汪程龙是碧山村人,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在北京做茶叶生意,在媒体上看见“碧山计划”报道之后就回到碧山,做了一个碧山青年公社,还有云门文化驻地。他还把碧山村民的黄梅戏剧团包下来了,收入一部分作为剧团成员的薪酬,一部分用来改善音响设备,并带剧团到外地演出,也获得了成功。
我们还设计了“碧山时分券”,一直没有投入使用。时分券怎么用?比如说工作一个小时就可以得到一小时的时分券,拿这个时分券可以到我们委员会下属同意使用时分券的地方,比如说餐馆,民宿,书店里,去换书,换一顿饭,换一晚上的住宿,实际就是劳动力的直接交换。还可以拿这个时分券到二手市场去换物资,通过这样方式把过剩的劳动力和剩余物资激活。上世纪九十年代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所在地绮色佳小镇,发行过社区货币,做得非常成功,运作了差不多十年。这对于经济体量有限的小地方,用以重新激活社区经济是很有效的。
多元交互与乡建场域的主体性
在农村这个场域里,应该是多元交互,不同主体共存的关系,这样才能够把不同的智慧力量和不同的资源充分调动起来。在过去的五年里我们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让不同主体都交互发生作用在一个农村场域,让每个人都能够发挥他的主体性。
有两个人是我们了解碧山的两把钥匙,汪寿昌先生和姚立兰先生。汪先生做过村委会主任,他对汪姓在碧山村的流变历史特别重视,花了大量精力来整理汪家族谱,考证碧山村史,是碧山村土生土长的本土历史学家。每天他都记录碧山发生的事情,谁家买了房子,哪年哪月做了什么活动都记得清清楚楚。像汪达之这个人物也是汪寿昌先生挖掘出来的。
姚立兰先生是退休小学老师,很热衷碧山村的发展,镇里给他送了一个相机,他每天拍照,用照片记录碧山村的日常生活,农耕,村里的各种大小事。他还整理黟县的方言、谚语、民谣。
现在汪寿昌先生在碧山书局上班,主要的工作就是讲村史。他的手绘能力很强,很早以前他就自发整理了碧山八景,并且画了出来,碧山书局做成了明信片,卖得很好,都出第三版了。他还画了一组这几年碧山出现的新事物,包括猪栏酒吧、碧山书局、理农馆这些新场馆,碧山书局又把这组手绘图做成明信片,也很畅销。这些画都是有版税的。可以说,我们的平台让村民的主体性得到了很好的绽放。
还有钱时安师傅,他承包了大概六十亩林地,一有空就到后山上去种树。他会到林子里边找那些长得奇怪的竹子,把它改成烟斗,要不就做成小孩的玩具,非常多才多艺。他会木工,我拜他为师学木工,理农馆也准备给他做一个展览。他为什么活得这么快乐?农民这个群体也是千差万别的,一个村里有特别干净的农户,也有特别乱的农户,有看《南方周末》的,也有看琼瑶小说的。我们打算和钱时安师傅一起搭建一个小建筑,这将作为我们今年要开始的“碧山村学”活动的一部分,我们打算给他开一个十人的木工班,让大家跟他学木工。
出版与传播:
文化的魅力是属于世界的
“碧山计划”的工作包括历史保护,农村公共生活的培育,有经济方面的活动,同时也做知识生产,知识生产就包括出版和传播。我们每做一个活动都有出版物配合。左靖出了《碧山》杂志,主持了黟县的百工调查,也出版成书,收集了九十多项黟县手工艺的田野调查结果,形成了一个数据库,它为我们将来下一步请设计师和艺术家跟村民合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资源。我在笔记本上画的那些草图也变成了一个在丹麦出版,同时使用中文、英文和丹麦文三种语言的书,是理农馆最畅销的一本书。3D摄影展也做了一本书,这个书是用传统家庭影集的形式做的,用环线装订,还附赠3D眼镜。
传播主要是靠微信公众号和微博,在Facebook上则有两个页面是用英文更新的。在做“碧山计划”过程中我们有很多离地展览,在广州做了第一个“碧山计划”的异地展览,接着在成都双年展做了一个碧山展览,还去了新西兰、奥地利、台湾、丹麦和意大利,这些展览把我们过去五年以来的工作文献用一个很详尽的方式向外展示,以激发大家产生到碧山去实地看一看的欲望。
永居才能保乡愁,经营方可谈经济
“永居才能保乡愁,经营方可谈经济”,用来总结我在碧山这几年最准确不过了。我把全家都搬到碧山,我的太太、妈妈、弟弟、侄子都来了。我在碧山经历了人生很重要的几个事件,我们整个家族每年都在碧山过年,我在碧山办了自己的婚礼,还生了一个碧山宝宝。
当你变成碧山村的村民时,这个地方就跟你的人生深深地发生了一种关系,你的情感,动力,都有了一个特别牢固的依托,这样的乡愁才是货真价实的。而农村真的要经营,不管是经济方面的工作,还是知识生产、传播,都要经营才会让它有可持续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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